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同乡苏先生，我还是来京时见过一回，半年来不曾再见。我不曾能和他谈韦君；我也不曾和别人谈韦君，除了钱子泉先生。钱先生有一日告诉我，说韦君总想转到我班上；钱先生又说：“他知道不能转时，也很安心的用功了，笔记做得很详细的。”我说，自然还是在钱先生班上好。以后这件事还谈起一两次。直到三月十九日早有人误报了韦君的死信；钱先生站在我屋外的台阶上惋惜地说：“他寒假中来和我谈。我因他常是忧郁的样子，便问他为何这样；是为了我么？他说：‘不是，你先生很好的；我是因家境不宽，老是愁烦着。’他说他家里还有一个年老的父亲和未成年的弟弟；他说他弟弟因为家中无钱，已失学了。他又说他历年在外读书的钱，一小半是自己休了学去做教员弄来的，一大半是向人告贷来的。他又说，下半年的学费还没有着落呢。”但他却不愿平白地受人家的钱；我们只看他给大学部学生会起草的请改奖金制为借贷制与工读制的信，便知道他年纪虽轻，做人却有骨气的。
--朱自清《哀韦杰三君》
风潮结束了，我到杭州教书。那边学校当局要我约圣陶去。圣陶来信说：“我们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这是冬天。”他来了，教我上车站去接。我知道他到了车站这一类地方，是会觉得寂寞的。他的家实在太好了，他的衣着，一向都是家里管。我常想，他好像一个小孩子；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离不开家里人。必须离开家里人时，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着；孤独在他简直是有些可怕的。所以他到校时，本来是独住一屋的，却愿意将那间屋做我们两人的卧室，而将我那间做书室。这样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乐意，我们不时到西湖边去；有时下湖，有时只喝喝酒。在校时各据一桌，我只预备功课，他却老是写小说和童话。初到时，学校当局来看过他。第二天，我问他，“要不要去看看他们？”他皱眉道：“一定要去么？等一天吧。”后来始终没有去。他是最反对形式主义的。
--朱自清《我所见的叶圣陶》
水波上无意中飘游的浮萍，逢到零落的花瓣，刹那间聚了，刹那间散了，本不必感离情的凄惘；况且我们在这空虚无一物可取的人间，曾于最短时间内，展开了心幕，当春残花落，星烂月明的时候，我们手相携，头相依，在天涯一角，同声低诉着自己的命运而凄楚呢！只有我们听懂孤雁的哀鸣；只有我们听懂夜莺的悲歌，也只有你了解我，我知道你。
自从你由学校辞职，来到我这里后，才能在夜深联床，低语往事中，了解了你在世界上的可冷和空虚。原来你纵有明媚的故乡，不能归去，虽有完满的家庭，也不能驻栖；此后萍踪浪迹，漂泊何处，小苹！我为你感到了地球之冷酷。
你窈窕的倩影，虽像晚霞一样，渐渐模糊地隐退了，但是使我想着的，依然不能忘掉；使我感着永久隐痛的，更是因你走后，才感到深沉。记得你来我处那天，搬进你那简单的行装，随后你向我惨惨地一笑！说：“波微！此后我向哪里去呢？”就是那天夜里，我由梦中醒来，依稀听到你在啜泣，我问你时，你硬赖我是做梦。
--石评梅《小苹》
抬头看钟正指到八点半。忽然听见沉重的履声和说话声，我惊奇地喊女仆。她推门进来，后边还跟着一个男子，我生气的责骂她，是谁为何不通知就便引进来。她笑着说是“天辛先生”，我站起来细看，真是他，不过他是化装了，简直认不出是谁。我问他为什么装这样子，而且这时候狂风暴雨中跑来。他只苦笑着不理我。
半天他才告我杏坛已捕去了数人，他的住处现尚有游警队在等候着他。今夜是他冒了大险特别化装来告别我，今晚十一时他即乘火车逃逸。我病中骤然听见这消息，自然觉得突兀，而且这样狂风暴雨之夜，又来了这样奇异的来客。当时我心里很战栗恐怖，我的脸变成了苍白！他见我这样，竟强作出镇静的微笑，劝我不要怕，没要紧，他就是被捕去坐牢狱他也是不怕的，假如他怕就不做这项事业。
他要我珍重保养初痊的病体，并把我吃的西药的药单留给我自己去配。他又告我这次想乘机回家看看母亲，并解决他本身的纠葛。他的心很苦，他屡次想说点要令我了解他的话，但他总因我的冷淡而中止。他只是低了头叹气，我只是低了头咽泪，狂风暴雨中我和他是死一样的沉寂。
--石评梅《狂风暴雨之夜》
现在夜已深了，你的灵前大概也绿灯惨惨，阴气沉沉的静寂无人，这是你的尸骸在女师大最后一夜的停留了，你安静的睡吧！不要再听了她们的哭声而伤心！明天她们送灵到善果寺时，我不去执绋了，我怕那悲凉的军乐，我怕那荒郊外的古刹，我更怕街市上，灰尘中，那些蠕动的东西。他们比什么都蠢，他们比什么都可怜，他们比什么都残忍，他们整个都充满了奴气。当你的棺材，你的血衣，经过他们面前，触人他们眼帘时，他们一面瞧着热闹，一面悄悄地低声咒骂你“活该”！他们说：
“本来女学生起什么哄，请什么愿，亡国有什么相干？”
虽然我们不要求人们的同情，不过这些寒心冷骨的话，我终于不敢听，不敢闻。自你死后，自这大屠杀闭幕后，我早已失丢了，吓跑了，自己终于不知道竟究去了哪里？
和珍！你明天出了校门走到石驸马大街时，你记的不要回头。假如回头，一定不忍离开你自己纤手铁肩，惨淡缔造的女师大；假如回头，一定不忍舍弃同患难，同甘苦的偕行诸友；假如回头，你更何忍看见你亲爱的方其道，他是万分懊丧，万分惆怅，低头洒泪在你的棺后随着！你一直向前去吧，披着你的散发，滴着你的鲜血，忍痛离开这充满残杀，充满恐怖，
充满豺狼的人间吧！
--石评梅《痛哭和珍》
注释：刘和珍（1904--1926），女，原籍徽州歙县，生于江西南昌。先后就读于南昌女子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带领同学们向封建势力、反动军阀宣战，是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1926年在三？一八惨案中遇害，年仅22岁，着名文学家鲁迅先生为此事写了着名文章《纪念刘和珍君》。
有时候许先生一面和我们谈论着，一面检查着房中所有的花草。看一看叶子是不是黄了？该剪掉的剪掉；该洒水的洒水，因为不停地动作是她的习惯。有时候就检查着这“万年青”，有时候就谈鲁迅先生，就在他的照像前面谈着，但那感觉，却像谈着古人那么悠远了。
至于那花瓶呢？站在墓地的青草上面去了，而且瓶底已经丢失失了也就让它空空地站在墓边。我所看到的是从春天一直站到秋天站到邻旁墓头的石榴树开了花而后结成了石榴。
从开炮以后，只有许先生绕道去过一次，别人就没有去过。当然那墓草是长得很高了，而且荒了，还说什么花瓶，恐怕鲁迅先生的瓷半身像也要被荒了的草埋没到他的胸口。
我们在这边，只能写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而谁去努力剪齐墓上的荒草？我们是越去越远了，但无论多么远，那荒草是总要记在心上的。
--萧红《鲁迅先生记》
那天下午要赴一个筵会去，我要许先生给我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先生拿了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经我和许先生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美，把那桃红色的，许先生举起来放在我的头发上，并且许先生很开心地说着：
“好看吧！多漂亮！”
我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顽皮地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我们。鲁迅先生这一看，脸是严肃的，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着我们这边看着。
“不要那样装饰她……”
许先生有点窘了。
我也安静下来。
鲁迅先生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但常常好用这种眼光看人，许先生常跟我讲。
她在女师大读书时，周先生在课堂上，一生气就用眼睛往下一掠，看着他们，这种眼光是鲁迅先生在记范爱农先生的文字曾自己述说过，而谁曾接触过这种眼光的人就会感到一个时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
我看到有一张报纸上的标题是鲁迅的“倔”。这个偬字，我翻了字典，在我们中国的字典上没有这个字。而文章上的句子里，“逝世，逝世”这字样有过好几个，到底是谁逝世了呢？因为是日文报纸看不懂之故。
第二天早晨，我又在那个饭馆里在什么报的文艺篇幅上看到了“逝世，逝世”，再看下去，就看到“损失”或“殒星”之类。这回，我难过了，我的饭吃了一半，我就回家了。一走上楼，那空虚的心脏，像铃子似的闹着，而前房里的老太婆在打扫着窗棂和席子的噼啪声，好像在打着我的衣裳那么使我感到沉重。在我看来，虽是早晨，窗外的太阳好像正午一样大了。
我赶快乘了电车，去看。我在东京的时候，朋友和熟人，只有他。车子向着东中野市郊开去，车上本不拥挤，但我是站着。“逝世，逝世”，逝世的就是鲁迅？路上看了不少的山、树和人家，它们却是那么平安、温暖和愉快！我的脸几乎是贴在玻璃上，为的是躲避车上的烦扰，但又谁知道，那从玻璃吸收来的车轮声和机械声，会疑心这车子是从山崖上滚下来了。
--萧红《在东京》
以后我们来往多了，相识深了，深觉得光祈很有他的独立的性品，很可做一番事业。我到欧洲后，彼此不在一处，也未多通信。起初是在郭子杰兄处，常常看到他的信，觉得他求学的志趣着实高人一筹，就是专选难办的做。后来我到德国，因为不住在一起，不常见面。有一次见到，比以前更寡言笑。我心中觉得这是学问的修养进步后之象征，却也自己惭愧，我老是以前那个浮躁样子。我回国后，就不曾听到他的消息了。上月的一天，看《大公报》，忽然看到他的讣告，心中在吃一惊。接着想了又想，难过得很。这样苦学的志士就此完结一生吗？听说他是一介不取的人，留学这些年从不曾受公家私人任何津贴，全以劳务换面包。死便死在劳力过多、面包不够上。这是中世纪修道士最光荣的死法，也是个不取不欺的公民最光荣的死法。因此想到那些时髦的留学生，在外国专谋官费潮，以为日夜浮荡之资，回来蝇营狗苟，求田问舍，为什么不先死这些人呢？国家要是多有了这样的人，自然有了民族的“礼义廉耻”，不待标语和宣传，可陪他是死了？在留学生中，谁还是使“顽夫廉，懦夫有立志”的人呢？
--傅斯年《追忆王光祈先生》
注释：王光祈（1891--1936），字润玙，笔名若愚，属龙，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人。1919年7月1日，他与李大钊等人经过将近一年筹办的“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王光祈任该会执行部主任，毛泽东、赵世炎、张闻天、恽代英等人都是他先后推荐加入该会的。毛泽东在北京时，还和王光析经常来往。
1920年，王光祈赴德国留学，研习政治经济。1923年改学音乐。1927年入柏林大学学习音乐学，长达7个学期。1932年任波恩大学中国文艺讲师。1934年以《论中国古典歌剧》一文，荣获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第一位在西方获得荣誉的音乐学家。1936年1月12日，王光析因积劳成疾，突患脑溢血卒于波恩，时年44岁。
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起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约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这话在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
--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