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徐悲鸿以蒋碧薇为原型创作了不少画。在一幅名为《箫声》的油画中，画中女子侧身坐而吹箫，头微微低下，神情若有所思，眼神中若隐若现的淡淡哀愁。画面背景为幽静的田园景象，老树婆娑、白鹤蹁跹，天光雾气共徘徊，营造出一片朦胧诗意的中国式氛围。《箫声》创作于1926年，是中国意境之美与西方油画形式的一次完美的结合，法国大诗人伐莱理为之击节，并在画上题诗留念。
箫声悠扬，岁月静美，如果没有对画中人深沉的爱，怎么可能创作出这么美的画作？遗憾的是，这份看似唯美的爱情正在经受庸俗而琐碎的现实考验。就在徐悲鸿创作《箫声》的前不久，他刚和蒋碧薇爆发了一场罕见的争吵。
原来，1925年北洋政府的官费因为时局动荡而中断，两人几乎面临断炊的窘境，在走投无路之中，有人介绍徐悲鸿到新加坡为富商画像。徐悲鸿别无选择，他将蒋碧薇留在欧洲，自己一个人去了新加坡，一去就是几个月。此行收获不小，赚了一大笔钱，如果全部兑换成法郎，够两个人在巴黎生活两三年。然而徐悲鸿却在返程中去了一趟上海，并把这次的所得，大部分换成金石书画。
蒋碧薇的愤怒可以理解，因为她从来没有真正地理解艺术。蒋碧薇刚到欧洲时，有着一头长可委地乌黑发亮的头发，这头长发曾让欧洲的理发师为之倾倒。但几年后，她却顶着一头干练而时髦的卷发，穿着旗袍周旋于友人间的聚会。徐悲鸿赴新加坡期间，在巴黎与邵洵美、张道藩等“天狗会君子”聚会跳舞喝咖啡的日子，成了蒋碧薇在欧洲最愉快的回忆。虽然改名叫蒋碧薇，可她到底还是那个高宅大院里的蒋棠珍，如海棠一般高傲而娇艳，期待被人欣赏，可惜整天埋头作画的丈夫压根没有那种“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的闲情逸致。
患难时期的争吵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到了富贵的日子，争吵声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1932年，位于南京傅厚岗的徐悲鸿公馆落成，在当时的南京城，这几乎是唯一的一座非达官贵人居住的公馆。最开心的莫过于公馆的女主人，蒋碧薇有了向人炫耀的资本，此后她常常在公馆请客，一请就是好几桌，她穿着考究的礼服穿梭于客人中间，仿佛一只闯进花园的蝴蝶。
然而，男主人就不那么开心了，他还是一如既往的俭朴，穿的衣服很多都是旧货摊上买来的，袜子总是买同一颜色和款式的，以免一只破了另外一只得同时抛弃。这座豪宅对他唯一的好处是让他有了一个大的画室，可以潜心作画，然而好客的女主人却常常打破这种宁静。
徐悲鸿与蒋碧薇的分裂，说到底就是艺术与生活的冲突。徐公馆建成于九一八事变次年，为此徐悲鸿将之名为“危巢”，此名因为蒋碧薇反对被迫舍弃，但这个名字却不幸验证了两人的婚姻。
艺术家是多情的，他需要持续热烈的情感来支撑自己的创作。在与蒋碧薇渐行渐远之时，孙多慈闯入了徐悲鸿的感情世界。孙多慈原名孙韵君，出身安徽名门，家世比蒋碧薇更显要，她的祖父孙家鼐是赫赫有名的清末重臣，父亲孙传瑗也是一代名士，曾任孙传芳秘书。
1930年，十七岁的孙多慈到中央大学美术系当旁听生，苏雪林对她有过这样的描写：“白皙细嫩的脸庞，漆黑的双瞳，童式的短发，穿一身工装衣裤，秀美温文，笑时尤甜蜜可爱。”“与之相对，如沐春阳，如饮醇醪，无人不觉她可爱。”这位美丽聪慧而又勤学不辍的女生很快引起了徐悲鸿的注意，三个月后，他为孙多慈画了幅素描，题上这样一句话：“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这固然因为爱才，但未尝没有爱人的成分。
十七八岁的孙多慈正处于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好的年纪，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三十五六岁的徐悲鸿同样恰当其时，成熟而富于魅力。此时徐悲鸿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画家，少女孙多慈不免带了几分崇拜的眼光来看他，与老师青睐自己的眼光相对，“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一切尽在不言中。
是年冬，徐悲鸿邀孙多慈同游南京名胜台城。这次出游，徐悲鸿留下了一幅“台城夜月”图，让我们来看看蒋碧薇的描述：“画面是徐先生和孙韵君，双双地在一座高岗上，徐先生悠然席地而坐，孙韵君侍立一旁，项间一条纱巾，正在随风飘扬，天际，一轮明月……”遗憾的是，这幅本应传世的名画，却因蒋碧薇的一怒而被迫刮毁。
同样在这一年，徐悲鸿向蒋碧薇坦陈自己爱上了一个“天才横溢的女学生”，蒋在回忆录中说自己有一种“被弃的悲恸情绪”，但向来强势的她显然不可能把痛苦埋藏在心中。
1931年7月，孙多慈报考中央大学艺术系，竟以图画满分的“空前成绩”被录取，蒋碧薇知道这个消息后怒不可遏，她向徐悲鸿发出了警告：要么录取孙多慈，要么辞职。徐悲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一晚，他离家到了上海，随后从上海给蒋寄了一封信，说：“吾人之结合，全凭于爱，今爱已无存，相处亦不可能。此后我按月寄你两百金，直到万金为止。”
尽管如此，在友人和长辈的劝说和运作下，徐悲鸿还是于8月末回到了蒋碧微的身边。
南京徐公馆落成后，孙多慈以学生身份送来枫苗百棵。蒋碧薇知道后，竟让佣人把枫苗全部折断当作柴火烧掉。为此，徐悲鸿悲愤之极，遂将公馆名为“无枫堂”，并刻下“无枫堂”印章一枚作为纪念，这一时期他的画作上常钤此章。1933年初，徐悲鸿携蒋碧薇赴欧举办巡回画展，孙多慈则继续在中央大学学习。其间徐悲鸿背着蒋和孙鸿雁不绝，直至回国。
1934年10月，从国外回来仅两个月的徐悲鸿，为了弥补一两年来未对学生授课的亏欠，特地率艺术专修科绘画组三年级的十余名学生，到浙江天目山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写生生活，当然孙多慈也在内。不知道是不是分别太久的缘故，两人的感情一发不可收拾，竟被其他同学拍到了亲吻的照片。
三个女人，三种人生（下）
第二年，在孙多慈毕业之前，徐悲鸿请中华书局帮忙，印了《孙多慈素描集》，到处分发，以提高她的声誉和地位，同时四处奔波想为孙多慈争取到比利时官费留学的名额，却因蒋碧薇破坏，而宣告失败。此后孙多慈远赴安庆女中任教，两人关山相隔，唯有书信互诉衷肠。
孙多慈走后不久，徐悲鸿画《燕燕于飞图》相赠，此画取材于《诗经》，画上满面愁容的庄姜仰望着天上飞翔的小燕子出神，提识曰“乙亥初秋，写庄姜燕燕于飞之诗以遣悲怀”，下扣一枚殷红的“悲”字心形印。“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看着心爱的女人渐渐远去，自己却无能为力，那种感觉确实如同刀割。
随后，孙多慈以一粒红豆寄徐，不着一字，尽显深情。徐悲鸿收到后，即以《红豆》为题赋诗三首，回赠与她：
灿烂朝霞血染红，关山间隔此心同。千言万语从何说，付与灵犀一点通。
耿耿星河月在天，光芒北斗自高悬。几回凝望相思地，风送凄凉到客边。
急雨狂风避不禁，放舟弃棹匿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
据说徐悲鸿以此红豆制作了一个戒指，一直戴在手上。蒋碧薇在回忆录中说这是让她“深受刺激”的一件事，因为有人告诉她，戒指里面刻了“慈悲”两个字。
1938年春，孙多慈随家人避乱，辗转流徙到了长沙。正准备从武汉回广西的徐悲鸿于是先往长沙与孙见面，受他邀请，孙氏一家到了广西。徐悲鸿利用关系为孙多慈在广西政府谋到一份差事，于是在如诗如画的桂林，徐悲鸿与孙多慈一起度过了一阵短暂的美好时光。他们经常一起泛舟于漓江烟雨中，写生，谈艺术，追逐那份乱世中仅存的宁静与浪漫，当真是柔情似水，佳期如梦。
几个月后，徐悲鸿认为时机已到，在《广西日报》上刊出了一则与蒋碧薇脱离同居关系的启事，他以为孙父最在意的不过是他的已婚身份。与徐氏一起留法的好友沈宜申拿着这张报纸去见孙父，想成人之美。这事如果放在今天，以徐悲鸿的名望，不会有问题。可惜那个时代的人脑子比较固执，往往把名誉看得太重，况且孙家乃名门，对于传统一丝不苟，孙父当即毫不含糊地表示女儿和徐悲鸿乃师生关系，绝无结合的可能！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他马上带着全家离开了桂林。
孙多慈不敢违背父命，只好随家里去了浙江丽水。徐悲鸿送她到桂林的江边，执手相看泪眼，无语凝噎，此去竟成永别！一年后，徐悲鸿听说孙多慈和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订婚，去信询问，孙多慈在回信中说：“我后悔当日因为父母的反对，没有勇气和你结婚，但我相信今生今世总会看到我的悲鸿。”
这是孙多慈第一次不尊称他为师而直呼他的名“悲鸿”，但也是最后一次。自此之后，音书渺茫，此恨绵绵无绝期。
到浙江后，孙多慈曾寄信赋诗相赠，语极沉痛：
极目孤帆远，无言上小楼。寒江沉落日，黄叶下深秋。风厉防侵体，云行乱入眸。不知天地外，更有几人愁。
又曰：
一片残阳柳万丝，秋风江上挂帆树。伤心家园无穷恨，红树青山总不知。
后面这一首诗徐悲鸿曾一遍遍地书写，满纸相思，一把辛酸，奈何，奈何！
孙多慈走后，徐悲鸿曾有和蒋碧薇重修于好的打算，但是蒋碧薇却表现出了一种决绝的态度。徐悲鸿还不知道，蒋碧薇此时也是别有怀抱。蒋碧薇算不上美人，但她天生一种高贵的气质，加上打扮得体、举止优雅，并不乏欣赏她的男人，其中最殷勤者莫过于张道藩。张和徐悲鸿一样都是赴欧学美术的先驱，不过他后来弃艺从政，鸿运高照，官至国民党宣传部长、立法院长。早在留学法国时，张就对蒋一见倾心，他炽热的情感和热烈的追求一度让蒋为之动心，但蒋氏罗敷有妇，只能恨不相逢未嫁时。徐悲鸿的移情别恋正好给了蒋碧薇接受张道藩最好的理由，以蒋的个性，她可不会为一个男人完全牺牲自己。
“公爵有的是，而贝多芬只有一个”，可惜一个世俗的女子达不到这样的深度。在蒋碧薇的眼里，张道藩已经超过了徐悲鸿，他会讨领导欢心，也会讨女人欢心，八方逢源，长袖善舞，这是蒋碧薇眼里优秀男人的标准。
伟大的人物，总是注定被大多数人不理解。幸好，在大师踽踽独行之际，又一个重要的女人出现了，她就是廖静文。廖静文是个湘妹子，1923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知识分子家庭，她高中毕业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因错过了考大学的时间，便暂时加入了桂林的文工团。1942年，徐悲鸿在桂林为筹办中的中国美术学院招聘一名图书管理员，美院设在重庆，廖静文想以此机会去重庆工作，进而争取在重庆读大学，于是参加了考试，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参加考试时，廖静文第一次见到了徐悲鸿，此时他给她的印象是“面容严肃，头发斑白”。廖静文绝对想象不到，她会嫁给这个比自己大二十八岁的男人，她只不过觉得能为大画家工作是件很光荣的事情。图书管理员是个闲职，如果放在现在的学校中，常常被关系户霸占。廖静文上班几乎没有事可做，于是就去看徐悲鸿画画，帮他磨墨。画家最有魅力的时刻当然是在作画之时，这点张大千最有发言权。徐悲鸿作画时的专注、潇洒以及化白纸为神奇的能力都让廖静文深深着迷。
而在与徐悲鸿长期的接触中，廖静文也逐渐打开了他的心扉，和他无所不谈。她了解到徐悲鸿和自己的妻子名存实亡，并且他的妻子已经投向了别人的怀抱。她看到一个大画家连衣服都要自己洗，常常在孤独中徘徊，对他充满了怜悯。让我们再回到前面去，当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产生了“同情和钦佩兼而有之的复杂感情”，这往往就是爱情开始的前兆。
彼此之间的关爱使得爱的情愫在二人心中不断滋长。但巨大的年龄差距成为了一道世俗的鸿沟，徐悲鸿深情地告诉廖静文：“我今年四十八岁了，比你年长了二十八岁，我原不应该这样要求你，但感情这种东西却往往是这样出人意料。在个人感情方面，我已压抑多年了，没有料到，终于在你面前倾倒出来。我看到了一个淳朴的女性形象，因而重新燃起了渴求爱情和家庭的欲望。”
更可怕的是，蒋碧微分别给廖静文的父亲和姐姐写了信，声称她仍是徐悲鸿合法的妻子，指责廖破坏他们的关系。在父亲和姐姐来信严厉的指责下，廖静文几乎选择了放弃。就在她留下诀别信，登上离开重庆的轮船的那一瞬间，赶过来的徐悲鸿将她拉了回来。这一刻，徐悲鸿没有再让爱情溜走。
1945年的最后一天，由着名律师沈钧儒作证，徐悲鸿与蒋碧薇终于在八年的婚姻“抗战”后签署了离婚协议。为了与蒋碧薇离婚，徐悲鸿接受了她开出的苛刻条件：自己的作品一百幅，收藏的古画五十幅，钱一百万元，儿女抚养费各两万。蒋碧薇是个聪明的女人，她知道画比现金更保值的道理，此后她依靠卖徐悲鸿的画，一辈子衣食无忧，不求于人。
不久，徐悲鸿和廖静文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证婚人是郭沫若和沈钧儒。结婚之后，两人一起度过了相濡以沫的最后七年。如果说蒋碧薇是高傲的海棠，那么廖静文则是卑微的藤蔓，她选择牺牲自己的个性，依附于自己的男人，和他一同成长，并尽自己的所能为他遮风挡雨。
廖静文的付出也让徐悲鸿深深感动，他不止一次地问妻子自己能用什么来报答她？尽管廖静文的回答是什么都不需要，但徐悲鸿还是在自己许多重要的画作里都写了“爱妻静文保存”的字样。徐悲鸿的父亲曾自刻一印章“英雄肝胆，儿女心肠”，大师的最后几年，变得越来越儿女心肠，在他去世的时候，口袋里有一块用了三十多年的旧怀表和三块水果糖。这三块水果糖是徐悲鸿自己在宴会上没有吃，留下来准备给妻子和两个孩子的，因为他自己并不喜欢吃糖。廖静文流着泪说：“在离家的短暂的时间里，他的心还是这样深情地记挂着我和孩子们。”
蒋碧薇和孙多慈都追随自己的情人或者丈夫去了台湾。孙多慈后来任教于台湾师大美术系，听说徐悲鸿去世的消息时，她正在纽约参加一个艺术研讨会，闻讯她关起门来哭了三天，之后她在台湾为徐悲鸿戴了三年孝。
蒋、孙二人的晚年都不大幸福，蒋碧薇没能如愿地成为张夫人，举目无亲，孤单终老，而孙多慈面对一个自己完全不爱的人，同样抑郁寡欢。海峡对岸的廖静文成了徐悲鸿纪念馆的馆长，见画如人，人去魂在，她时常默念徐悲鸿赠给她的一首小诗：“灯灰已入夜，无计细相思。魂已随君去，追随弗不离。”
蒋碧薇和廖静文都为我们留下了回忆录，成为了解徐悲鸿者绕不过去的篇章。然而，两者的文字都存在缺憾，主观性太强，蒋碧薇火气太盛，难以持正；廖静文则连“慈悲之恋”都不太愿意面对，对蒋也不无偏见，这都是女人兼情人写回忆录容易留下的缺陷啊。三个女人中最有才华的孙多慈却未留下任何记录，大爱无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