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和绘画一样永远都被视作一种艺术；实际上它已被称为中国艺术的基础，“一种遍及全国的爱好，从孩提时代起每个中国人都应该修炼的艺术”。 过去艺术大师的典范作品都受到很高尊重，优美的书法是成为一个有素养的人和进入文官服务圈子的基本条件。对中国人来说，一个人的书法可以独立而直接地表现他的性格特征。姜易（音译）曾经用一种西方语言针对这种深奥的艺术写过一本书，从苏东坡的书法来评判他的性格特点。他是这样写的：“苏东坡的书法在我看来暗示了一个并非像米芾的、胖胖的矮矮的、本质上很粗心的人，而是一个宽宏大量、精力充沛、爱开玩笑、幽默滑稽的人。” 作为诗人、画家、书法家和素养颇深的文人，苏东坡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集中体现了宋代高雅的精神。②他的书法表明了这是多么纯正的抽象艺术形式，这是多么成功的一部作品。其中蕴涵着和谐和平衡，内在的张力，愉悦的节奏，完美无缺的艺术技巧，充满活力和在西方鲜为人知的自然天成的特点。
从书法到画竹只是很短的一步之隔，画竹一直被视作考验中国绘画的主题之一。一些艺术家终生都致力于从竹的不同基调、不同种类入手描绘这种植物。如果一个人能发现书法中曲线与直线的优美之处，他就能立刻理解画竹的艺术魅力。
工艺方面并不存在职业艺人与非职业艺人之间的竞争。手工艺通常被视为低下的职业。自唐代开始，皇帝便在宫廷附近或宫廷内部设立作坊，以生产精美物品供皇帝使用。比如说宋朝最精良的陶器制品就是在帝王窑里制成的，尽管有些产品也流失到宫廷外的民间。明朝皇帝需要饰有龙图案的彩砖、瓷器、景泰蓝和漆器来装饰北京新修的艳丽的建筑，甚至于死后把这些物品陪葬在身边。新发现的万历皇帝的坟墓证实了这一点。清代仿照明朝也在宫廷附近设立了二十七个作坊生产金属制品、景泰蓝、玉器、黄金制品、象牙雕刻、漆器、宝石镶嵌和许多其他工艺品--甚至还有一家只生产玉如意的作坊。
清代皇帝大力推崇的绘画属传统类型，这些传统类型是经过明代的整理由一些像董其昌那样的学者固定下来的。尽管这传统是很完善的，但现在看来已经很陈旧、很衰落了。比较进取的精神在当时，在过去也一直是这样，不享受任何特殊的优惠，还往往被排除在帝王庇护之外。一个富有进取精神的人叫石涛，他是明朝皇室的后裔，在清初佛教的隐居生活中免于政治迫害。作为一个突出的个人主义者，他不愿让老一代艺术大师扼制他的想象力。他的高度个人化的作品是所有中国晚期绘画的杰出代表。
清代皇帝所能容忍的为数不多几个革新者是耶稣会牧师画家。有一段时间他们使用陌生的自然主义方法迷惑朝廷--这些自然主义方法包括科学的透视法、明暗对照法以及对人物肖像接近生活真实的画法。有人讨好乾隆，使他在巡察时让卡斯提利尼陪伴。卡氏对于他的中国同仁来说以朗世宁之名着称，他为后代人记载了当吉尔吉斯人奉献马匹作为贡物时皇室权力的强盛景象。有时中国艺术家也愿与朗世宁合作，为皇帝的形象画背景。
对于中国绘画的研究现仍处于起步阶段。像十六世纪前半期的仇英这样的艺术家的作品研究起来困难很多。他既不是宫廷画家，也不属于日益控制艺术领域的那群学者--诗人--书法家。有关的传记和中国的记载很少提及他。他出身卑微，只是一位很有才能的画家。他从其他人那里吸收了很多传统的绘画风格和要素。他常常临摹古代的绘画。正如他所说：他的宗旨是“把古风作为他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喜仁龙评论仇英的一些绘画作品说，他的作品已经举世闻名，有时作为明代绘画最高典范被世人称颂着。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会在作品技巧的装饰之美和优雅之处所体现的强烈感染力中找到证实。 他认为一个团体或一个工艺团体也许对仇英创作的许多作品起过一定作用，尽管就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而言，这一点是很难确定的。他的作品在“蓝绿”风格方面返回到唐朝的风景画。
当然我们对于早期绘画风格的许多知识应归功于仇英对早期绘画的完美的临摹。有人说这些临摹作品确实富于相当多的生气，而不只是呆板的仿制。他的绘画能够反映出只属于他那个时代的、完全令人信服的风景画风格。他的一幅大型风景画《苏李泣别图卷》的细节部分既不是矫揉造作的（宫廷画家的特点），也不是呆板的（干枯的仿制者的特点）。它充满对大自然深情的爱和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的欲望。这激励了所有的中国伟大的风景画家。中国人--具有强烈的传统意识--钦慕个性，但是他们也要求艺术家理解自己的继承性。中国人更倾向于在一个人的作品中识别出过去的影子，不管这部作品怎样变形。一个点或一条线，一石或一树，这些是由古代的艺术家创作出来的，而由后代的画家又重新加以暗示，通过这种方式缔造了共同文化传统的纽带。这情形类似于将一句拉丁习语中的几个词并入了十九世纪的欧洲语言。
中国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没有什么比中国瓷器的发明对人类更有益处。在非常早的远古时代中国人就表现了对工艺的天赋。甚至在公元前三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国的陶器绘画在技巧和装饰方面已远比同一发展时期其他文化的工艺品成熟完美。商朝高温烧制的白色陶器所体现的纯熟的技巧预示着大约以后两千年瓷器的发明。商朝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人似乎放弃了对发展陶器制造的兴趣。当时只生产家用陶器，可是直到大约公元前三世纪中国人才发明了一件以它的生产地域而闻名的陶器。经过大约一千年的持续发展和提高，陶器才最后导致瓷器的发明。
唐朝以其陶器而着称--特别是其坟墓塑像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七世纪到九世纪的生活。插图中的罗汉或佛教信徒并不是唐朝制作的，而是北辽或金朝时制作的，这时的陶器工艺沿袭了唐朝的传统。辽是由北方的游牧民族契丹建立的。早在一一一五年他们的帝国就包括了中国的部分地区。辽衰亡后，又有一支游牧民族入侵，于一一一五年建立金。后来金被蒙古人推翻。像它们之前的北魏一样，这两个游牧民族很快采用了中国文化。由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还将唐代的一些典型艺术形式保持到了十至十三世纪。
中国人曾一度发现了关于瓷器制造的所有秘密，他们的发明是无比卓绝的。多数专家认为宋朝的瓷器是所有工艺品中最精良的。西方人花费了许多世纪的时间才了解到中国人的这些秘密。宋朝的瓷器包括乳白色的定窑瓷、淡蓝色的青白瓷、淡紫色的釉。所有瓷器中最稀有而富有活力的是在白色泥釉上绘有黑色图案或者带雕刻装饰的磁州瓷。宋朝瓷器中最漂亮的一种是那种官窑，这些瓷器大部分是专供朝廷使用的。通常釉面或瓷器本身出现不同质料的膨胀时，瓷器发生龟裂。中国人常把本来是偶然事件产生的现象发展成为一种变化微妙的装潢方式。裂痕技巧的运用成为衡量陶工处理原料的技能成熟与否的标准。书中插图的葫芦形罐器曾经是皇宫收藏品，它展示着裂痕这种技巧所能运用的微妙的变化形式。花瓶状的青铜色罐是波西维尔·大卫（Percival David）的收藏品，瓶的里面刻有乾隆皇帝题写的一首诗。他的评价与一位非常出名的现代鉴赏家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位鉴赏家最近陈述了他的见解：“单从技巧成就来看，这些官家瓷器是立于其他宋代瓷器的头与肩上。” 皇家对这件瓷器评价如此之高，命令陶工们模仿它的样子，于是十八世纪便有一些非常精美的瓷器被制造出来。有些十八世纪的瓷器标有日期，但是也有一些不标日期，有人怀疑我们收藏的一些带有宋的标志的瓷器可能实际上是十八世纪的作品。
官窑产瓷器只是众多瓷器中的一种。它是宋代工匠生产的瓷器物。一些官窑制造活动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元朝和明朝。蒙古人曾一度打算废除华夏文明，把华夏沃土变为他们的牧场。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看到了保存华夏文明的完整无缺以利于为他们服务这一优势，因而中国艺术的许多分支得以发展，并未遭到太大的破坏。部分在元朝或明朝初期制造出来的瓷器直接继承了宋代青瓷的传统。作为一个品种，青瓷被称为东方陶器的“支柱”，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至少公元前三世纪。到了宋代这种青瓷器日臻完善，许多明代的青瓷器尽管颜色方面不很精妙，但是在绘画和造型方面却很壮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