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婶子的一只奶头不知怎么肿了起来，肿得比她那只黑不溜秋的枕头还大，有时竟疼得婶子捧了奶头房前屋后地乱跑，真想一刀子割掉算了。大队的赤脚医生给婶子吃了中药吃西药，在屁股上打完了小针，又在胳膊上打大针，总之是面对婶子这只不听话的奶头实在没有办法了。
这时，土蹦子来了，他说他卜了八卦，知道是我婶子家犯了土煞，非他出手，谁也治不了这个病。
婶子就请了他。
土蹦子说，煮十个鸡蛋再烙五个圆馍馍，用一张新黄纸包了，出门朝南走一百步，再往西拐三十步，挖坑埋了。
婶子自然是赶紧照办了。
然后，土蹦子就在岔里人熟睡以后，点燃一张黄纸，一手捧了清水碗，在婶子头上左三圈右三圈，又右三圈左三圈地绕着，嘴里还念念有词。起初，婶子以为土蹦子真念什么咒语，后来仔细一听，土蹦子反复念叨着的是：“这个岔那个岔，那个岔呀这个岔，没见过女人的奶头这么大。”惹得婶子忍俊不禁，就噗地一声笑出来。这一笑不打紧，许是用力过猛，奶头里发炎积淤的脓血就忽地挣破了肉皮涌了出来，真正涌了碗口大的一摊。
不久，婶子的奶头就好了。土蹦子也自然是当夜就寻着朝南一百步往西三十步的地方，找到了那十个鸡蛋和五个圆馍馍。
此后的几年，我就很少听到有关土蹦子的消息了。直到我从外地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回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师，才知道土蹦子这几年阔了起来，靠的就是他看风水当阴阳的手艺，甚至于有一次还指名道姓地说到了我，说他比我要强一百倍，看他这皮鞋，当然这皮鞋他也是趿着穿的，看他这西装，都是值好几百元哩，而且都是有身份的人，比如什么长之类的送的，他没掏一分钱。嘿，说我一个穷教书的，大不了是过去科举时候的秀才，连个举人都不是，除了会哄几个娃娃，再有什么能耐？我想象得出他说这话时对我那一脸不屑的神情。
我再次看到土蹦子是那年腊月。
天晴朗朗地冷，但家家户户杀猪宰羊，忙得热火朝天。而且这个时候，也是岔里人情最好的时候。不管谁家杀猪，每家都得去一个人帮忙，拽一下猪蹄子，翻一下猪肠子，或者去挑一担水，反正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干的，完了便炕上挤着、地上站着，把一双双油乎乎的大手抢着往火炉上伸，大声地谈论这猪膘的肥厚，等待着锅里咕嘟嘟煮着的新猪肉。那天可就是大口地吃肉，大口地喝酒的日子，不吃得大伙儿肚皮滚圆，不喝得有人四肢朝天，就好像这家人太小气了似的。
那天，土蹦子坐着一辆吉普车从我们岔里那条坎坎坷坷的拖拉机路上颠簸而来，扬起的黄土弥漫了半岔，听那清脆的喇叭声嘀嘀嘀地响了几下，土炕上吃肉的人嘴里还嚼着肉，腿已急急地蹓下炕，脚在炕沿下摸着鞋了，他们跑出去睁大了眼睛看一辆小车跑进我们岔里的新鲜……
土蹦子从车上下来时，肩上斜背着一个好大的包，好像是很沉。大伙儿看得出，土蹦子很有些衣锦还乡的感觉。至少当时嘴角流油的我是这样想的。
土蹦子是赶回来杀年猪的。据他自己说，他前几天刚给县里的一个什么长当过阴阳埋过先人，是什么长一定要用小车把他送回来的，看看，人家这个抬举人。
土蹦子也去给人帮着杀猪，但实际上他只是帮嘴。先是盘腿坐到那家的炕头上，守定了火炉，嘛嘛啪啪地熬上罐罐茶，这一熬若没有三两个小时，土蹦子是不会过瘾的，等大伙儿在门前的空地上忙得差不多了，他这才蹓下炕趿了鞋去看杀猪的后道工序了……
跟看就到年三十了，杀年猪的热潮才接近尾声，也就是说只剩下土蹦子家的猪没杀了。土蹦子说，就明天吧，大家帮个忙，我可有两瓶好酒，还有几包好纸烟，都是人送的。
第二天，土蹦子烧好了两锅开水，吆喝妻儿早已缚了猪腿，并将他说的那几包好纸烟也早早打开了……
然而，岔里人竟不约而同地把这事给忘了。
忘了？土蹦子就站在门口的灰土堆上用当地土话夹杂着他的外地口音吼天吼地地骂了起来：好啊，狗日的们，我的猪肉有屎，对不对？看不起我土蹦子是不是？不就是因为我比你们活得舒坦让你们心里难受了吗？看你们都没出息的样，有本事也出去啊，也去吃香的喝辣的去啊，自己没本事还见不得别人家端碗，都穷死你们去。不要以为我土蹦子离了屠家连毛吃呢……
土蹦子这一骂，岔里就静悄悄了，连狗都夹着尾巴躲了起来。
土蹦子生气极了，也委屈极了。从此，土蹦子就再也没养过年猪。
过了正月十五，岔里的小学校就开学了。
那天，土蹦子找到学校来，对我说，要退掉上学期他儿子预交的课本费。
我问，咋了？
不咋，这学不上了。土蹦子的口气不容置疑。
不上了？孩子不是学得好好的吗？我有些迷惑了。
好是好好的，可你不看我已经老了吗？土蹦子说。
我这才发现土蹦子的山羊胡子的确已有些花白了。我说，可这与孩子上学有关系吗？
我在外面跑不动了，趁我还没进土的时候，我要让娃跟我学点闯世界的手艺，要不，他赤手空拳在这个世上咋过活呢？土蹦子一脸的悲戚，让我一下想起了杞人忧天这个成语。
我说，这不行，课本费不能退，孩子的学也一天都不能停。
一听我这么说，土蹦子的火就上来了，他说，咋？这娃是我养的还是你养的，啊？我一时语塞。
学学学，学到你这个样子了，就以为了不起了？你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吗？
好吧，我不知道，你倒是说说，你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大？
这，这，反正比你这个学堂大，比这个岔大。
学生们就起了一阵哄。
土蹦子走了。因为我没有退给他儿子上学期交的学费，他终于没有带走他的儿子。
好多年过去了，我把土蹦子都忘了，甚至连土蹦子的那个儿子都忘了。可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他是我的一个学生，要来看看我。问了他的名字，寻思了好一阵，这才想起来。
老师，你还好吗？
哦，还好还好。你现在在干什么？
我现在已经工作了，在深圳开了一家“周易诊所”。
周易诊所？
是的，生意还不错，比如给单位起名，给人起名，给人预测前途，等等，总之生意不错。
我无言。我知道，土蹦子的儿子现在也是一个人物了。
乡村的学校
有一张老照片，黑白的，是我小学的毕业照。
先说背景。蓝天是有的，但是小小的照片装不下；白云也是有的，但飘着飘着就飘到照片外边去了。被校长从城里骑着自行车请来的照相师傅，在被老师们用一顿罐罐茶招待之后，就把我们排在一起，往左往右地一阵指挥后，喊着注意，别眨眼睛一，就“咔嚓”一声，用他挂在胸前的相机把我们照进了一张巴掌大的相纸上了。那时我们都还不知道照相时大家一起喊茄子时表情最好。至于照片小是因为我们钱少，照相师傅说如果钱多就可以放大到毛主席像那么大。天啦，我们可不敢放那么大的相片。只是拿到照片的那天，我却忽然想，如果多给师傅两块钱，他是不是就会把蓝天白云一并照在照片上呢？
我们站在一间教室前面。教室是新盖的，门窗和屋檐用绿油漆刷过，窗子上还装了玻璃。这是当时我们全村最漂亮的建筑。
和我们站在一起的还有一排白杨树，从树叶的密度上看，这时候是在夏天。
但在照片之外，还有我们的几孔教室。说“孔”，是因为那是几孔窑洞，用土坯箍的那种。窑洞里的桌椅板凳，全是老师带领我们做的土台子，上面刷了黑漆。当年，我们就是坐在这样的教室里，坐在这样的桌椅上学会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学会了汉语拼音，学会了“1+1=2”，学会了像小鸟一样扑腾着翅膀往外面飞。
照片上的男孩子中，有一个孩子的帽子前面的帽舌头奄拉下来了，几乎把眼睛都遮住了，那是谁呢？名字想不起来了，我把那个经常用袖子擦鼻涕的孩子的名字忘了；或者他就是那个因为我喊了他父亲的名字而和我打过架的“国军”？不敢肯定。几个光着头的男孩子，都剃着茶壶盖样的发型，那个“茶壶盖”被剃偏了的孩子我可认识，他就是那个老把一个字念成一个词或者一句话的人，比如，老师指着黑板上的“毛”字问他这个字怎么念，他就说“毛主席万岁”，老师又指着“主”字问他怎么念，他还念“毛主席万岁”，老师便在他的笨脑袋上敲了一教鞭……那些男孩子中有一个是我，我就不指给你看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而女孩子们，都一律是两根细细的麻花辫，垂在两只痩削的肩膀上，当然肩膀上还打了补丁。其中的一个，我上课时偷偷地揪过她的辫子，其实，我只是轻轻一揪，她却猛地转过头来，用两只黑绒绒的眼睛瞪了我一下，然后就哭了，哭着告诉了老师，我就被老师叫到办公室里一通狠训，尤其让我大丢面子的是，作为班长，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念了一份检查。她的名字叫什么来着？还是不说了吧，都老大不小的了，怎么还说过去玩泥巴的事儿？
男生们站在后排，就是站在老师身后，一个个像老师小小的“护法神”；女生们蹲在老师前面，像几朵开在乡村的花；而老师，一共3个，他们是校长陈老师、我的堂叔牛老师、我的表叔曹老师，都坐在凳子上，表情庄重。坐在最中间的当然是陈老师，只有他看起来皮肤白净，衣服上没有补丁，上衣左口袋里还别着一支钢笔。陈老师是老师中唯一的一位公派老师，不久就调到公社的中学里去了，再后来又调到他家乡的学校里去了，我小学毕业后就再没见过他。曹老师是个严厉的老师，我肚子里最初的那点墨水大多是他给的，过了几年他也转为公办老师了。而我的堂叔牛老师，却不久后去世了，我在《我念过书的学堂和我的堂叔）里写的就是这所学校和这所学校里的牛老师：想起我念过书的学堂，堂叔就站在一棵杏树下，把一片老掉牙的犁铧，敲出钢铁沙哑的声响，那时全村人听了，就知道娃们在念书哩。
堂叔走上土筑的讲台，领着我们高声朗读，大豆玉米高粱，然后以地道的土话，讲粒粒皆辛苦，讲苦水的苦下苦的苦，先苦后甜的苦，在我眼里堂叔就是那棵，最苦的杏树。
我们作业的时候，就是蹲住院里画字，蹲在堂叔的目光里，像一只只小小的麻雀，在秋天的麦地里咏食。
有时我们伸出小手，抹去那个讨厌的曰字时，就像抹去童年的一个错误，可我们画下的大片庄稼，还是长不出芽来我小学毕业的那年，堂叔病了那张瘦脸，病成了冬天的一个干萝卜，在我和我的堂兄弟们，把他拉往县城的时候，我看见他躺在架子车上，手从车边上垂下来，像是要在颠簸的山路上，再写几个生字，可就那么一点点的距离，他始终没能够着。
不久我看见我的堂弟，抱着去世的堂叔，哭得像下一场大雨，然后在泪水打湿的黄土上，画堂叔教他的生字。
后来堂弟上了大学，他学的是中医，他说谁把泪流在心里，就会得那种病，可堂叔为什么要咽下眼泪，那时我们还小，谁都不会知道，只记得那年头，堂叔常常和堂婶吵架，有时竟吵得疾风暴雨。
如今村里的娃们，有念了一肚子书的，叫什么博士硕士，可村里的老人们都说，人老几辈子，就数我堂叔念书最多这首诗发表后，被选入一套叫做《青春读书课5的书，编者在这首诗的阅读指导中这样写道：“中国大量的教师在穷乡僻壤默默耕耘，坚韧地传递着文化知识的星星之火。他们的幸福和痛苦都是微小的，默默地生，默默地死。自己的内心痛苦难言，却要为孩子们留下希望，这些微小的痛苦，幸福和希望，这些像‘我的堂叔’一样的乡村教师，正是我们民族痩弱的而坚韧的脊梁。”
多年后，我在一首小诗中记下了曾去看望这所学校的情形：
像一颗松动的牙齿，在豁口处朝里张望，破了的玻璃还用报纸糊着，如果那是一张省报，说不定上面会有我的名字，如果我的名字能为孩子们挡一缕风寒，我肯定就有资格被写进校史里了，然而蒲杏小学早把我忘了，就像蒲杏村把好多人忘了一样，我也只是偶尔在履历表上，写下这个名字，最早的一张表上我只写蒲杏小学，后来就加上城关公社蒲杏大队，再后来还加上定西地区会宁县，现在要加上甘肃省了，如果在前面再加上中国，蒲杏小学就显得更加小了，比九牛一毛还小，如果在蒲杏小学后面再写下我的名字，念出蒲杏小学时就要换一口气了，记得操场边上有我栽的白杨树，只是现在只剩一根白杨椽了，作为一根旗杆立在一年级教室门前，像一根大铅笔，在黄土里按住一个孩子们忘了的生字，这是秋曰的一个星期天，我真想翻墙进去，看看我办过的黑板报还在不在。
又是多年后，也在这所学校上过学的弟弟当了村干部，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他干了一件很大的政绩，就是把村学的教室全部重新盖了一遍，全都是一砖到顶的砖瓦房，而且他还争取分来了两个大学生到学校里当老师，村里人可高兴了。
真想再去看看啊！
乡村的收藏
001：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
我至今还收藏着一本上世纪7乡年代的小学生语文课本，翻开第一课，题目是《我爱北京天安门》，题目下先是一幅图画，画的是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方是阳光闪烁的线条。图画下面的文字是一首歌词：
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上太阳升。
伟大领袖毛主席，
指引我们向前进。
那时，老师先教我们认字，一遍一遍地朗读，一遍一遍地在地上画着，一遍一遍地在生字本上抄写，然后，老师就在一张白纸上用毛笔抄写了这首歌的简谱，下面填上歌词，领着我们先唱一句简谱，再唱一句歌词，唱上几遍我们就会了。其实，那首歌几乎没什么难度，因为家家户户的喇叭里常常唱着这首歌，老师不用教，我们也会唱，但老师还是要教的，不教，老师就没教的了。
先唱第一句：我爱北京天安门。但我没去过天安门，只在课本里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画着万丈光芒。当然，我后来在黑白电影里也见过天安门，电影一开始就出现天安门的画面，光芒闪烁，就像后来我见过的电焊火花一样闪烁着，这光芒就让激动的眼睛涌出了泪花。
接着唱第二句：天安门上太阳升。这光芒是太阳光，虽然课本是黑白的，但我肯定阳光是红色的，红得像从红旗上抽出来的红丝线，我在图画本上画的也是这样的阳光，红红亮亮地温暖，温暖的光芒就照亮了乡下的白天和黑夜。
再唱第三句：伟大领袖毛主席。虽然我还不知道领袖是什么意思，但老师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不忘毛主席。毛主席肯定就是给我们挖井的人。我们村子里打过一口井，井水冰凉而清亮，据说夏天喝了井水肚子不疼。
现在唱第四句：指引我们向前进。前进，前进，我们一直向前进，前进的路上，我到过一次北京，抬头看着天安门，天安门上撒下来的阳光，温暖而真实。
002：油画《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是一幅大型油画，但当把它张贴在我家上窑挂中堂的位置上时，它却是印刷品，和我家炕桌的桌面大小差不多。父亲告诉我，画面上站在最中间讲话的是毛主席。毛主席我认识，我在课本上、张贴在教室里的宣传画上见过毛主席，自己戴在胸前的像章就是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