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是个诗歌古国，也是个诗歌大国。
还在两千五六百年前的春秋中叶就诞生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保存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中所收集的作品，已经是相当成熟的作品了。还有没有更早的诗歌呢？清人沈德潜主编的《古诗源》中包含了一些散见于各种典籍中的诗歌。第一篇是《击壤歌》。据说这是尧帝时一位老人击壤时唱的歌。沈氏认为它是比较可靠的最早的一首歌。因而不少人认为它就是中国最古老的诗歌。其歌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比《击壤歌》稍晚一点的，还有几首，其中之一是《南风歌》，据说是舜帝所作。《孔子家语·辨乐解》、《新语·无为》、《史记·乐书》、《尸子》等史籍中，都有这个说法。其歌词为：“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就这两首诗的形式来说，已比较成熟。说它是最古老的诗，还值得怀疑。
《古诗源》里还有一首来自《吴越春秋》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宍”为古“肉”字）。这首歌被刘勰视为“二言之始”，称之为“黄歌”（《诗纪》注：“黄，黄帝也”）。
由于这是一首两字句的诗，更多的人（包括某些专家）认为它才是中国最古老的诗。就其形式来说，的确要比《击壤歌》和《南风歌》更早。
《吕氏春秋》中还记载了一首字数更少的诗，叫《涂山女歌》，又叫《候人歌》，只有四个字：“候人猗兮”。据说这是大禹的爱人所唱。由于它有实在意义的字只有两个：“候人”，“猗兮”是感叹词，所以不少人认为，它才是最古老的一首诗。
但是有关黄帝、尧、舜、禹等时代至今仍处于传说阶段，尚无可靠的考古证据。上述所提到的各种典籍，都是后人所写。所记之事，很多都还缺乏考古资料佐证。
要了解《诗经》以前的古歌，最好是从出土的文物中去找。就目前的资料看，专家们已在殷墟甲骨文中发现了一些更原始的诗歌。仅以作为著名电视片《甲骨百年》主题歌的两首歌词为例（《甲骨百年》是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会议时，安阳市创作拍摄的一部轰动中外的电视片）。
其一为被称为《今日雨》的卜辞，全文是：“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甲骨文合集》第12870片）译成现代语言是：“贞卜的时间是癸卯日，今天有雨吗？雨从西方来吗？雨从东方来吗？雨从北方来吗？雨从南方来吗？”
其二为被称为《四土受年》的卜辞，全文是：“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吉/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甲骨文合集》第36975片）译成现代语言是：“己巳这一天国王卜问，今年商获得大丰收吗？王占卜以后说，贞卜的结果看来很好。东土大丰收吗？卜兆的结果是好兆头；南土大丰收吗？卜兆的结果是好兆头；西土大丰收吗？卜兆的结果是好兆头；北土大丰收吗？卜兆的结果是好兆头。”这两片甲骨文，至今已有三千多年了，虽然都是占卜辞，但就其表现形式来看，已经可以称得上是“诗歌”了。
甲骨文之后，包含有古代诗歌的现存最早的典籍当属《周易》。《周易》是一部占卜书，是卦辞总汇。与甲骨文卜辞不同的是，卜辞中所含的诗歌是个别的，就上面所举两例来说，只是以诗歌体对占卜过程、内容、结果的记述。卦辞则包含大量的古代歌谣。据有关专家考译，《周易》的每一卦都包含着或者说引用了古歌谣。卦的吉凶祸福都是由对这些歌谣的解释而引申出来的。
《周易》的卦爻辞中，含有或引用有古老的诗歌或诗句，早已为人所注意，被挖掘出来的诗歌或诗句既有比较原始的二言诗、三言诗，也有接近于《诗经》的四言诗和杂言诗。诸如：“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贲》卦六四）“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归妹》上六）“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中孚》九五）特别是黄玉顺先生更在批判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现：《易经》筮辞中有用韵和不用韵两种情况，二者在性质上有显著的区别。凡用韵的地方，内容往往是关于叙事描写的，是一些生动具体的形象，并且往往采用类似民歌的一些手法，如排比、反复等；凡不用韵的地方，往往是关于吉凶祸福的断语，是一些笼统抽象的判断，并且反复使用一些大致相同的术语。古人称前者为“象”或“象辞”，称后者为“占”或“占辞”。这个发现令黄先生找到一把打开易经古歌宝库的钥匙。黄先生认为“古人标点有阙失，以至将引语和占辞混淆”。如果剔除占辞，就会发现隐含于其中的古诗。以《坤》卦为例。《坤》卦的全文是：“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初六：履霜，坚冰至。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六四：括囊，无咎无誉。六五：黄裳，元吉。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用六：利永贞。”
其“象辞”部分为：“履霜，至坚冰，直方，含章。括囊，黄裳。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这就是《坤》卦所引用的古歌，黄先生认为这是一首“游子之诗”。大意是：一路踏着秋霜，来到冰封之乡，那里的大地平直方正，充满着冰雪的明光。背着行囊，穿着黄裳。龙蛇在原野上撕咬，它们的鲜血流淌。不仅有诗的意境，韵律也比较协调。（用作韵脚的“霜”、“方”、“章”、“囊”、“裳”、“黄”，属古韵阳部，与蒸部“冰”谐韵）。经黄先生努力写成的《易经古歌考释》一书，揭示出《周易》的六十四卦中，“无不征引古歌”，“三百八十四条爻辞绝大部分都有古歌。”
《周易》成书时间在周初，其所引用的古歌民谣，产生的时间自然会更早。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早在三千多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已创作和积累了大量的古歌民谣。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底蕴，还在两千五六百年前的春秋中叶就诞生了《诗经》。《诗经》中所收集的作品，都是古诗民歌中的优秀之作。尤其是国风和小雅部分，更是华夏民族上古时代诗歌的精华。
两千三四百年前，处于长江流域的楚地又形成了一种有别于《诗经》的新诗体——楚辞，并且产生了中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诗经》和楚辞，是先秦时期中国诗歌的两支奇葩、两座高峰。以后的两千多年中。《诗经》与《楚辞》，一直作为文学典范而存在。直到今天“风雅”、“风骚”、“骚人”、“雅士”等，仍然负有诗文或诗人的含义。
二
中国的诗歌，不仅源极远，而且流更长。自先秦以来，经历了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几千年来，不仅一脉相承，连绵不断，而且与时俱进，长盛不衰。在这漫长的诗史长河中，究竟产生过多少作品，出现过多少诗人，恐怕没人能说得清。从体裁上看，既有诗，也有词、曲、联。
仅以诗词来说，光是一部《全唐诗》，就收录了2200余位诗人的48900余首诗作，而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的《全宋诗》所收录的诗作更高达20余万首，涉及的两宋诗人多达8900余位。
唐圭璋编的《全宋词》收录了两宋1330位词人的词作近两万首（加上后来的《全宋词补辑》约为词人1430余人，词作28600余首）。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全清词编纂研究室正在编辑的《全清词》共分“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宣”五卷，预计总字数在4000万字以上。仅已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顺康卷”，就已达810万字，词人达2105家之多，词作53400余篇。估计整个清代的词人应该超过万人。据说“顺康卷”及“补篇”仅占清词的五分之一。
仅此数例就可以想见一斑。看来，若论中国传世的古代诗词数量之大，只能用类似浩如烟海、灿若星河这样的词来形容了。
还应该说一下，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歌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戏剧和小说等，在市民社会兴起之后的明清时期，虽然广泛出现甚至繁荣起来，但诗歌的地位也少有动摇。元杂剧自不必说，它本身就属于元曲，而元曲和唐诗、宋词一起，被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三座高峰。明代的戏剧，如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牡丹亭》。清代的《长生殿》、《桃花扇》、《西厢记》等，同时也都是优秀的词曲作品。
至于小说，虽然与诗词曲不同，但中国古典小说历来有一个以诗词曲入小说的传统。据《“诗”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功能》的作者李万钧先生统计：《三国演义》的“诗”超过198首，《水浒传》超过576首，《西游记》破了记录，超过714首，《红楼梦》的诗较少，也有268首以上。笔者对《东周列国志》也作了个统计，全书含有诗歌约468首。这种情况，在短篇小说中也是一样。如“三言二拍”中，每一篇都有不少诗篇。本人粗略查了一下冯梦龙编著的《醒世恒言》，39卷短篇中，包含诗歌350多首，还有联语、谚语等230多处。
除此之外，绘画、书法、雕刻、园林等其他艺术形式也都与诗歌有密切的联系。这不仅表现在绘画要题诗，书法常写诗，篆刻、匾额、楹联也多以诗句为内容。更主要是这些艺术也都渗透着诗的精神。例如，我国的许多艺术追求的所谓神韵、意蕴、含蓄，强调言外之意、画外之音、象外之象、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形神兼备、情景交融、虚实结合等等。这些其实都属于意境范畴。意境是一种艺术境界。就我国来说，它是大多数艺术形式所追求的最高目标。由于意境理念最早是在绘画理论和诗学理论中孕育的，而在诗学中表达的比较充分，并且成为中国诗学中的一个核心理念。因此人们也常把这些称作“诗味”“韵味”。也有人说“雕塑是凝固的诗，音乐是流淌的诗，绘画是律动的诗，书法是奔腾的诗，甚至哲学，其本质也是充满了灵性的、真理的、智慧的诗。”（杨吉成《诗性的中华文化》）
三
说中国是诗的国度，还不能不说到中国人对诗的重视程度。
从古以来，一直到晚清末年，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诗歌教育。把诗歌教育作为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巩固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自成书之后，就被视为教育的主要教材。特别是西汉“独尊儒术”以后，《诗经》竟被列为儒家经典之首。自唐伊始更把诗歌作为选拔人才的一项重要内容，诗赋被列为科考的重要科目；于是学诗、讲诗、作诗也就成为各类学校的必修课。选为诗歌教材的不但有儒家经典《诗经》，而且还根据某种需要编选了各类诗歌选集、全集、总集之类。就是蒙学教育阶段（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也专门为学童学习诗歌和进行文化伦理教育而编选了诗歌读本。其中，《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是古代最著名的蒙学诗歌教育读本。为了配合诗歌教学，还编写了《训蒙骈句》《龙文鞭影》《笠翁对韵》《声律启蒙》等有关属对、声律、用典的教材。即使是识字读本，常识读本也多是以诗歌形式来编写的，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
学生学习的程序一般是识字、写字、读书、写作训练。写作训练的一般程序是：属对（对对子）——作诗——作文。
在这种环境熏陶下，那时候文人都能写诗，即使是只上过几年学的人，能写几句诗也是很平常的事。
对于没有机会上学的广大劳动群众，虽然被拒之正统诗歌教育之外，却也能从广泛流传的民间歌谣中接受另一种形态的诗歌教育。民间歌谣，包括民歌、民谣、童谣、谚语、格言等。
以上各点都足以说明，诗歌在我国文化中的地位，难怪有人说，中国的文化是诗性文化，中华民族是诗性民族。
传统诗词是汉语文化特有的瑰宝
传统的中华诗词是一种极具民族特色堪称国粹的文学形式。其民族特色有哪些呢？本人认为最主要的是它具有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艺术境界和独特的建构形式。前者主要是指它的意境性。它体现诗歌的内在美。后者主要包括句式、韵律和对偶。它体现诗歌的外在美。这两个特点都与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工具——汉语有关。本文主要讲汉语对传统诗词的决定作用。
一
所谓诗歌中的意境是个既具有清晰性又具有模糊性的范畴，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是意与境、情与景、人与物的统一，简单说就是情景交融。当然这不是意境的全部，但却是意境的基础。这里的景泛指作品所描述的客观事物，这里的情泛指渗透在作品中的作者的主观情思。纯客观的描述或纯主观的阐述，都不能算有意境。我国的诗论家很重视诗词中的意境如何，多把它作为评价诗词艺术性的重要标准。
从语言角度来说，意境与汉语的思维形式密切相关。汉语的思维是具象的、意象组合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意象思维。以汉语的记录工具汉字来说，基本上都是以象表意的。它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意象组合的过程。例如，在甲骨文里，用一个侧面人形表示“人”；用一个有手有脚的正面人形表示“大”（取意于天大地大人亦大）；在一个正面人形上加划一条横线代表人头，表示颠、人之顶（天字最初的本义，后引申为天空）；人字加个“木”字象征人在树下休息，从而生成“休”的本义。“人”旁加个“犬”字成“伏”，隐喻人如狗那样匍匐着。“人”加“戈”为“伐”，以人持武器，象征杀伐。又如“木”用一棵树的形象表示，“林”用两棵树的形象来表示，“木”下部加一划成“本”，表示根，上面加一划成“末”，象征树的末梢。“木”字加个“公”字就是松树，加个“百”字就是柏树…。再如，“羊”在甲骨文中作羊头形，本义指动物羊，羊能给人带来幸福、吉祥，故“祥”的古字也是“羊”，给“羊”填“食”就是“养”（養），“羊”“大”为“美”。“春”原作“萅”或“芚”，“屯”既作声旁又象征草（木）破土而出，表示春天。“秋”字在甲骨文中是一只蟋蟀的形象，大概是因为蟋蟀是秋天常见的昆虫，其声又似“秋”，所以用它代表秋天。“秋”字下面加个“心”字就是“愁”。如此等等。
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通过类比、象征、隐喻等手段，或象形，或指事，或会意，或形声，创造了一个个的汉字。每个汉字都是一个象的符号，而又表示某种意义，都是意和象的结合。这种表意的符号其实也是词。这样的词也可称之为“意象”，是意象的初级阶段。这种造字的思维方式导演了汉语汉字的发展，而汉语汉字的发展，也促进了这种思维的发展。其结果是在语言和思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大量带有更主观色彩的意象。诸如：金秋、素秋、残秋、寒秋、悲风、长风、腥风、和风、疾风、罡风、歪风……等等。诗人们就是使用并且不断利用这样的意象，创造诗句，把自己的主观情思和客观的景物融合在一起，构成意境绝妙的诗篇。
二
如果说传统诗词的意境方面与汉语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那么传统诗词的建构形式则完全是由汉语和汉字的特点决定的。
传统诗词的建构形式有哪些特点呢？
从句式看，传统诗词大体可分为整齐式和参差式两类。属于整齐式的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以五、七言为最，尤其是近体诗，则更是五七言的一统天下。近体诗不光要求句有定字，而且要求体有定句。四句为绝，八句为律，超过八句的称排律。属于参差式的词、曲，虽然以长短句为主，但对各句字数的要求，也有严格的规定，可以说是参差中的整齐。
在韵律上，传统诗词强调音乐美，讲究节奏和旋律，因而都押韵，也注意平仄。特别是近体诗，对韵律更有严格的规定。这样的诗词，读起来轻重缓急相间，长短有致，抑扬顿挫，韵调谐和，从而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性，也能使人感受到音乐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