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另一个玩伴贝拉，也就要是我们家的那只猎犬，又老又懒，喜欢在壁炉旁睡觉，而不太愿意同我玩耍。于是我努力教她我的“手势语言”，但是它总是反应迟钝，心不在焉。有时候，它也会兴奋得浑身颤抖，变得跃跃欲试，就像狗儿们将目标锁定在一只鸟身上时所做的那样。我并不知道贝拉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但是我知道她肯定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去做。这令我十分懊恼，因此，我的训练课总是以对贝拉一通乱捶作为结束。而贝拉会不以为然，爬起来伸伸懒腰，然后轻蔑地打一两个响鼻儿，再跑到壁炉的另一边就地一躺。为此，我觉得非常的无可奈何，只有放下贝拉，再回去找玛莎玩。
记得有一次，我在玩耍的时候一不小心把围裙弄湿了，于是，我把围裙铺在客厅的壁炉边烘烤。为了加快烘烤速度，我就让它离火源近了一些，结果正好碰到了余烬。围裙一下子烧着了，火苗围绕在我身边，甚至连我的衣服都被引燃了。我惊慌失措的吵闹惊动了我的老保姆维妮，她急忙跑过来救我，把一条毯子盖在我身上，我给憋得几近窒息。幸而火势不大，最后她把火给扑灭了，我除了双手和头发被烧了一下之外，并没有严重的烧伤。
也就在同一时期，我发现自己会使用钥匙了。一天清晨，母亲进储藏室拿东西，我就把她锁在了里面，母亲不停地敲打房门，但因为那时仆人们都出去干活了，所以根本没有人能给她开门，母亲被迫在里面待了三个小时。我能感觉到敲击房门的震动声，可我却坐在走廊的台阶上咯咯地笑。这类令人头疼的恶作剧使我的父母意识到，我必须尽快接受教育。
记得在莎立文老师到来后，我还找了一个机会把她锁在了自己房间里。当时母亲领我上楼去见莎立文老师，她想让我明白她要把我交给老师。可是没多久我就砰地一下把门关上，而且还上了锁。然后，我又把钥匙偷偷的藏在了走廊里的衣柜里，但家人并没有让我交出钥匙。我父亲只是搬了一把梯子，把莎立文老师从窗口接了出来。这出恶作剧让兴奋了好长时间。直到几个月之后我才把钥匙交给父亲。
五岁的时候，我们搬家了，从藤萝覆盖的小房子搬到了一个新盖的大房子里。同我们一块住的还有我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以及后来出生的小妹妹米尔德莱德。我最早而且印象最深的有关父亲的记忆，就是我摇摇晃晃地穿过一堆堆的报纸来到他身边，这时我就会发现他总是独自拿着一沓报纸摆在面前。我会感到极其迷惑，很想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也会模仿他的动作，甚至戴上了他的眼镜，因为我想眼镜或许能帮我解开未知的秘密。但是很多年之后，我依旧未解开这个秘密。直到后来我才了解到那些报纸的由来——我的父亲是做文字校对工作的。
我的父亲是很顾家的那种男人，除非到了狩猎的季节，否则他是很少离开我们的。他是一个出色的猎人，练得一手好枪法。除了在家庭之外，他最爱的是他的狗和猎枪。另外，他还是一个极其好客的人，这几乎成了他的一个性格弱点，他很少有不带客人回家的时候。他最引以为豪的地方就是我们家的大花园，据说，他培育的西瓜和草莓是全县最好的，我还记得他总是把最先成熟的葡萄给我吃，还为我精心挑选各类不同的浆果。他用温热的手充满慈爱拉着我在果树和藤萝之间漫步，他的积极乐观让我的童年时代温暖快乐。
父亲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在我掌握了语言以后，他常常会笨拙地在我手上拼写字词，并以此来讲述他的那些奇闻逸事。在“讲完”故事后，他会让我马上“复述”出来，当我“复述”出来之后，他会特别高兴。
1896年，这是我一生中最不能忘怀的一年，当时我住在北方，惬意地享受着夏日最后的时光，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了父亲的死讯。他死于一次突发疾病，经历了短暂的痛苦后，人就这么离去了。父亲的死亡使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悲痛欲绝，也使我第一次对死亡有了了解。
描述完父亲我又该如何来描述我的母亲呢？她离我是那么近，我那么爱她，对我而言，用语言来描述她甚至是近乎失礼的举动。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把我的小妹妹视做一个入侵者。当时，我知道我已经不再是母亲唯一的宝贝，我的心里充满了嫉妒。妹妹总是坐在母亲的膝盖上，那里本是我坐的位置，而现在却成了她的专属，她受到了所有人的关爱。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那件事使我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那时有一个洋娃娃被我成天抱在手里，我还给她起名叫南希。我有会说话的洋娃娃，也有会哭和会眨眼睛的洋娃娃，但是我从来都不会像爱我的破南希那样爱她们。但我对南希也不是一直都那么好，实际上很多时候，这个娃娃会变成我发脾气的牺牲品，所以，她总是一副破衣烂衫的样子。
南希有一个摇篮，我经常花一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把她放在摇篮里摇动。我是无比关切地守护着南希和她的摇篮的。但是有一次，我发现我的小妹妹安静地躺在摇篮里熟睡。现在只能做出这样的推测，那时根本就没有爱和亲情的纽带能束缚住我的愤怒。于是，我冲过去把摇篮翻了个个儿，要不是母亲上前抓住了她，妹妹也许会摔死，更清楚的说，也是会被我杀死。所以说，当我们行走在让我们深感孤独的幽谷之中，我们才会更加深刻的感受到充满关爱的言行以及友情所带给我们的感动。后来，当我重新恢复了人类友爱的本性后，我和米尔德莱德已经成长为彼此交心的姊妹。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辛险阻，我们都愿意拉着手面对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即便她不明白我的手语，我也不明白她那些充满童真童趣的语言。
燃起希望
我越来越长大，就越来越渴望向周遭的人表达自己的意愿，显然我使用的几个简单的手势已经远远不够用了，每当我无法表明自己的意图时，我就会气急败坏。我感到似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正在抓着我，而我则拼命地想挣脱束缚。我努力抗争事实上并不全是为了解决问题，更多的是想为我内心深处强烈的反抗精神寻找出路。我通常会哭闹不止，无论身心都很累很累。如果母亲碰巧在身边，我会悄悄地钻进她的怀里。我伤心至极，乃至于忘记了愤怒的原因。后来，这种坏情绪每天都爆发，甚至每小时都爆发。可见交流于我是多么的迫切。
我的父母因此深深的陷入了痛苦之中。当时，我们家附近没有任何一所盲人或聋哑学校，它们都坐落在很远的地方，而且，似乎也不会有任何人能跑到像图斯康比亚这种偏僻的地方，就为了教一个又聋又瞎的任性小孩。事实上，我的朋友和亲属们一度怀疑我真的能否接受教育。我母亲唯一的希望来自狄更斯的《美国札记》，她曾读过他写的萝拉·布里吉曼的故事，而且她隐约记得那个女孩子也是又聋又瞎，然而却接受了正规教育。不过她也感到希望渺茫，因为豪博士，也就是那个探索传授盲聋人知识的先驱，已经去世很多年了。而他的教育方法也许会随着他的去世而消亡，如果事实真的是这样，那么像我这样一个住在亚拉巴马偏远小镇的聋哑女孩怎么能受到教育呢？
在我六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听说在巴尔的摩有一个著名的眼科医生成功地医治过许多患有严重眼疾的病人。于是，我的父母决定带我去巴尔的摩碰碰运气。
我依然十分清晰的记着那是一次十分愉快的旅行。在火车上，我接触到许多不同的人，并与他们其中的绝大部分成了朋友。有位女士送给我一盒贝壳。我父亲在上面钻出孔洞，这样我就可以把贝壳串在一起，很长时间我都沉醉其中，乐此不疲。列车长也是个友善的人，当他在车厢里四处走动，为乘客检票打孔的时候，我常会抓着他的衣摆玩。他还让我玩他的打孔器，要知道打孔机对小孩子来说是一件多么神奇有趣的玩具啊。我会蜷缩在座位的一角里一连好几个小时在一片片纸板上打洞玩，玩的不亦说乎。
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一个大布娃娃。这是大布娃娃滑稽而奇怪，可能是因为缝制的时间过于仓促了吧，娃娃没有鼻子、嘴、耳朵和眼睛，凭借一个小孩子的想象力是无法拼凑出娃娃的整张脸孔的。我虽然全然不在乎娃娃头上的其他器官，但觉得眼睛还是应该有的，事实上，是娃娃眼睛的缺失深深触动了我。我固执地向大家指出我的发现，可是似乎没有一个人能够为娃娃添加一双眼睛。然而，由于我的灵机一动，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我翻下座位开始摸索，直到发现了姑妈的披肩，而披肩上面装饰着不少大珠子。我揪下来两颗珠子，示意姑妈帮我把它缝到娃娃身上。姑妈猜测我意思，她把我的手放在了她的眼睛上面，问我是不是这样，我使劲地点头。结果，珠子被姑妈缝到了恰当的位置，我高兴极了，拿着它一直摇晃，可是很快我就失去了对布娃娃的所有兴趣，又把它丢到一边了。这次旅途，是我保持不发脾气的最长时间，因为这期间遇到了太多的事，让我的头脑和手指忙于应付，所以我就“无暇东顾”了。
我们终于到达了巴尔的摩，见到了切斯霍尔姆医生，他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但是他并没有对我做任何治疗。他对父亲说，我现在更应该接受教育而不是做治疗，他建议父亲向华盛顿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进行咨询，因为贝尔博士可以告诉我们关于聋哑和盲童学校的师资情况。按照医生的建议，我们立刻前往华盛顿去见贝尔博士。我的父亲疑虑重重，感到前途未卜。而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痛苦，只是觉得在路途间的往来其乐无穷。当时贝尔博士已经功成名就，深受世人敬仰了。当他一看见我，就把我抱在他的膝盖上，虽然当时我只是个小孩子，但我立刻感受到了贝尔博士的善良以及他对我产生的强烈的同情心，我对他的怀表产生了兴趣，为了让我明白，他不停地敲打怀表。他理解我的手势，就凭这一点，我就立刻就喜欢上了他。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次会晤为我今后的人生打开了一扇门，一扇让我从黑暗走向光明的门，从孤独走向友爱、关心的神秘未知的门。
贝尔博士建议我父亲给波士顿帕金斯盲人学院的院长安纳诺斯先生写封信，他是豪博士伟大事业的继承人。希望安纳诺斯先生可以帮忙请一位能够教我的好老师。我的父亲立即写了信。几个星期后，安纳诺斯先生便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让我们放心，说已经为我们找到了一位老师。当时是1886年的夏天，来年三月莎立文老师就来了。
就这样，我走出埃及，站在了西奈山前。一股神圣的力量触摸着我的灵魂，它不但带给了我光明，还让我“看”到了许多奇迹。我似乎听到了那个来自圣山的声音：“知识就是博爱，就是光明，就是智慧。”
莎立文老师的到来
在我生命里，我的老师，安妮·曼斯菲尔德·莎立文来到我家的那天，是最让我刻骨铭心的。回想此前此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不得不感慨万千。我清晰的记得，那天是1887年3月3日，三个月后我就满七岁了。
那一天的下午，我站在门廊里，似乎冥冥中就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我看到房间里人们忙前忙后，母亲的打着各种忙乱的手势，而我安静走出房门在台阶上坐着。午后的阳光穿透门廊上茂密的金银花藤，暖暖地洒落在我仰起的脸上。我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游移在那些熟悉的叶片和花蕾之间，初生的枝蔓似乎也忙不迭地向南方的春日致意。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将会发生什么，这样懊恼和苦闷的感觉一连折磨了我好几个星期，深深的无助感包围着我。
你有没有梦到过浓雾笼罩的海面？一团白色的雾霭将你的视线彻底封闭起来，而你乘坐的那条大船，则毫无把握地摸索前行，它边走边用铅锤和探深绳寻找着靠岸的航道。那么你呢？就带着怦怦的心跳等待着未知事物的发生？在接受正式教育之前，我就像那艘漂荡在迷雾中的船，只是我没有指南针和探深绳，也无从知晓港口的远近。“光！给我光明！”这是发自我灵魂深处无言的呐喊，每时每刻我都在期盼自己能沐浴在爱的光明之中。
莎立文老师来了，我感觉到了她走近的脚步声，我伸出手，就像迎接母亲那样。有个人抓住了我的手，我被她紧紧地抱在怀中，她就是来向我揭示万事万物的人。但更为重要的是：她用爱紧紧包围住我。
次日早晨，莎立文老师领我来到了她的房间，还给了我一个布娃娃。这个娃娃很有纪念意义，是帕金斯盲人学院的一个名叫萝拉·布里吉曼小盲童送给莎立文老师的，她还给娃娃做了衣服穿，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娃娃的来历的。当时，我玩了一会儿手上的娃娃，莎立文老师则慢慢地在我手上拼写“doll”（娃娃）这个词。我立刻对这种手指游戏产生了兴趣，并且努力模仿。最终，我正确地拼写出了单词，我难以抑制我的快乐和自豪。后来，我跑到楼下母亲身旁，我举起手，然后在上面拼写出“doll”这个单词。当时，我并不知道我所拼写的是一个单词，我甚至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单词这种东西存在，我仅仅是调皮地用手指加以模仿而已。事实上，我是在和老师待了好几星期后，才知道原来每件东西都有一个名字。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懵懵懂懂的学会了很多单词，比如像“pin，bat，cup”（针、球棒、杯子）这样的名词，还有一些像“sit，stand，walk”（坐，站，走）这样的动词。
一天，我正在和我的新布娃娃玩，莎立文老师就把我从前的那个大破娃娃放在了我的膝盖上，她教我拼写“doll”，并试图让我了解，这两个娃娃都叫“doll”。
还有一次，我们在单词“mug”和“water”之间争得不可开交。莎立文老师向我解释“水杯”是“水杯”，“水”是“水”，两种是不同的东西，可我很固执，总是把两样东西混为一谈。莎立文老师感到十分的无奈，但她还是不厌其烦的从头开始教我。我对她翻来覆去的重复干法不耐烦了，于是我一把抓过新娃娃，把它猛地摔在地上。我感觉到了娃娃在我脚下四分五裂，只觉得心里十分痛快。既不悲伤，也不愧疚，我的情绪就那样爆发了，我不再爱那个娃娃了。显然，在我生活的寂静黑暗的世界里，是没有强烈的柔情和关爱的。我感觉到莎立文老师把娃娃的残肢扫到了壁炉旁边。我的不快消除了，感到了心满意足。后来，莎立文老师把帽子拿来给我戴上，我知道我要去外面晒太阳了，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欢欣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