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对伊凡·德米特里奇来说，难熬的日日夜夜来临了。凡是从窗外走过和走进院子的人仿佛都是奸细和密探。通常在中午时分警察局长乘坐双套马车在街上驶过；这是他从城郊的庄园去警察局，但是伊凡·德米特里奇每一次都觉得他行驶得太快，而且表情非同寻常：显然他是赶去宣布城里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罪犯。每次门铃响起和有人叩门，伊凡·德米特里奇都会心惊肉跳，在女房东家遇见新来的人就不胜苦恼；与警察相逢时他便面露笑容，口打呼哨，以示自己若无其事。每天夜间他都通宵不眠，等待着有人抓他，但是为了让女房东觉得他睡着了，他便大声打鼾、呼吸，仿佛睡熟似的；因为如果他睡不着，那就表示他受良心谴责而难受—多么有力的证据！事实和合理的逻辑都在说服他相信所有这些恐惧都是无稽之谈和病态心理，如果眼光放远大一点看，从本质上讲被捕和坐牢也没有任何可怕之处———只要于心无愧；然而他越是理智和逻辑地思考，内心的惊恐就越强烈和难受。这就像一个隐士想在处女林中为自己砍出一小块地方，他越是勤勉地用斧子劳作，林子长得越密越猛。最后伊凡·德米特里奇看到这样下去毫无益处，就完全不去思考了，他陷入了绝望和忐忑之中。
他开始孤立自己，避免与人接触。以前他对公事就反感，现在则已不堪忍受。他生怕有人设法陷害他，不知不觉中把贿赂放进他的口袋，然后再告发他；或者他本人无意间在官方文书中犯下与作伪证有相同后果的错误，或者丢了别人的钱。奇怪的是在其他时间他的思想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灵活机敏，如今他每天在臆造出成千个形形色色的理由，叫他为自身的自由和名誉严重担忧。但是他对外部世界，尤其是对书籍的兴趣却大大减退了，记忆力开始严重衰退。
春天积雪化尽的时候峡谷里的墓地边发现了两具半腐烂的尸体———一个老太婆和一个男孩，具有暴力致死的特征。城里沸沸扬扬议论的都是关于这两具尸体和尚未查明的凶手的事。为了使人们不认为是他杀的，伊凡·德米特里奇便在一条条街上走来走去，还面带笑容，但是遇见熟人时却脸色白一阵红一阵，并且开始说服对方，说罪行的卑劣莫过于杀害弱者和无力自卫的人。然而这种谎言不久就使他腻烦了，经过一番思考他决定了，认为处在他的地位最好的办法就是躲进女房东的地窖里。他在地窖坐了一个白天，然后一夜又一个白天，拼命打冷战，等到天黑就像贼一样偷偷溜回自己房里。他站在房间中央，纹丝不动，侧耳谛听，直到天明。一清早，太阳升起前女房东家来了几个修炉工。伊凡·德米特里奇明明知道他们是为了在厨房里重砌炉灶而来的，但是内心的恐惧向他暗示这是化装成修炉工的警察。他悄悄溜出屋子，心里充满了恐惧，既没有戴帽子也没穿外衣，满街乱跑。狗吠叫着跟在后面追他，一个地方一个农民在后面喊叫，空气在耳边呼呼直叫，而伊凡·德米特里奇则觉得全世界的暴力都汇集到了他的背后，正在追赶他。
他被截住了，送回到家里，派了女房东去请医生。医生安德烈·叶非梅奇（关于他以后我们还会说到）的处方是头部冷敷和桂樱叶滴剂，他对女房东说他不会再来了，因为不该去打扰一个人发疯，说完忧郁地摇摇头走了。由于家中既没有赖以生活的条件，又无治疗，伊凡·德米特里奇便被送进医院，安置在花柳病房。他整夜整夜不眠，常使性子，搅得病人们不得安宁，于是按照安德烈·叶非梅奇的吩咐被转到了六号病房。
一年后城里已完全无人记得伊凡·德米特里奇，他的那些书被女房东堆在遮阳篷下的雪橇上，也让小孩子们给拖散了。
四
伊凡·德米特里奇左边的邻床是犹太人莫伊谢伊卡，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右边的邻床是一个鼓着一身肥肉、身子几乎呈圆形的农民，他面部表情迟钝、完全痴呆。这是一头不会动弹、贪食和肮脏不堪的动物，早已丧失思维和感知的能力。他身上不断地发出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刺鼻的臭气。
替他收拾的尼基塔狠狠地揍他，使尽全力，不知心疼自己的拳头；可怕的不是他挨打这件事，———而是—对此可以习惯，——这头迟钝的动物对挨打的反应，既不吭声又不动弹，连眼神也毫无表示，只是像只沉重的木桶那样微微地晃动着。
六号病房内住着的第五个，也就是最后一名病人是个小市民，曾在邮局当邮件分拣员，一个小小瘦瘦、淡黄头发的男子，长着一张善良，但是有点调皮的脸。从他那双明朗、愉快地望着的眼睛聪明而安详的神色判断，他有一个非常重要而愉快的秘密藏在自己心底。他的枕下和褥子下面藏着某种他永不示人的东西，但不是怕被夺走或偷走，而是由于不好意思。有时他走到窗前，转身背对病友，在自己胸前戴着什么，低下头去看着；如果此时走到他跟前，他就会显得忸怩不安，把某样东西从胸前摘下来。不过要猜出他的秘密并不难。
“祝贺我吧，”他常对伊凡·德米特里奇说，“我被提名呈请授予二级圣斯坦尼斯拉夫带星勋章。二级带星勋章只授予外国人，但是不知何故他们愿意为我破例，”他笑吟吟地说，一面莫解地耸耸肩，“老实说，真没有料到！”
“对此我一窍不通。”伊凡·德米特里奇闷闷不乐地说。
“可是您知道我早晚会得到什么吗？”前信件分拣员狡黠地眯起眼睛接着说，“我一定会得到瑞典‘北极星’勋章。为这枚勋章是值得忙活一阵的。白色十字章，黑色的带子。挺漂亮呢。”
大概任何别处的生活都没有像这座厢屋里那么单调。早晨，除了瘫痪在床的那位胖农民，所有病人都在穿堂间从一只双耳大木桶里舀水洗脸，用睡袍的里襟擦干；这以后就喝锡制把缸里的茶，茶是尼基塔从医院大楼取来的。每人按规定喝一把缸茶。中午吃酸菜做的汤和粥，晚上的饭菜就是中午剩余的粥。这些事之间的空隙，就在床上躺着，睡觉，望窗外和从房间一头到另一头来回走动。天天如此。就连前信件分拣员说的也总是关于勋章的那几句老话。
六号病房里难得见到新来的人。很久以前医生就不再接收精神病患者，而喜欢访问疯人院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多。剃头匠谢苗·拉扎里奇每两个月到一趟厢屋。他如何给疯子剃头，尼基塔如何帮助他做这件事以及每次在酒醉糊涂、笑容满面的剃头匠出现时病人如何惶惑不安，我们就不谈了。
除了剃头匠，谁也不往厢屋里瞅一眼。病人们命中注定日复一日地只和尼基塔一人照面。
但是有一则相当奇怪的流言早就传遍了医院大楼。
有人放出风声，似乎医生开始光顾六号病房了。
五
奇怪的流言！
安德烈·叶非梅奇·拉京医生从某种方面来说是个出色的人。据说在年轻时代的早期他非常虔诚地相信上帝，准备担任神职，一八六三年中学毕业后他打算进神学院，但是他父亲，一个医学博士和外科医师，似乎狠狠地将儿子嘲笑了一番，断然扬言如果他去当神甫，就不认他为自己的儿子。这件事有几分可信，我不知道，然而安德烈·叶非梅奇本人却不止一次说过实话，觉得他不是搞医学的料，而且总的说不是搞专门学科的料。
不管怎么说，医学系毕业后他没有出家为僧。他没有表现出对神的笃信，从医之初也和现在一样，不大像个神职人员。
他外形敦实、粗犷，像个农民；他的脸，胡子，一头扁平的头发和结实、笨拙的身材，使他像个大路旁小饭馆里饮食过度、放荡不羁、刚愎自用的老板。他面色严厉，脸上布满青筋，眼睛小小的，鼻子红红的。和他高大的身材和宽阔的肩膀相配的是一双大手和大脚；看样子只要一拳下去，保管叫人一命呜呼。但是他脚步轻巧，走起来小心翼翼，轻手轻脚；在狭小的走廊里与人相遇时他总是先停下来让路，而且不是如你预料的那样粗声粗气，而是轻细柔和地尖声尖气说：“对不起！”他的脖子上有一个不大的瘤子，这使他穿不了领子坚硬的衣服，所以他总是穿柔软的亚麻布或印花布衬衫。总之他不按医生的样子穿着。同一套衣服他会穿上十年左右，新衣服他一般是在犹太人开的铺子里买的，这新衣穿在他身上仿佛旧衣服似的，显得那样陈旧、皱皱巴巴。穿着同一件外衣他既接诊病人，又用餐，又外出做客；然而这并非由于吝啬，而是由于他根本没有把自己的仪表放在心上。
安德烈·叶非梅奇到城里来报到上班时“慈善机构”的状况十分糟糕。病房、走廊和医院院子里臭得透不过气来。医院的勤杂男工、助理护士和他们的孩子跟病人一起在病房里睡觉。他们抱怨说由于蟑螂、臭虫和老鼠，没有地方住。在外科，丹毒尚未消灭干净。全医院只有两把手术刀，却没有一个体温表，浴室里存放着马铃薯。总务主任、女看门人和医士勒索病人；关于安德烈·叶非梅奇的前任老医生，大家说他似乎在暗中出售医院的酒精，而且将助理护士和女病人组成了整整一群他的妻妾。城里的人们清楚地知道这种混乱情况，甚至估计情况还要严重，然而都泰然处之。一些人为此开脱说医院里住的只是小市民和庄稼汉，他们不可能不满意，因为他们家里比医院里居住条件要差得多；另一些人则辩解说没有地方自治局的资助，光靠一座城市是无力维持一家良好医院的；托上帝的福，尽管不好，毕竟有一家了。刚成立的地方自治局则既不在城里，也不在附近开办任何诊所，理由是城里已经有医院了。
安德烈·叶非梅奇巡视了医院后得出结论，说这是一个不道德，并且对住院者的健康高度有害的机构。按照他的意见，最明智的做法是放病人出院，将医院关闭。不过他考虑再三，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光凭他一个人的意愿是不够的，这是无济于事的，如果把肉体和精神的污秽从一个地方驱除，它就会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只能等它自行风化。而且，人们既然开办了医院又能容忍它在身边存在，那就表示他们需要它；成见和所有这些生活中的污秽与丑恶现象都是需要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将转化为某种有用的东西，就如粪便化为黑土一样。在自己的原始阶段就没有污秽，那样的好东西世界上是不存在的。
安德烈·叶非梅奇上任以后，对待混乱现象表面上相当漠然。他只要求勤杂男工和助理护士别在病房过夜，他还添置了两口放器械的柜子。总务主任、女看门人、医士和外科的丹毒则依然故我。
安德烈·叶非梅奇非常喜欢智慧和诚实，然而要在自己身边建立起智慧和诚实的生活，他还缺乏坚定的性格和对自己权力的信心。仿佛他曾经许诺永远不提高嗓门说话和使用命令口气似的，要他说“给我”或“拿来”是困难的；当他想吃饭的时候，他便犹豫地咳嗽几声，对厨娘说：“我如果能喝点茶……”或者：“如果我能吃午饭。”要他对总务主任说不要再偷东西，或者把他赶走，或者完全废除这个毫无必要、尸位素餐的职务，这对他来说是无能为力的。当别人将他欺骗或向他讨好，或将一份明显有诈的账单拿到跟前要他签字时，他便会面红耳赤，觉得自己做了错事，不过账单还是照签不误。当病人向他诉说吃不饱或助理护士粗暴时，他显得局促不安，歉疚地喃喃说：
“好，好，我待会儿了解一下怎么回事……也许这里有误会……”
起初安德烈·叶非梅奇工作十分勤勉。他每天从清早到午间接诊病人，做手术甚至接生。女士们说他细心，能出色地诊断出病症，尤其是儿科和妇科疾病。但是渐渐地由于单调和明显的徒劳无功，这份工作使他感到乏味了。今天接诊三十个病人，你看着，明天就会涌来三十五个，后天四十个，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城里的死亡率却并未减少，病人也没有停止就诊。从清早到午间给予上门就诊的四十个病人认真的帮助，在体力上是没有可能的，那就是说不由自主地就产生了一个谎言。一个会计年度接诊一万两千个病人，说得简单一点那就意味着一万两千人受骗上当。把重病号安置到病房里并按科学的规定给他们以照料也做不到，因为规定虽有，科学则无。如果抛开空头议论，像其他医生那样死死遵照规定办事，那么为此首先需要的是清洁和通风，而不是满地污秽，是健康的食物，而不是用发臭的酸菜做的汤，是良好的助手，而不是小偷。
而且为什么要妨碍人们死亡，假如死亡是每个人正常与合法的结局？如果一个商人或官吏多活五年、十年，会有什么结果呢？如果从药物能减轻病痛这一点上看到医学的目的，那就不由得要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减轻病痛？第一，据说病痛能把人引向完善；第二，如果人类真的学会用丸药和药水减轻自己的病痛，便会彻底抛弃宗教和哲学，而迄今为止人类不仅在这两者中寻求借以躲避不幸的庇护，而且甚至寻求着幸福。普希金临死前经受了可怕的折磨，苦命人海涅也曾数年瘫痪在床；为什么随便哪一个安德烈·叶非梅奇或马特连娜·萨维什尼娅就该不生病呢？而且他们的生活空虚无聊，要是没有病痛就会变得空无一物，与阿米巴虫的生活一样。
这样的想法使安德烈·叶非梅奇心情沮丧，无心工作，不再每天去医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