对于一些本国也能生产的外国货物，政府采取了提高关税或绝对禁止的措施来限制其输入。这么以来，国内市场就多少可以由本国生产这些货物的产业独占。比如，如果英国禁止输入外国的活牲畜和腌制食品，那么国内的牧畜业者就可以独占国内的肉类市场。如果英国对输入的谷物征收高额关税，那么谷物生产者几乎也能独占国内的谷物市场。在一般年头对输入的谷物征收高额关税，实际上就等于禁止谷物输入。禁止输入外国毛织品也一样，这对国内的毛织品制造业非常有利。英国的丝绸制造业，以前所用的材料都是国外生产的，近年来也开始使用本国材料，所以也取得了相同的效益。麻布制造业也正在朝着这一目标大踏步前进着。英国许多其他种类的制造业，也同样取得了国内市场的独占权。有很多外国货物，都是英国绝对禁止输入，或是在某些条件下禁止输入的。如果一个人不熟悉关税法，他根本不可能轻易猜出哪些种类的货物是受英国的输入限制的。
这种限制输入的政策有利于享有独占权的各种产业，从而极大地鼓励了它们。这么以来，无疑会有较大一部分的劳动和资财会从其他用途上转移到这类产业上来。至于这种政策对全部产业的影响，却不那么明显。它对全部产业的作用，是不是促进并引导其向最有利的方向发展呢？我们不得而知。
社会的全部产业，绝对是和社会资本所能维持的限度保持一致的。任何一个踏实的生意人，都只能根据他的资本数量来决定要雇用多少工人；同理，社会一切成员所能雇用的工人数目，也一定由社会的全部资本所决定。无论采用何种商业条例，都不能使社会的产业量超过社会总资本所能维持的限度。商业条例的作用，只是使一部分产业从这一方向转到另一方向，它无法确定这种转变是不是更有利于社会。
每一个拥有资本的人，都在不断地为资本寻找最有利的用途。他的初衷，当然是获得自身利益，而不是为社会创造利益。但是，随着他对获得自身利益的深入研究，他必然会在主观和客观上都选择对社会最有利的用途。
第一，如果一个人把资本投在尽可能接近家乡的地方，可以取得大致等于普通利润的收益，他就会尽可能地投资。这样，他的资本就会尽可能地用在维持国内产业上。因此，如果利润差额不大，那么商人们自然首选从事国内贸易，然后才会选择从事消费品的国外贸易，最后才会选择从事运输贸易。
从事消费品的国外贸易的商人，往往不能亲自监视自己的资本。而从事国内贸易的商人就不同了，他不但可以亲自监视自己的资本动向，还能详细了解其代理人的品性和身份；即使他偶尔被骗，他也能轻易地取得赔偿，因为他清楚本国的相关法律。至于运输贸易的资本，则几乎都分散在外国，根本没有必要带回本国，商人也根本无法亲自监视和支配。以一个阿姆斯特丹商人为例，他先把哥尼斯堡哥尼斯堡，亦称为加里宁格勒，位于波罗的海海岸的俄罗斯海港城市，原为东普鲁士（普鲁士王国的省份之一）的首府（康德的家乡）。——译者注的谷物运到里斯本，再把里斯本的水果和葡萄酒运到哥尼斯堡，这时，他的资本就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投在哥尼斯堡，另一部分投在里斯本，而不必在阿姆斯特丹投下一分钱。至于他的住处，自然也应该在哥尼斯堡或是里斯本，非到发生某种特殊情况，他一般不会长期居住在阿姆斯特丹。不过，由于他长期不能亲自监视自己的资本，所以他往往会因为不放心，而把一些原本要在里斯本和哥尼斯堡两地流通的货物运到阿姆斯特丹去。即使他要为此花费装货、卸货的双重费用，还要支付税金和关税，他也会为了能够亲自监视和支配这些资本而在所不惜。正因为如此，那些大规模经营运输贸易的国家，才逐渐发展成了外国货物的中心市场，甚至是总市场。
第二次装货卸货，也需要花费一笔费用。商人为了减免这笔费用，总会设法将各国货物在本国直接出售，从而尽量将运输贸易转为消费品的国外贸易。从事消费品的国外贸易的商人也一样，只要他的利润不会受到多大影响，他也往往会在运送货物去国外出售之前，将其中一部分货物直接在国内卖掉，这样，他就可以避免承担消费品的国外贸易可能带来的风险和麻烦。如果可以的话，我甚至能这么说：一国个人资本的流通中心，往往都是本国，即使这些资本有时也会因为一些特殊原因而远离其流通中心。前面我已经说过，跟投在消费品的国外贸易上的资本相比，投在国内贸易上的等量资本更能推动国内产业的发展，也更有能力为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帮助居民增加收入；而同投在运输贸易上的资本相比，投在消费品的国外贸易上的等量资本也有上述优点。因此，当利润差额不大时，人人都更愿意将其资本投在国内产业上，以便为国内产业提供最大的援助，并尽量为本国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帮助居民增加收入。
第二，商人一旦把资本投在国内产业上，他一定会尽最大努力来经营那种产业，以便能够从中获得最大利润。劳动可以增加劳动对象或劳动原材料的价值，劳动者从中得到的利润大小，由生产物的价值决定。不过，既然商人的目的只是牟取利润，那么他自然会努力使生产物的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说，他会使生产物所能交换的货币或其他货物的量，尽量达到最大。
社会的年收入，总是等于全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甚至可以说，它们其实是同一个东西。所以，当商人们都尽力将其资本投在国内产业上，并通过细心管理来使生产物达到最高的交换价值时，社会的年收入自然会随之增加。商人们的初衷，的确不是增加公共利益。所以，就连他自己在客观上增加了公共利益，他也不知道。他所考虑的，只是自己的安全，所以他宁愿将资本投在国内产业上，也不支持国外产业。还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采取了可能使其生产物达到最高交换价值的管理方式。他在自身利益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之下，不分场合地为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而努力着。不过，虽然商人的行为不是出于本意，但也不能因此就说这一行为对社会有害。虽然商人的本意是追求自身利益，但他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却为社会带来了更多的利益。有些人虽说是为公众幸福才从事商业的，但我从未听说他们做了什么好事。幸好这种装腔作势的商人并不多见，所以我们也用不着理会他们。
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投资，才能使生产物的价值最大化呢？对于这个问题，每一个投资者都能做出很好的判断。这一点，甚至连政治家或立法者都做不到。这些资本的流向，也不是政策指导所能控制的，所以政府也根本不必为此而分散注意力。如果有哪个政治家企图控制资本的流向，那他无疑是自找苦吃。而且，他这么做是越权，这说明他不放心任何人，哪怕是委员会或是参议院，而只会荒唐地认为自己有能力限制资本的流向。这种人其实是最危险的。
一国通过限制输入外国货物的方式，使得本国工艺或制造业的生产物独占了国内市场。这种做法，其实是对私人如何运用自身资本的一种限制。不过，这种限制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还可能带来一些危害。因为，当国内市场的本国生产物和外国生产物同样低廉时，这种限制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而当本国生产物比外国生产物价格高昂时，这种限制一般是有害的。
每一个精明的家长都清楚，如果购买一件物品的代价小于他自己生产的代价，那么他是不会自己生产这件物品的。再打个比方，裁缝一般是不会想到要自己制作鞋子的，他宁愿从鞋匠那里购买。反过来也一样，鞋匠宁愿雇裁缝来做衣服，也不愿意自己做。至于农民，他可以雇用裁缝为其缝衣，雇用鞋匠为其制鞋。他们都会在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基础上，觉得应当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自己的职业上，这样他就能在这一职业上比邻人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并用自己的劳动生产物来购买自己需要的任何其他物品。
这种事情既然对私人有好处，对一国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如果某种外国商品比本国的同种商品便宜，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一部分优势商品去跟他们交换。既然一国的总劳动和维持它的产业资本，总是保持一定的比例，那么当产业资本用于商品流通时，总劳动绝对不会减少。这就跟工匠的劳动一样，虽然工匠没有为自己做工，但他的劳动并没有因此而减少，而是花在了更加有利的用途上。如果别人制造的某种商品，比自己生产的便宜，那么人们就没有必要再自己生产了，反而是向别人购买更加有利。如果劳动者一定要亲自生产自己所需的物品，而不去生产更有价值的商品，那么他的年产物的价值，必然会有所减少。现在，假设从外国购买这种商品的费用，比国内制造更加低廉，这时，如果政府不对输入加以限制，而是任由国内产业自由发展，那么商人们就会拿出一部分国内商品，去交换这种商品。而当政府对输入加以限制时，就会使一部分国内劳动用在不利的用途上，还会减少其年产物的交换价值，而这恰恰违背了立法者的意志。
当然，在限制输入的情况下，有些特定制造业确立的速度会比没有这种限制时更加迅猛，并能在一段时间之后，在国内以极其低廉的费用制造出特定商品。而社会劳动在这种限制的作用下，虽然可以更快速地流入较有利的用途，却不会增加劳动和收入的总额。决定社会劳动增加的因素，只有社会资本的增加；而社会资本的增加量，又是由逐渐节省的社会收入的量决定的。但是，限制输入会直接导致社会收入的减少，所以社会资本必定不可能迅速地增加。相反地，如果听任资本和劳动自由地流向最有利的用途，那么社会资本自然会迅速地增加。
如果没有限制输入，那么有些特定制造业就不能快速地确立。但是，这并不会造成社会资源的贫乏。无论社会处于任何一个发展阶段，其全部的资本和劳动也仍然可能流向当时最有利的用途，只是各个发展阶段所使用的对象不同罢了，其收入可能是资本所能提供的最大收入；并且资本与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是当时可能有的最大速度。
有时候，某国在生产某些特定商品时，占有了非常大的自然优势，以致其他国家都认为违背这种自然优势来行事是徒劳的。比如，虽然苏格兰通过装玻璃和设温室的办法来栽种葡萄，也能种出极好的葡萄，最终酿出极好的葡萄酒，但其为此而花费的费用，却至少是其直接从国外购买同等品质葡萄酒的30倍。诚然，苏格兰是有能力酿造出与波尔多的红葡萄酒有相同品质的红葡萄酒，但是，如果单纯地为了鼓励苏格兰这样酿造红葡萄酒，就禁止输入所有的外国葡萄酒，显然是极不合理的。即使苏格兰为亲自酿酒只增加1/30，甚至是1/300的资本和劳动，也同样是不合理的。一国比另一国所拥有的优越地位，到底是其先天固有的还是后天获得的，并不重要。在这一方面，只要甲国比乙国有优势，乙国就值得从甲国购买，而不必花费大量资本亲自制造。再比如，工匠的技艺都是后天获得的，但如果他们都用自己的产品来交换彼此的产品，就会比他们亲自制造更加有利。
如果一国限制输入，从而使得国内市场由国内工商业者独占，那么从中取得最大好处的就是商人和制造业者。比如，限制或禁止输入外国牲畜和腌制食品对本国畜牧者有利，对输入的谷物征收高额关税对本国农民有利。但是，这种利益跟商人和制造业者从同类限制中所得的利益相比，却很小。跟谷物和牲畜相比，制造品更适合进行消费品的国外贸易，尤其是精制造品。因此，贩卖制造品通常是国外贸易的主要业务。制造品只要能获得一点儿利益，就能使国内市场的外国商品的售价，低于国内产品的售价。但是，土地原产物要想走到这一步，就非得有极大的好处才行。如果政府允许自由输入外国制造品，就可能导致几种国内制造业受损甚至毁灭，使其大部分资本和劳动被迫转移，继续寻找其他更为有利的用途。
但是，即使政府允许自由输入土地原产物，本国农业也不会出现类似的大变化。比如牲畜，即使允许自由输入牲畜，英国的牧畜业也不会受到多大影响。因为，牲畜的供应量很稀少，所以其输入量自然较少，更何况，活牲畜的海运费用比陆运费用还要高。活牲畜是唯一一种海运费用高于陆运费用的商品。因为，陆运时，牲畜可以自己行走；但海运时，牲畜不但要被运输，还要消耗食料和饮料，不但麻烦而且要花费很多钱。相比之下，从爱尔兰运输牲畜到不列颠比较容易，因为两地的海运距离非常短。最近，不列颠对爱尔兰的牲畜输入采取了输入时期的限制，但是，即使政府永远不采取限制措施，不列颠牧畜者也不会遭受多大损失。爱尔兰有一部分牲畜位于不列颠与爱尔兰海的交界处。从爱尔兰输入牲畜，不但路途遥远、费用巨大，而且会遇到很多麻烦。因为，肥的牲畜不便远行，只有输入瘦的。由于需要一笔运费，所以瘦牲畜的价值就降低了，这对输入国畜牧者的影响，不但不是有害的，反而是有利的。倒是那些畜牧业繁荣的地方，会为此而遭受损失。自政府允许输入爱尔兰牲畜以来，不列颠并没有输入多少爱尔兰牲畜，而且瘦牲畜的售价仍旧很高。由此可见，即使是自由输入爱尔兰牲畜，不列颠那些畜牧业繁荣的地方似乎也不会遭受多大损失。据说，爱尔兰民众曾经强烈反对牲畜的输出。但是，如果牲畜输出者觉得输出牲畜的利益非常大，而且法律也支持他们，那么他们自然能够很容易地分解爱尔兰民众的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