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体育活动从侧面也反映了古都北京的生活情况。隋唐及以后各朝的历史文献都提到了一种球类的游戏，我想那是一种类似足球的运动。大名鼎鼎的唐明皇不仅弓马娴熟，球艺也不错，他做皇帝之后提拔的年轻人中有些就是他做王子时的球友。现已发现的唐代泥人中就有刻画女子骑马玩球的作品。 古代绘画中也有表现八世纪宫女骑马的作品。
驯鹰也很流行，特别是在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忽必烈汗在他的宫殿西部建有鹰房。当时的王公子弟也都有各自的猎鹰，有些猎鹰个头很大，经过训练可以捕杀幼鹿。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在他着名的词作《沁园春·雪》中曾嘲讽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他同时还指出中国历史上另外两位了不起的皇帝--汉武帝与唐太宗“稍逊风骚”，这两位皇帝把中国的版图拓展到了里海地区。他在那首词中还说道：“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驯鹰这种活动一直延续到现代，本世纪二十年代我在北京居住的时候，常见一些八旗子弟的后裔以养鹰驯鹰为乐，他们外出游玩时胳膊上常蹲着一只或几只训练有素的猎鹰。八旗子弟指的是那些跟随满清第一个皇帝进入华夏的满族旗人的后裔。
另外两种北京特有的流行体育活动是太极拳和羽毛球，它们可以真正称得上是两种体育运动。像英格兰拥有板球俱乐部一样，北京拥有羽毛球俱乐部。白胡子老头儿打羽毛球也可以说是北京一景。
大清早在中央公园，你有时会看见男男女女在老柏树下练太极拳。太极拳是一种缓慢有序而又富于节奏的运动，同时也要求呼吸有条不紊。出手不讲迅速，而是要求胳膊伸展回旋柔缓而有节奏感；出脚不讲猛踢，抬腿要轻巧稳健，同时，整个身体如头、肩等活动也要协调一致。慢伸胳膊当然要比快伸难，因为它需要更加细腻的肌肉控制。呼吸的平稳与调解也很重要，这种活动旨在使全身得到锻炼。
其他比较流行的娱乐形式还包括养鸟。饲养家鸽在南方比较盛行，在北京却不然。在城里许多地方，你常常可以看到许多人聚集在寺庙空场，每人手里都提着一个鸟笼子。把鸟儿带到一起，小鸟儿便会从其他同类那里学会鸣唱。
斗蟋蟀一直很盛行。大概在十三世纪南宋时期，宫中女子如此热衷于斗蟋蟀以致这种游戏举国风行。据史料记载，蒙古人已经打到了南宋都城--杭州的外围，当时的宰相贾似道还在玩蟋蟀。
歌妓总是城市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北京，直到共产党人把她们变成有用的劳动者之前，前门外的一个红灯区是她们聚居的地方。从唐代开始，历朝都有自己的乐师，性质与御用画家相同，唐都长安歌舞艺人活动的场所名见经传，许多诗人为她们吟诗作赋，进京赶考的年轻学子有许多人与她们共坠情网，这些令人销魂的歌女有时会改变他们的人生，对他们影响极大，有的甚至使他们身败名裂。但说来也怪，这些学子有时却也在她们中间找到了纯真痴情的恋人，鞭策他们奋发向上，她们中有些甚至为他们事业的成功牺牲了自己。
北京的红灯区由八条胡同组成，俗称“八大胡同”。为方便客人寻欢，每屋每堂的女子名号都由不同的色彩写在木牌上，分别陈列在门口的大红灯笼下。这样，来客能够准确无误地找到他们要找的人，管她是“金凤凰”还是“小莲娃”，绝不会弄错。
这些歌妓与普通的妓女不同，她们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层。她们的教养与日本的艺妓相似，纯属演员，擅长歌舞，有些也懂调琴弄瑟，但为数不多。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除非家宴，妻子一般不同丈夫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男人须可擅自在外找舞姬歌女玩乐。这些女子与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交际花相似，通常被请来为宴会增色。她们在客人身后，或坐或立，执杯劝酒、花言巧语、嬉笑谐谑，应客人之邀，吟歌唱曲。男士们也可以去她们的闺阁品尝瓜果、饮茶闲谈，坐上个把时辰离去，这叫“踏茶围”，如此则男人一晚可去几处谈笑玩耍。这些女子的品行与现代夜总会的歌女舞女差不多，基本上属于“卖艺不卖身”。她们与常客结成伉俪或同有妇之夫谈情说爱的情况也不少见，但除非本人愿意，客人无权提出更多的要求。风雨交加的夜晚或客人饮酒过量，他们也可以留下过夜，这叫做“借干铺”。
如果两人之间建立起了更亲密的关系，性行为也是允许的，但这要么是女子爱恋对方，要么是由于鸨母认可，因为他的钱也花到份儿了，应该得此殊遇；另一方面，与某个堂院关系密切的男子通常要尽其所能帮助支付开销。至于以什么名目出资，那并不求明确，买点儿珠宝首饰，添置几件新衣，或许付几份账单，一年三大节，除夕、端午与中秋，在馆子吃几顿饭是常事。出资的数目也没有规定，但当事者却不能糊涂，他心里得明白在这里耍了半年要用多少钱，钱要花得够数，不然下次来访就免不了要坐冷板凳了。曾留学柏林与爱丁堡的辜鸿铭是一位年高德劭的学者，有一次让他的英国同人吃惊不小。他告诉他们说，一个人要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他必须去“八大胡同”亲眼看一看那些歌妓的优雅、殷勤及其妩媚娇柔，但又不失尊严的风度，特别要注意污言秽语会多么让她们脸红。
索价收费是一件极其微妙的事情，要尽可能做得不使人反感。过一夜要价多少，鸨母可能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如果在一位女子面前提这种事，那会把她羞死。相反，鸨母会以某种众所周知的借口来向女孩的朋友“借”钱，“借”的数目会表明来客在此逗留的期限。这是典型的北京风格。
除去一年三大节日之外，鸨母还可能根据你与她们的关系程度额外再“借”一点儿。借口是夏天到了，需要搭个凉棚遮遮太阳；秋天来了，需要添炉子或糊窗户。至于她是否真的搭了凉棚或买了炉子那并不重要。做衣服、买首饰是常事，拿多少钱那还得看你与她们的关系及财力而定。当然也有一些乡下来的“蠢货”，钱花了上万贯却仍然得不到女子的青睐。
有关妇女服装的问题，在这里插上一笔或许是必要的。西方游客倾向于从正式的官服上得出关于中国服装的概念，便是在发红的锦缎质料上绣金线。看一眼古代的绘画作品就会消除这种认识。画像时所着笔挺庄重的服装是一回事，日常生活中所穿的衣服是另一回事。总体上说，女士的服装绝不像官服那样刻板。它们大多由柔软贴身的丝绸做成，长袖飘然、线条流畅，圆领或“V”型领开得很低。宽松的开襟长袍之下穿着一件近于抹胸的小袄，至少有点像一件带欧仁妮腰身的晨衣。唐、宋、明绘画作品的情况基本如此。仇英的仕女体现得最为明显。
女子的发型大多为高髻式，形状各异，上边饰有金钗玉簪、珍珠头坠或翠鸟羽毛。初唐绘画作品中，女子的面部轮廓（椭圆形）与发式让人想起日本的女子画像。毫无疑问，唐代艺术家对日本绘画的影响是由公元八世纪来长安留学的日本学者（主要是佛教徒）促成的。
中国人令人最先提及的特性便是对土地的依恋，北方人尤其如此。他们的简朴、自然、乐天、温情，虽历经百代沧桑而不变易。这一特性的另一体现是他们信仰、情趣中某种程度的原始性和思想上的某种天真性。但他们的社会交往，为不伤和气而采取圆滑态度，但显示出他们远非头脑单纯。那种迂回周旋给社会交往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在这个特定方面，中国人将西方人的率直视为“傻”。可是在中国人的民间宗教中，他们又确实表现出文明初期人类的天真特征。
在广泛流行的宗教中，这一特征皆有显示。我所说的流行宗教，是指从人们头脑中自发生出的宗教信仰，这种信仰与各大主要宗教的特有教义并无关系。神话在所有古代民族中的繁荣和在现代人类中的消亡便是这种差异的标志。
当然，所有的民族都从需要出发，在想象中创造着神只。实际上，人们都要求他们的神只按照自己需要的方式去行事。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那就是流行于民间的中国人的观音、我们的慈悲女神、大苦大难的救主。她是中国人创造出来的佛教先圣，原本是一位男神。人们本需要一位女神，可是早期佛教却错过了这一节，因而中国人便造出了她。观音的普及性表明了人们是多么需要崇拜一位女神，她的用心就是救助穷苦与不幸者。后来，这位女神又由于崇拜者们的需要，逐渐具备了许多不同的神能。有一类观音有赐子给不孕者的特殊神力、另一类观音又专门使盲者重见光明。在人们需要神只的时候，什么也无法阻挡他们去创造这些神只。
无论中国所行的三大宗教--儒教、道教、佛教如何宣传教义，中国的民众主要地还是信仰多神教，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信仰万物有灵。二十世纪的人很容易误解流行宗教，因为他总是倾向于把科学真理的标准套用到源自诗性想象的宗教信仰上去。不论什么--一段传说、一段神话、一个美妙的比喻，甚至一句双关语--都可用来说明一种真谛。正如在孩子们中发生的那样，上古之人的想象是更为敏感、更为生动的。对他来说真实的东西往往便是能愉悦他的想象的东西。这种态度颇似现代人对于某些迷信的感情--如十三日与星期五同在一天的日子，或走过一架梯子的下面。很少有人存心判定这类迷信的是非，而大多数人，包括那些信教的人在内，都对这类信仰持一种宽容的态度，而且视迷信为很有趣的事情。也没有任何人会一口咬定这都是真实的，人们的态度多半以为它们或真有其事，或无论真假都无关紧要。大多数人都会说：“避开星期五与十三日交合的日子也许不无道理。”神话总是产生于人的自由想象，这想象者还往往有诗性的头脑。被感觉为诗意的东西多是用宗教的语言来表达的，直到后来的世代，那些学究的头脑才去把它们探个究竟。而且，他们还发觉自己遇到了麻烦，就像他们在探究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根源时遇到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诗性想象的才能在现代人的头脑中消失了，这实在是件憾事。这样一来现代人凡事都要求证明是真还是假，显然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就这点来说，我们感到愧对华滋渥斯，因为我们再也“无法看到大海中跃出的海神普路提厄斯”了。
信仰的这种滑稽之处是中国人头脑中的一种特性。尤其是西藏人对他们的神只极为虔诚，而别地的中国人则从没做到过。从北京人的信仰中略举数例便可印证这一点。北京内城有九座城门，其中八座配有铜锣巡城，可是靠近哈德门（今崇文门）的那座门却只有铜铃。哈德门附近还有一眼水井，传说井中的蛟龙有一天会从井中出现，带来淹没全城的洪水。于是人们便造了一座石海龟镇在井口上。人们对它许诺说：“你不必苦恼，只要半夜听得锣响，你就会解脱而出。”不论如何，人们耍了个小诡计，把锣换成了铃。而那只大龟伏在那里数百年未动，盼着听到锣响，以便得到解放。这种想象多么动人，可这一切与科学的真理又有什么相干？
还有一个例子便是钟鼓楼桥下、后门附近的那块石碑。此碑与明代朱元璋的谏官刘伯温有关。刘伯温是位天文学家，就像法国十六世纪天文学家奈斯陀达马斯，被认为有预言未来的超凡神力。他平素全然生活在巫术和其他迷信活动的世界中。按照他的建议，桥下的石碑被刻上了“北京城”三字，用来欺弄诸神。如果神只们犯起怒气，要淹没北京，他们便会自天上向下观望，洪水达到桥下石碑的高度时，“北京城”三字便隐入水中，诸神便会罢手满意而去。
还有一种做法是钳制灶神的口舌。在所有的神只中，灶神最晓得家庭之中发生的事情，如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的瓜葛，等等。而且，每年在新年前七天，他都要回天庭去过年，届时便要向玉皇大帝报告地上家庭成员间的秘密情形。这当然令人很尴尬。于是，在十二月的第二十三天，民间便依俗炮制胶糊，涂在红纸灶神像的嘴上，也有人喂灶神些蜜糖，象征性地使他“上天言好事”，或者让他缄口不言。
关于北京地方的神只，有两则有名的传说。其中之一说的是铸钟娘娘的美丽故事。有一次永乐皇帝（明太宗朱棣）下令铸造一口大钟，那大概就是现今置于城西北清华大学附近的大钟寺的那口钟。据阿契巴德·利特尔女士的记载，它重八万七千斤，比埃尔富特（德国一城市）或其他城市中的钟都要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