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总以为外面的世界很宽、很大，而不知内心的世界更大、更宽。
人生的长度是有限的，你我都不能拓展生命的长度，那我们只能增加生命的宽度。活得精彩，活得有意义就是增加了生命的宽度。
所以我们都要努力地活，认真地活，活好我们的每一天。你的人生你掌控，你的人生你做主，你的人生你负责。做好自己人生的主人，做自己命运的掌舵者。当某一天我们离开时，就可以说：这个世界我来过。
严复：《遗嘱》
梁启超：《学问之趣味》
蔡元培：《中国大学四周年纪念演说词》
李叔同：《泉州开元慈儿院讲录》
梁遇春：《“春朝”一刻值千金》
朱湘：《说诙谐》
朱自清：《匆匆》
嗟呼！吾受生严氏，天秉至高。徒以中年攸忽，一误再误，致所成就，不过如此，其负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至矣！耳顺以后，生老病死，倏然相随而来，故本吾自阅历，赠言汝等，其谛昕之。
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
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之不复更来。
须勤思，而加条理。
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
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
审能如是，自能安平度世。即不富贵，亦当不贫贱。贫贱诚苦，吾亦不欲汝曹傲之也。
——严复《遗嘱》
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中国人见面最喜欢用的一句话：“近来作何消遣？”这句话我听着便讨厌。话里的意思，好像生活得不耐烦了，几十年日子没有法子过，勉强找些事情来消他遣他。一个人若生活于这种状态之下，我劝他不如早日投海。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不够我享用。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运动别人也学我这样生活。
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但怎么样才算“趣味”？不能不下一个注脚。我说：“凡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这件事便可以为趣味的主体。”赌钱趣味吗，输了怎么样？吃酒趣味吗，病了怎么样？做官趣味吗，没有官做的时候怎么样？诸如此类，虽然在短时间内像有趣味，结果会闹到俗语说的“没趣一齐来”。所以我们不能承认它是趣味。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的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诸君听我这段话，切勿误会，以为：我用道德观念来选择趣味。我不问德不德，只问趣不趣。我并不是因为赌钱不道德，才排斥赌钱，因为赌钱的本质会闹到没趣，闹到没趣，便破坏了我的趣味主义，所以排斥赌钱。我并不是因为学问是道德，才提倡学问，因为学问的本质能够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合于我的趣味主义条件，所以提倡学问。
——梁启超《学问之趣味》
我幼时读孔子七十岁时的生命叙述，倘使与他比较，真是惭愧。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我十五岁还在私塾读书，当时考得取秀才叫做进学，所谓志于学只好算志在进学而已。“三十而立”，不知何解。有一位八股先生说；“圣人至两十五之年，虽有椅子、板凳而不敢坐者也。”我在三十岁的时候，只好坐坐冷板凳，适与孔子相反。“四十而不惑”，也不知作何解，孟子解释为不动心。记得清曾国藩在治军时，幕府中有一位风流秘书李次青，甚为曾所赏识。一日，李在签室，偶见案头置一册，信手翻之，首列一题曰《不动心说》，盖幕宾所做的。中有曰：“今使置吾于曼妙娥眉之前，越女在左，燕姬在右，当此之时，动心否乎？曰不动。今使置我于红蓝大顶之旁，锦绣在前，刀锯在后，当此之时，动心否乎？曰不动。”李阅至此，不觉大笑，取笔题其后曰：“曼妙蛾眉侧，红蓝大顶旁，此心都不动，只想骗中堂。”我四十岁是到德国的第一年，还在求学，红顶花翎当然谈不到。“五十而知天命”，孟子解释为莫之致而致，莫之为而为。我五十岁是在民国五年，当时在欧洲，得教育部电报，嘱我回国办北大。因为我领用教部官费，不得不回，乃于（民）六春在北大任事。在欧洲时实想不到办北大，真是所谓莫之致而致，莫之为而为了。“六十而耳顺”，元朝施耐庵解释为顺风耳，或者就是德律风之类。我六十岁时在上海，奉到南昌行营之命，赴宁波开政治分会会议，上海预备去的有七八人。那时浙江风声很不好，蒋梦麟、陈独秀等都劝我勿去，但我一切已预备好，仍然动身。后来到底从宁波雇了渔船亡命到福州，一切消息都不通。这都是因为没有顺风耳的缘故，否则宁波也不去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解释是，一有念头，随便可以行动，做得总是对的。孔子是圣人，做得到。我是决做不到的。
——蔡元培《在中国科学社公祝蔡元培七秩寿宴上的演说词》
道家之言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又日：“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此皆以目前之幸福言之也。自进化史考之，则人类精神之趋势，乃适与相反。人满之患，虽自昔借为口实，而自昔探险新地者，率生于好奇心，而非为饥寒所迫。南北极苦寒之所，未必于吾侪生活有直接利用之资料，而冒险探极者踵相连。由推轮而大辂，由桴槎而方舟，足以济不通矣；乃必进而为汽车、汽船及自动车之属，近则飞艇、飞机，更为竞争之的。其构造之初，必有若干之试验者供其牺牲，而初不以及身之不及利用而生悔；文学家、美术家最高尚之着作，被崇拜者或在死后，而初不以及身之不得信用而辍业。用以知：为将来牺牲现在者，又人类之通性也。
——蔡元培《世界观与人生观》
吾人自出生以至于死，可分三时期：第一预备时期，即幼年。第二工作时期，即壮年。第三休息时期，即老年。良以社会既予吾人以大利益，则吾人不可不预备代价，以为交换之具。吾人所受社会之利益，与同人缔有债务与契约无异，既欠人债，即不能不想还债。故少年预备时期，亦即为少年欠债时期；而工作时期，即为中年还债时期。然吾人一至中年，即距老不远，故不能不储蓄，以为第三期休息之预备。而老年苟有能力，仍为社会服务，不过不及壮年之多耳，止可谓之半息，而不能谓之全息。尝见外国之实业家、教育家、着作家，老而治事，至死后已，即其义也。吾人在校肄业，即为预备及欠债时期，毕业即入还债时期矣。专门部诸君，明日在社会即担任有还债之义务。换言之，即是脱离第一时期，而人第二之工作时期。虽中学科毕业之后，有人大学部或专门部深造者，然亦有在社会上作事者。在社会上作事，亦是入于工作时期。故吾人一生，实以第二时期为最重要。
——蔡元培《中国大学四周年纪念演说词》
我平时对于佛教是不愿意去分别哪一宗哪一派的，因为我觉得各宗各派，都各有各的长处。但是有一点，我以为无论哪一宗哪一派的学僧却非深信不可，那就是佛教的基本原则，就是深信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还须深信佛菩萨的灵感。这不仅初级的学僧应该这样，就是升到佛教大学也要这样。
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的灵感道理，虽然很容易懂，可是能彻底相信的却不多。这所谓信，不是口头说说的信，是要内心切切实实去信的呀！咳，这很容易明白的道理，若要切切实实地去信却不容易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