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耦耕:两人并耜(古农具名,形似锹)而耕。
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
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1],顾瞻南阜[2],爱曾城[3]之独秀,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戌[4]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馀龄。
苏轼以“东坡”名后世。东坡是苏轼在黄州的躬耕之地,其由来与闲情雅致无干,而是为了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一块为填饱肚子而开辟出来的荒地,经苏轼的垦殖,最后竟成了最负盛名的诗意栖居之所。
苏轼是元丰三年二月来到黄州的,最初住在定惠院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倒也简便。五月,苏辙护送家眷到来,日子便困窘起来。虽有太守的照顾,全家得以在临皋亭借住,但衣食之忧随后而来。黄州团练副使虽然也是官,但苏轼已领不到俸禄。再加上向来不善经营,苏轼的所有积蓄仅够一年之用。在给门生秦少游的信中,苏轼讲述了他的“节财小窍门”:
“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初一)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
他颇会宽慰自己:“口腹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但一年之后积蓄耗尽,该做什么“经画”呢?苏轼没有交代。我们只知道,趁这一年无忧,苏轼时常布衣芒鞋而出,与渔樵为伍。有时候拿弹弓击打江水为乐;有时候泛舟江上,游得兴起,甚至过了郡界,数日不返,让负责监视他的地方官十分头疼。
逍遥的日子如箭飞逝,到了第二年,苏轼不得不面对囊中羞涩的困境了。
在这时,长期追随他的穷书生马正卿替他向官府请得一块数十亩的旧营地。地在黄州城东的山坡上,故名东坡。东坡不是肥美的沃野,而是荒芜已久的“茨棘瓦砾之场”。这年恰逢大旱,垦辟之劳让苏轼筋力殆尽。但对来年丰收的期望,使所有劳作之苦都有了意义。
把东坡的荒地垦辟成良田之后,苏轼又在坡上营造了一座房屋。这年冬天黄州大雪数尺,十二月二日微雪,至二十五日大雪始晴。新居是在大雪中建成的,之后苏轼又展丹青妙手在房屋四壁上绘满雪景,故名此堂为雪堂。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初春,苏轼躬耕于东坡,居住于雪堂。地是自辟,堂是自建,又逢春雨下足、丰收有望,苏轼站在堂前怡然四望。南瞰有超拔挺立的四望亭,西望有潺潺流淌的微泉。出神之际,苏轼仿佛置身陶渊明斜川之游的队伍里。
晋安帝义熙十年(公元414年),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陶渊明与二三邻里同游斜川,作诗《游斜川》。
陶渊明的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语),平白如话:
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欣对不足,率共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年岁之不留。
开岁倏五日,吾生行归休。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否!中觞纵遥情[5],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
陶渊明诗中几乎篇篇有酒,人们知其爱酒,但未必懂得他的酒趣。陶渊明自言:“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世人常在互相应酬中彼此灌醉,陶渊明却在与影子对酌时把自己浇醉。这情况,苏轼用一句“醉中了了梦中醒”得其真味。
东坡和陶渊明一样,饮酒不为消愁、不为逃避,而是在微醺中反而能看到更真实的自己。东坡在后来作的《和陶饮酒诗二十首》序云:“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他们在醉中或梦中都是清醒的,甚至比不醉不梦时更清醒。
陶渊明“心远地自偏”而苏轼这次是“地偏心更偏”。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主动辞官归田,结庐于庐山脚下。苏轼有过“致君尧舜”之志,有过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却遭小人陷害,贬谪黄州,衣食无着之际,被迫躬耕于东坡,可以说是“为五斗米折腰”。
两人的人生经历可谓“异曲同耕”。
陶渊明的斜川、曾城、菊、篱、南山、飞鸟,和苏轼的东坡、春雨、雪堂、乌鹊,本非奇境,但一经诗人点出却诗意十足。可见一个人心中有什么,眼中便有什么。昭明太子萧统说,读陶渊明之文有以下“功效”: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怯,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亦乃爵禄可辞。苏轼之慕渊明,大意亦在此,而不只摹效躬耕、排遣寂寞。
[1]临流班坐:面对河流,依次而坐。
[2]南阜:南山,指庐山。
[3]曾城:又名层城,传说中昆仑山的最高级,系太帝之居。这里指庐山北面的鄣山。
[4]元丰壬戌: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
[5]中觞:饮酒中间。
觉今是而昨非——哨遍(为米折腰)
陶渊明赋《归去来辞》,有其词而无其声。余治东坡,筑雪堂于上,人俱笑其陋,独鄱阳董毅夫过而悦之,有卜邻之意。乃取《归去来辞》,稍加檃栝,使就声律,以遗毅夫。使家僮歌之,时相从于东坡,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不亦乐乎。
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交相累。归去来,谁不遣君归。觉从前皆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归路,门前笑语喧童稚。嗟旧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闭柴扉。策杖看孤云暮鸿飞。云山无心,鸟倦知返,本非有意。
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亲戚无浪语,琴书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岖,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观草木欣荣,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内复几时。不自觉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谁计。神仙知在何处,富贵非吾志。但知临水登山啸咏,自引壶觞自醉。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还止。
原梓州路转运副使董毅夫得罪罢官,在返回家乡江西鄱阳途中,路过黄州。经鄂守朱寿昌介绍,董毅夫结识了在东坡躬耕的苏轼。董毅夫见到简陋的雪堂,十分喜欢,甚至有意与东坡做邻。东坡为报知己,把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改编成词,令家僮歌之以为乐。
是苏东坡重新发现了陶渊明的魅力。东坡读陶诗,就像小孩子吃心爱的糖果,每逢心中不爽,就把陶渊明的诗集取出来,但每次只读一篇,因为他唯恐把陶渊明所有的诗都读完,就再也读不到新的了。当你读到挚爱的书时就会有这样的心理:由于喜欢,恨不得一口气读完,但想到如此好书仅此一本,又不舍得读得太快,就这样纠结并快乐着。
后来他还照着陶集一一追和,陶渊明有《咏三良》,东坡就有《和咏三良》,陶渊明有《读山海经十三首》,东坡就有《和读山海经十三首》,陶渊明有《杂诗十一首》,东坡就有《和杂诗十一首》……像小孩子做游戏一样,乐此不疲。直到所有的陶诗,他都“和”了一遍。
陶渊明所有的诗里,东坡最爱的又是《归去来辞》。他的喜爱甚至到了痴狂的程度,不仅将其栝成这首词《哨遍》,而且写了和诗,还不过瘾,于是从中取材,生生作了十首集字诗。东坡手书的《归去来辞》更是成为价值连城的书法名卷。以致后世推崇东坡的评论家王若虚都看不过去了,无奈地说:“陶文信美,亦何必尔。”东坡只管自己过瘾,哪顾得了后人的闲话。
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在彭泽通往浔阳的路上,一位面带笑容的中年人迎面走来。乍暖还寒时节,寒风不断地钻进不算厚实的衣服,但他像一位刚从沙场载誉而归的将军,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这位怡然自得、健步如飞的中年人就是陶渊明。
他的满足来自前几天做的一次选择。这次应该是彻底了断了。那天郡里派来一个督邮到彭泽县,小小的督邮耍起了威风,要求县令陶渊明穿戴整齐去拜见。陶渊明不堪受辱,撂下一句话,便解下印绶,挂职而去。他的那句话后来成为读书人气节的象征: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这并不仅仅是意气用事,在短短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任上,陶渊明不断感到自我本性与官场氛围的冲突,这种冲突甚至比以往更强烈了。他并非不知道辞官的后果,以前的几次辞官归隐,每次都让他的家庭陷入生活困境。耕种所获不足以自给,孩子满堂,但“瓶无储粟”。让孩子幼而饥寒,对一位父亲来讲是很大的精神压力。但他刚正忤俗的个性实在无法与潜规则横行的官场相容。在富足的奴役和穷苦的自由之间,他选择了自由。五斗米虽可贵,但自由是他更不可缺的空气,离开须臾便会窒息而死。
辞官之后,陶渊明即赋《归去来辞》。这是一篇拥抱田园生活的宣言书,其欢欣之情、自足之乐穿透纸背,亘古弥新。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吟着这篇宣言书,陶渊明踏上了归园田居的行程。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其实他担忧田园荒芜,更担忧心灵荒芜,田园荒芜犹可锄,心灵荒芜不可挽。“觉今是而昨非”,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所幸迷途知返,犹未晚也。
陶渊明的归隐与东坡的归隐,一是主动迎接清寒,一是被动顺势而为。苏轼吟唱《归去来辞》时,应该会钦佩陶渊明的义无反顾。但两人的相同点,在于懂得山水田园的真义所在,那便是自由。
苏轼极力推崇陶渊明的诗与人,是因为陶渊明做到了他没能做到的事。苏轼和陶渊明都是在退居江湖之远时现出了生命的灵光。但陶渊明的闲居是“觉今是而昨非”之后的毅然选择,“草盛豆苗稀”的南山田垄是他悠然自在的舞台;苏轼的闲居却是被政敌迫害之后的唯一退路,黄州东坡虽也让他逍遥自乐,但终究只是他命途中的一座驿站。
自由不仅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承担。所以被解放的奴隶才会怀念做奴隶时的稳定工作。许多人甘愿接受奴役,不是不知道自由的快乐,而是不愿承担自由的代价。多少人白天为田园唱着赞歌,夜里却做着“一日踏尽长安花”的美梦。真正选择回到田野、亲力亲食的,陶渊明是极珍贵的特例。
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但天上不下粮食雨,总要有人来谋食。陶渊明认为谋道与谋食并不对立。陶渊明知道躬耕之苦,但更知道必须要有人来受这份苦:“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纯以稼穑为食的陶渊明,在晚年贫困交加,甚至到了“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的地步。即使如此,江州刺史檀道济前来探望,要送他米和肉时,陶渊明还是断然拒绝。他没有丝毫悔意,“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陶渊明看到世俗世界的颓败已不可挽救,于是退居一隅,独善其身。苏轼胸中那团想要救世的心火,却总是无法熄灭。他在仕途上虽也沉浮不定,但他不会一走了之。即使身处田园,他也留了一只脚在他热爱的人间。苏轼在内心又渴望自由,所以他在个人世界与普罗大众的世界之间挣扎。因而他盛赞陶渊明“忘我”、“忘世”、“知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