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时代，即电脑网络时代。古代有电脑吗？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古代就是原始社会，其实古代人也很“现代”，也很时尚。如若不信，那就翻开此页，它将带领你进入一个匪夷所思，令人跌破眼镜的古代社会。
苏东坡也用网络流行语
有一个词相信大家在上网时都用过,那就是“呵呵”。在开心时,用“呵呵”;不想回答问题时,用“呵呵”;在无话可说时,用“呵呵”;没事“呵呵”两声,代表自己的存在。
但是,不要就此认为“呵呵”是现代网络产物,翻阅一下苏东坡的信札你就会发现,原来“呵呵”一词在古代也很流行,苏东坡早就将它用在书信中了。
熙宁八年,苏东坡在讲自己写《江城子·密州出猎》时很得意,在《与鲜于子骏》中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意思是我的小词虽然没有柳七郎那么“红”,但也自成一家。
元丰元年(1078年),苏东坡跟文与可开玩笑,在《与文与可》一信中写道:“不尔,不惟到处乱画,题云与可笔,亦当执所惠绝句过状索二百五十疋也。呵呵。”文与可如果不给自己画画的话,苏东坡就要自己到处去乱画,而且还要署上文与可的名号,或者拿着他给自己承诺画画的绝句去告状,索赔250匹布帛。
黄州时期,苏东坡又在《与陈季常》一信中写道:“一枕无碍睡,辄亦得之耳。公无多奈我何,呵呵。”信中苏东坡吹牛:只要自己晚上睡得好,陈季常要自己和的词,一会儿就能搞定,难不倒他。
在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一个率真、孩子气的苏东坡,很爱开玩笑。可见,“呵呵”这个如今流行的网络用语,古代就已被使用过了。所以,千万别隔着门缝看待古人,古人也是很现代的。
宋朝流行“小报”
小报,就是民间私营的报纸,与公报区别开来。令现代人大跌眼镜的是,小报这种看似现代产物的事物在宋朝便已出现,而且很流行。
在出现小报之前,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古代具有中央政府公报性质的“邸报”,又叫“朝报”。
邸报是古代政府用来向下发布命令、书诏、章表、辞见等方面内容的公开印刷品。它在朝廷的直接管理下统一发布。其传播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谕旨、臣僚的奏折、官臣任免、宫廷动态等公告性材料,由朝廷及其他官方机构发布。邸报的形式单一,只是材料的简单堆砌,没有分栏,没有标题,没有分版面,没有广告,只是特别短小的消息,甚至短到如我们当今的标题新闻。
朝廷对邸报的内容严格把关,凡是有损帝王威望,影响社会秩序的消息,都不予刊登,完全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在这种耳目闭塞的情况下,百姓急于了解形势的情况下,“小报”便应运而生。
北宋后期,就有人假冒“朝报”的形式,私自发行报纸。到了南宋,私营的“小报”十分流行。小报未经官方审查,在民间私自传抄或刊印,它的新闻内容来自官方,但是由于传播者各取所需,所以内容少不了一些捕风捉影的材料,真假难辨,被官方禁止。自小报产生起,当局就将其视为非法出版物。尽管政府三令五申,措施严厉,却始终未能将小报禁绝,有时反而愈禁愈盛。小报始于北宋、盛于南宋,当时时局纷纭,人心惶惶,人们都急于了解局势的发展、政府的对策,官报上消息闭塞,人们更期待从小报上了解情况。“大道不通小道通”,小报的产生和流行,正是政府封锁新闻的结果。
古代考生也作弊
科举制度是我国历史上的官员选拔制度,它始于隋,止于清末,前后历经一千多年,为朝廷选拔、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作弊并非现代独有,在古代,就有许多学子禁不住“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诱惑,研究出了各种各样的考场作弊手段,这些作弊手段与现今的高科技相比,一点都不逊色。
天津有一青年收藏了一套完整的清朝道光年间的考试作弊工具。这套作弊工具共9卷本,均长4.5厘米,宽3.8厘米,厚0.5厘米。每卷本内约有10余篇文章,共10多万字,并配有一双可藏匿卷本于鞋内底层的加厚底男布鞋。让人称奇的是卷本内文字约有1毫米见方,通过牛角刻版印刷而成,可见当时作弊手段之高超。
另外,在一场拍卖会上,出现了一件清朝末年间的“作弊坎肩”,在坎肩上面,有用毛笔抄写的四书五经。坎肩看上去是用麻布做的,尺寸不大,可以推测这件坎肩的主人并不胖,个头也就一米七左右。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的眼神一定特别棒。坎肩上的字最大也不过三四毫米宽,有观众试图辨认一下,结果读两个字就串行了。
拍卖会上还有两件“挟带品”,都是一尺见方的绢,上面同样抄满文字,其中一块正反面都是字,而且字更小。据有关专家说,这样的“挟带”以前听说过,但是将“挟带”做成坎肩儿样式的极为少见,目前存世则更为稀少。
这些作弊器具手艺之精,用心之巧,令人叹为观止。
“身份证”古已有之
身份证能证明一个人的身份,它是目前一个人使用频率最高的证件之一。
身份证由来已久,它并非现代产物,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隋朝。但是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证,还数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年间为官员们颁发的“鱼符”。
鱼符是一种用木头或金属制成的,其形为鱼状,分为左右两片。鱼符上面刻有官员们姓名,在何衙门任职、官居几品、俸禄几何等。同时还特别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备有盛放鱼符的袋,称为“鱼袋”。鱼符的重要用途,是证明官员的身份,以供应召出入宫门验证。
这比隋代仅有姓名、官品的身份证要完整得多。
到了武则天如意元年(692),鱼符改为外形为龟状的“龟符”。鱼袋改为“龟袋”,其用途与鱼符相同。规定三品以上龟袋用金饰,四品用银饰,五品用铜饰。可见,金龟既可指用金制成的龟符,还可指以金作饰的龟袋。但无论所指为何,均是亲王或三品以上官员。后世遂以金龟婿代指身份高贵的女婿。这便是人们口中常说的“金龟婿”的由来。
宋代承袭唐制,但龟符被废弃,不过仍佩鱼袋,在袋内记载官员们的姓名、职务、官品等项,这样一来,它比唐代的鱼符更为便捷和实用。
明代时,“身份证”改用“牙牌”。所谓牙牌,是用象牙、兽骨、木材、金属制成的牌,牌上刻有持牌人名称和履历等。它与现代通用的身份证已经非常接近了。据明人陆容《寂园杂记》记载,牙牌不但官员悬之,凡在内府出入者,不分贵贱均需悬牌,以别嫌疑。由此可见,明代的“身份证”的使用已发展到社会中下层了。
古人也会“心理疗法”
谈到心理疗法,人们都认为是近代医学的心理疗法,实际上我国古代的名医也会利用心理疗法来帮病人治“心病”。
中医史上流传下来许多奇闻佳话,让人在惊笑的同时,也让人更深刻地体会到中医的博大精深。
比如在清朝时期,就有这么一位巡按大人,患了精神抑郁症,终日闷闷不乐,愁眉不展,几经治疗,都没效果,病情却一天天严重。经人举荐,一位老中医前往诊治。老中医望闻问切后,对巡按大人说:“你得的是月经不调症,调养调养就好了。”巡按听了捧腹大笑,笑这老中医是个庸医,连男女都分不清。后来,每想起此事,仍不禁暗自发笑,久而久之,抑郁症竟好了。一年之后,老中医又与巡按大人相遇,这才对他说:“君昔日所患之病是‘郁则气结’,并无良药,但如果心情愉快,笑口常开,气则疏结通达,便能不治而愈。你的病就是在一次次开怀欢笑中不药而治的。”巡按这才恍然大悟。
在明朝,名医李时珍也运用过心理疗法。
曾有个自认为得了腹泻的病人一步三摇来到李家门前,请求李时珍一定要给他看病。李时珍给他把了脉,发现并无大碍,只需静养两日,恢复体力便可,于是让他回去。谁知病人不信,死活不肯罢休,一定要李时珍给他开些药才行。李时珍想了想,就在路边拔了几根草,交给病人并告诉他回家洗净用水煎服即可。几日后,那人体力渐渐恢复,变得有生气起来,欢喜地来答谢李时珍时,才知道李时珍只是给了他几根没有药性的野草而已,不是什么药,但也不得不佩服李时珍。
再把时光机器往前推进,就会发现,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心理疗法”的踪影。齐闵王患了忧郁症,请宋国名医文挚来诊治。文挚详细诊断后对太子说:“齐王的病只有用激怒的方法来理疗才能治好,如果我激怒了齐王,他肯定要把我杀死的。”太子听了恳求道:“只要能治好父王的病,我一定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文挚推辞不过,只得应允,文挚与齐王约好看病的时间,结果第一次文挚没有来;又约第二次,二次没来;又约第三次,第三次同样失约。齐王勃然大怒,痛骂文挚不止。
过了几天文挚突然来了,而且不行礼,也不脱鞋,就来到齐王的床铺上问疾看病,并且尽说一些粗话野话。齐王实在忍耐不住了,便起身大骂文挚,一怒一骂,郁闷一泻,齐王的忧郁症一下子就好了。
俗话说得好:“解铃还需系铃人,心病还需心药医。”只有自己才能帮助自己,心理作用有时确实起着关键的作用。
中国古代已有“分餐制”
中国人吃饭喜欢“大团圆”,哪怕再多人,也要围坐一张桌子图个热闹。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会餐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而科学、卫生的分餐制是西方人发明的。这就大错特错了!其实我国早在周秦汉晋时代,就已实行“分餐制”了。
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齐国的孟尝君广招天下宾客,对前来投奔他的数千名食客,不论贵贱,一视同仁,都和自己吃同样的食物。
某日,孟尝君宴请新来投奔的侠士。宴会中,有一侍从无意中挡住了灯光,侠士认为这里面大有文章,一定是自己吃的膳食与孟尝君的不一样,不然侍从何以要遮住灯光呢?于是此人非常愤慨,欲离席而去。孟尝君为说明真相,亲自端起自己的饭菜给侠士看,以示大家用的是同样膳食。真相大白后,侠士羞愧难当。
另外,《陈书·徐孝克传》记载,南朝陈国的国子祭酒徐孝克在陪侍陈宣帝宴饮时,对摆于面前的馔食一口没吃,可散席后他面前的食物却明显减少了。原来,他是将食物悄悄带回家孝敬老母。宣帝很感动,下令以后参加御宴,凡是摆在徐孝克案前的食物,他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带回家。
上面两个小故事可说明当时是一人一份的“分餐制”,否则不会发生这些有趣的故事。
从古代的绘画资料和考古发掘中,也可以找到我国隋唐以前实行分餐制的实证。从出土的汉墓画像石和画像砖中,均可见到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宴饮场景。
只是到了唐代,才渐渐演变为合餐的“会食制”,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高桌大椅的出现。
少数民族的椅凳传入中原,当时叫“胡床”、“胡座”,餐桌腿椅腿全都变高了,围桌就餐的形式开始普及。但此后的民间亲友欢聚,有时还采用“分餐”的办法。北宋何远的《春渚纪闻》记载过一次“邻人小席”,各菜都由侍从分到每个盘里。直至明朝,众人合吃的“会食制”才完全取代“分餐制”,并在圆桌上产生了长幼尊卑、主宾陪副的又一种饮食文化来。
烟火“禁放”始于紫禁城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在新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第一件事就是放爆竹,以热热闹闹的爆竹声除旧迎新,人们为了增加节日的喜庆气氛,从初一到十五,更是大量地燃放烟花爆竹。
但是,在热闹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隐患,如火灾事故、人身伤害,还有大气污染等严重后果,广州便针对这些问题最早颁布了“禁放令”。
但是,我们别就此认定广州是我国最早禁放烟火的地区,其实北京紫禁城才是最早的禁放区,要追溯烟火禁放的历史,得从两次著名的皇室火灾说起:
在永乐十三年(1415)正月,北京皇宫尚未完工,明成祖在已建成的午门城楼上观赏大型烟花,因鳌山搭建过高,距午门过近,燃放时忽来一阵大风,致使午门城楼被引燃,烧死很多人,还烧死一位率兵救火的都督马旺。
这场北京皇宫的首次大火,在《明史·成祖本纪》记载为“十三年春正月……壬子,北京午门灾”。
据《日下旧闻考》记载,嘉靖四十年(1561)冬,嘉靖皇帝在寝殿的貂皮帐幕中与新宠幸的尚美人燃放小烟花取乐,不料将帐幕引燃,大火蔓延烧毁了整座永寿宫。
后来,清代皇家便吸取了明朝时宫中火灾的教训,由康熙大帝一纸圣谕,下令将燃放烟花的场所移到西郊园林,于是紫禁城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禁放区”。
所以,禁放烟火的历史并非仅仅十年,早在300多年前,“禁放区”便已经出现在紫禁城中。
古人营销广告战术不逊今人
随着近年来广告学的发展,很多人都以为广告是从国外传入的新东西,其实,我国在古代就已经有了广告,其形式多样丝毫不逊于今人。
西周时期,我国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声音广告。《诗经》里就有“箫管备举”的诗句,据汉代郑玄注说:“箫,编小竹管,如今卖饧者吹也。”唐代孔颖达也疏解说:“其时卖饧之人,吹箫以自表也。”由此可见,西周时卖糖食的小贩就已经懂得以吹箫管来招揽生意了。
继声音广告之后而出现的就是“悬帜”广告。“宋人沽酒,悬帜甚高”(《韩非子》),即在一根竿上缀布和绸子,并在布绸上写上字,然后再把竿竖立在店前。这种吸引顾客的广告形式在后来得到了发扬光大,如张籍的“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杜牧“千里莺啼绿映江,水村山郭酒旗风”,白居易的“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刘禹锡的“酒旗大堤头,堤下墙堤上楼”等诗句就体现了当时“悬帜”广告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大家熟知的《水浒传》中,武松打虎前的酒店挂着旗帜——三碗不过冈,是比较典型的旗帜广告。在古代旗帜广告比较普遍常见,就像今天的海报。
除了酒旗外,其他行业也有各种标志性的广告形式。据《费长房》中说“市有老翁卖药,悬壶于肆头”,即用葫芦作为药铺的象征性标志,悬挂街头或药铺的门前作为形象广告标志。这些“悬旗”、“悬壶”给人以非常醒目的视觉效果,用现代话说,就是“招牌广告”。通过这些象形的“招牌广告”,目不识丁的人也能知道商店经营的品种。
北宋《东京梦华录》记载:“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棠棣香木,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开,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最一时之佳况。”因叫卖广告朗朗上口,后来还发展成为一种口头说唱艺术,流传至今成为现代文艺广告的渊源。
不仅如此,古代的广告词也非常有水平。宋代绍圣年间,苏东坡被贬至海南儋州,就曾为一卖饼老妪写了一首广告诗,诗云:“纤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知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此外,为了推广自己被贬至湖北黄州时所创的“东坡肉”,他曾写过一首很出名的广告诗《食肉歌》:“黄州好猪肉,价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诗仙”李白也曾为山东苍山出产的“兰陵美酒”写下一首题为《客中作》的“广告诗”:“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寥寥二十八个字,就让人未喝先醉了,可谓古代广告语中的旷世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