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夫妇的新居也是一幢小型的老式住宅。通过前门可以直接到达起居室，后面是一间厨房。走上半弧形的楼梯，二楼是一个主卧室。通过楼梯上到三楼，那里还有两间小房间。他们没有多少家具，一张大大的餐桌占据了起居室不少空间。室内墙面刷着比较柔和的涂料，四周摆满了放着书和唱片的书架，书架上面的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画，那些画色彩明亮，十分引人注目。这幢房子的天花板比较低，尤其是刚进门的地方更低，个子高的客人低头弯腰才能进来。
霍金夫妇总是那么热情好客，一到周末，家里挤满了来吃午饭或晚饭的朋友，大家聚在一起，或谈或笑，十分开心。当然，他们谈着谈着就谈到了学术问题上来，似乎只有大谈一番学术问题他们才能真正过瘾。布兰登·卡特回忆说，小圣玛丽巷的霍金夫妇家，是一个非常令人愉快和难忘的地方，朋友们聚在一起，一起准备饭菜，一起吃饭，一起涮洗餐具，同时还欣赏着瓦格纳或马勒的乐曲。
那时，虽然霍金夫妇的日子过得很艰辛，霍金的身体状况也很糟糕，但他们生活得十分愉快，他们的精神十分乐观。充实的精神生活使他们似乎暂时忘记了眼前的困难，特别是许多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感觉到了朋友的温暖和帮助，感到很快乐。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霍金在黑洞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965年12月，在美国迈阿密举行一次关于相对论的研讨会，霍金被会议邀请去作报告。珍妮虽然要准备迎接她大学的最后一次考试，但目前正值韦斯特菲尔德学院的圣诞节假期，她决定和丈夫一起到美国。
霍金夫妇一起来到美国迈阿密。在会议将要进行的时候，霍金遇到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他发现他的发音越来越含糊不清，担心与会者听不懂他的报告。他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霍金的发音十分吃力、难懂，只有与他十分熟悉的人才能听懂他的话。这时，恰好碰到了他们的一位老朋友乔治·埃利斯，他那时正在美国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搞研究，这次也顺便来迈阿密参加会议。经过大家商量，一致决定由埃利斯来代替霍金作报告。这个决定是非常明智的。由埃利斯代替霍金所作的报告非常成功，他表达清晰，又十分了解霍金的观点，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评价。23岁的霍金刚刚取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奇点理论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科学家的认可。这是霍金事业上的一次巨大成功，也是他崭露头角的一次难得的机遇。
在美国迈阿密，霍金夫妇住在一个大饭店里，那个饭店拥有一片大海滩。那次会议一共开了3天，其中有一个下午休会，让与会者自由活动，霍金夫妇与乔治·埃利斯及他的新婚妻子一起到海滩去散步。傍晚时分，夕阳如火，海滩的景色非常壮观，他们一行四人流连忘返，等他们想到回去的时候，海滩的大门已经落锁了。这下他们着了急，到处寻找出口。后来他们发现，回到饭店的惟一通道是经过饭店厨房的一个窗户，可是他们犯愁的是如何能让霍金通过这窗户回到饭店。
他们想方设法地使霍金上到窗户上去，有的在上边拉，有的在下边托，那样子看上去很滑稽，引起了几个西班牙裔清洁工的驻足观望。这些清洁工看到有几个人把一个古怪的人往里托，心里直犯嘀咕。值得庆幸的是，珍妮是学习现代语言的，她的西班牙语很好，她看到引起了这些清洁工的猜疑，就上前用流利的西班牙语向他们作了解释。这些清洁工们闹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之后，显得特别热情，与珍妮等一块儿帮着霍金穿过了窗户，并带他们回到了房间。
在美国期间，霍金夫妇又受到乔治·埃利斯的邀请，到美国的得克萨斯州去观光，他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他们前一段时间一直非常劳累，霍金和埃利斯忙着搞研究，珍妮除了要完成学业之外，还需要照顾霍金。现在，他们可以放松一下了。他们坐着埃利斯家的车进行长途旅行，欣赏着得克萨斯州那山峦起伏的美丽景色；他们到沙漠的酒吧里喝冰镇啤酒，也去逛奥斯汀的大型购物商场，在那里游览和购物。
霍金夫妇在美国度过了愉快的一段时间后，又要回到英国去了。他们一到剑桥，好像又从梦境世界回到了现实的王国。珍妮马上就要开学，她每周仍得穿梭于伦敦和剑桥之间，霍金又得继续他那高度抽象的理论物理学。
1966年夏天，珍妮终于完成了她的学业，拿到了大学毕业证书。这对于珍妮来说是来之不易的。因为珍妮与霍金结婚后，她每个周末和假日都要来到剑桥，既要照料霍金的生活，还要帮霍金打字和做其他工作。她能够完成学业也需要勇气和毅力。现在，她可以告别那种穿梭流动的生活，整个星期都与自己的丈夫生活在一起了。
恰在此时，霍金的病情开始恶化。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的特点是病情的发展很不规则，患者在一段时间内比较稳定，维持几年后，可能会突然恶化，随后病情又稳定下来。霍金这次病情的恶化使他用一般的拐杖已经无济于事了，只得改用丁字拐杖。斯蒂芬的父亲弗兰克这次也沉不住气了，他对那些医学专家们关于霍金病情的意见很不以为然，他决定亲自为斯蒂芬治疗。他这些年来对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作了大量的研究，为斯蒂芬配了一方药，其中包括各种类固醇和各种维生素。斯蒂芬一直服用着他父亲为他开出的这种药，这也许是斯蒂芬比别的这种病的患者幸运的原因，他没有像有些医生预料的那样不久便死去，而是在这次恶化之后又稳定下来。
在霍金夫妇的小圣玛丽巷的住处，霍金越来越感觉出行为不便所造成的困难，他经常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走上那盘旋的楼梯到达二楼的卧室。来访问霍金夫妇的朋友们发现霍金的病情恶化得不轻，当他们看到霍金艰难地上楼的样子，他们实在有些为他担忧。他的一位朋友后来回忆说，我看到霍金从楼下缓慢地走到他二楼的卧室，足足地花了一刻钟的时间，这使我感到很吃惊。而霍金的性格又比较倔强，他拒绝别人在这种场合下帮助他，因为他把这种帮助看作是人们把他当作不正常的人看待。珍妮和他的朋友们都尽量地尊重霍金的意愿，让他自己照顾自己。可是，有时他们又是那样不忍心地看着霍金艰难地行走，忍不住要去帮他一把。这时，往往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引起霍金的误解和拒绝。当然，霍金的这种倔强和固执也容易被别人误解为傲慢和故意作对。珍妮认为，他的这种倔强和固执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也是他有决心、有毅力的表现，霍金之所以能够坚持下去并取得成功，恐怕也与他的这种个性不无联系。
尽管霍金的病情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地步，但他这时候却变得越来越坚强了，不像头几年刚患上病时那样悲观。这也许是珍妮姑娘与他在一起的缘故，也许是他这几年在理论物理学领域的成就斐然、崭露头角的原因。现在，他不再因自己的身体状况而消沉了，甚至有时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全身心地沉浸在理论物理学的研究之中。他对研究工作相当投入，宇宙的本质和起源问题占据了他的整个头脑，他对别人说他现在正着迷于宇宙游戏，无暇考虑自己的健康问题。有一次，有人问他是否为他的健康问题而感到沮丧时，他回答道：“我努力做我愿意做的事情，尽量地不去想那令人烦恼的健康问题，这使我有一种成就感。”霍金的发音越来越含糊，肌肉也在不断地萎缩，但他的朋友们在同他交往中感到了他的乐观态度和奔放、热情的个性。
珍妮和斯蒂芬结婚的第三年，即1967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这是一个男孩，霍金夫妇给他取了个好听的名字：罗伯特。霍金当初被诊断患上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时，有的医生预计他只能活两年，但是，现在四年过去了，霍金不仅活着，而且还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生活能力和活动能力，而眼下又成了父亲。珍妮后来回忆说：“显然，斯蒂芬又有了新的动力，他要对这刚来到人世间的小生命负责。”这个小生命的出世意义重大，他给霍金夫妇带来了欢乐和愉悦，也为他们的婚姻注入了活力。与此同时，霍金在理论物理学领域的声望越来越高，他的事业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不能不使他更加充满必胜的信心和生活的勇气。
然而，对于珍妮来说，孩子的降临不光给她带来了喜悦，同时也带来了忧愁。她这时常常忙得喘不过气来，除了操持家务、照顾霍金以外，现在她还要哺育孩子，比过去要付出更多。珍妮说：“我与霍金结婚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自己以后不可能再有职业，我们的家只能容纳一个职业，那就是斯蒂芬的职业。结婚的头几年，我发现生活远比我想像得要艰难，有时也十分令人沮丧。我常常感到自己像是家里的仆人一样，而斯蒂芬则不断地获得各种各样闪闪发亮的奖牌。”珍妮的内心世界充满了矛盾，她也需要有人体贴和照顾，她多么渴望能从丈夫那里得到帮助，但是，她却不能像其他妻子那样得到丈夫的帮助。由于她本来就没有抱这种幻想，她从与斯蒂芬一结婚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所以眼下的现实也没有给她带来过多的困扰。尽管如此，她一想起自己所作出的牺牲和代价，心里还是有些不平衡。这为霍金夫妇之间矛盾的爆发埋下了导火索。
霍金夫妇在小圣玛丽巷那幢房子里住了一段时间，觉得这房子对他们来说还挺好，地方比较幽静，离霍金的工作单位也不远，所以就决定买下这幢房子。为此，霍金又得到凯斯学院的财务总管那里去申请抵押贷款。霍金一向挺怵财务总管，几次不愉快的交往已使霍金感到他很难说话，但为了早日买下房子，霍金还是硬着头皮去与他交涉。这次霍金的请求又被院方拒绝了，理由是这样的投资不可靠。霍金夫妇本来也没对学院的贷款抱多大希望，他们的请求被院方拒绝，也是有心理准备的。他们接着又到建房协会去申请抵押贷款，这次他们很顺利地就被批准了。斯蒂芬的父母也没有坐视不管，他们出钱为斯蒂芬和珍妮装修房子。还有斯蒂芬的那些老朋友，什么事也少不了他们，他们热情地来帮助糊墙纸和油漆房子。
尽管小圣玛丽巷的那幢房子不大，但霍金夫妇还是比较满意的。经过一番装修，它显得还挺雅致。他们在这里一住就是好多年，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霍金一家人口的增多，他们才感觉到这房子对他们来说是小了些，才有了换房子的打算。就眼前来说，霍金夫妇还找不到一处房子像这幢房子那样适合他们的心愿。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一个家，有了一个舒适安定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