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熟陌生人
他们已成为那地方的一部分，不见到他们，我们就若有所失——
我们并非没有睁开眼睛看周围的世界，但不知怎的，我们对某些常见的事物总是视而不见，直到那些事物突然不见了，我们才发觉它们曾经存在。
我每天早晨上班途中见到的那位衣着整齐的女士，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3年来，风雨无阻，每天早晨8点钟左右，她总在公共车站等车。在下雪的日子她穿厚皮靴，戴羊毛围巾；夏天来了，她换上整洁的束带棉布裙子，戴着一顶帽子，遮盖着眼睛。一看就知道她是一位职业妇女，身上流露着一种稳重和可以信赖的气质。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再见不到她之后我才想起来的。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别我是多么希望每天早晨见到她，甚至可以说我怀念她。
对于她为什么不再出现，我很自然地胡思乱想起采。莫非出事了？不再见到她之后，我隐隐觉得好像一直认识她似的。
我由此想到：像她这样的面熟陌生人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每天下午5点钟必在街上快步走过的那个精力充沛的男子；总在破晓时分遛狗的女士；图书馆里那对衣冠楚楚的孪生兄弟。
这些人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标志，使我们更加清楚自己身在何地，加强了我们对那地方的归属感。
试想想，如果在上班途中我们会以走过的某一幢建筑物作为身在何处的标志，那为什么不能以一个交臂而过的面熟却不知姓名的陌路人作为标志呢？
如果你身在旅途，就会看不到熟悉的事物和人。
我想，看到面熟的陌生人，正是外来移民所渴望的。例如，一位向你点头招呼的店主，每天送你上班的公共汽车司机，你看到的那个送孩子上学的女人。
我有时自问：“在某一个人的眼里，我会不会也是个面熟的陌生人呢？”
也许超级市场的另一位顾客每星期六都看到我，但却从未注意过我。也许在我通常吃早餐的那家小吃店里也有过这样的一个人，当他不再见到我时，就会注意到我原来常到那里去。
偶尔，你也的确会跟这样一位面熟的陌生人在另一个地方邂逅。几个月前我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时我站在一家咖啡馆里，有位女士跟我打招呼。“你知道我是谁吗？”她问。我当然知道。她是我在医生的诊所里见过多次的病人。我们两人轻松自如地聊了一会，但始终没有互通姓名。
不过，关于面熟陌生人在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我记忆最深刻的还数这件事。有一次，我出门度长假后，从飞机场开车回家。我当时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茫然感觉。正在这时，我看见了他——身穿粗花呢上衣、头戴使帽的那位先生。我曾在我家附近见到他走过无数次。
看到这位面熟的陌生人后，我在心里说：“我终于回到家了。”
告诉你三句话
“我会去的。”“或许你是对的。”“你心里会明白的。”
人们在互相交流，传递信息中，最能表达情感的通常就是那么几句话。
我觉得最有用的一句话应当是“我会去的。”“我会去的”，倘若你曾在周末打电话给水暖工，你就会感觉他回答的这句话对你有多方便；倘若你曾有在高速公路上车子“抛锚”的经历，你使用最后一枚硬币打电话向朋友求援，你更会有同样的感受。
“奶奶，我六月份就要毕业了！”“我会去的。”
“爸爸，我还在开会哩，恐怕来不及去机场接妹妹了。”“我会去的。”
“妈妈，宝宝哭了一宿，我可真撑不住了。”“我会去的。”
我会去的！”这意味着某个人将与你一起分担忧愁，排解困难。多重要的一句话！
另一句话是很难说出口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这就是“或许你是对的”。
倘若更多的人能够说“或许你是对的”，婚姻问题顾问将另谋职业。我从生活中得出一条经验，这句话最有利于化解矛盾，消除争吵。而且，它的有效性不仅仅是在夫妻之间，因为在各种生活场合，如果一味固执己见，毫不退让，只能给自己增添麻烦。
当我还是小孩子面对难以作出的选择时，我老爱盯住奶奶，想让她帮我作出决定。每当这时，奶奶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回答，“你心里会明白的。”
“我心里会明白的？”我抱怨：那是什么意思？我需要劝告，我需要你告诉我该做什么。她仍和颜悦色地说：“你心里会明白的，亲爱的，你心里会明白的。你得学会听自己的主意。”
别人可以建议我们该做什么，但多数时候，别人不可能承担你犯下的错误，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出自己的选择，那就是我们必须倾听心灵的声音。
“你心里会明白的”，心理学家称它是“自我意识”，精神领袖则称它为“自我强化意识”。无论你如何称它，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在生活中找到正确的答案，这是每个人拥有的天赋——但你一定得学会运用它。
学会它确实花费了我许多时间。
但我懂得生活之车没有预定的轨道，依赖人总是不行的，无论你从事什么。
至此，我们能发现这些简单的却意义深远、十分有用的简短话语对人的一生是多么重要。我是渐渐地体会到的。让我再给你说一遍——
我会去的。
或许你是对的。
你心里会明白的。
别对哨子花太多的钱
人类一切痛苦之事，大都由于对事情的错误估价，亦即“对他们的哨子付出过高的代价”——因小失大。
那时，我是个七岁的孩子。在一个假日里，同伴们往我口袋里装满了铜板，我立即向儿童玩具店跑去。路上，我瞧见别的孩子手里拿着哨子，哨子吹出的声音把我迷住了。我就把铜板统统掏出来，换了一只哨子。我回到家里，一蹦三跳地吹着哨子跑通全屋，为此颇感得意，不想妨碍了一家人。我把买哨子所付的钱告诉哥姐姐和堂哥堂姐时，他们说，我付了四个哨子的钱，还对我说，多付的钱本来可以买许多好玩的东西。他们取笑我做了件蠢事，把我气恼得哭了起来。甚至一想到这件事，我所感到的羞辱，超过了哨子带给我的乐趣。
然而，这件事一直印在我的脑际，后来对我颇有益处。每当别人引诱我去买一些我用不着的东西时，我常常告诫自己，“别对哨子花太多的钱”，我把钱省了下来。长大成人后，观察人的一举一动，我想，我遇到了许许多多“对哨子付出了太多的钱”的人。有的人渴望得到宫廷的青睐，把时间浪费在宫廷会议上，放弃休息、自由、美德、甚至朋友，我认为，“这种人对他的哨子付出了过高的代价”。有的守财奴为了敛财致富，不惜置一切舒适、一切与人为善的快乐、别人对他的尊敬和友谊的欢乐于不顾，我说，“可怜的人呵，你为你的哨子付出了过高的代价。”专事寻欢作乐的人，不努力提高自己的志向，只沉溺于眼前的美辰良景，我说，“错了，你这样做适得其反，在自找苦吃；你对你的哨子付出了过高的代价。”
总而言之，人类一切痛苦之事，大都由于的事情的错误估价，亦即“对他们的哨子付出过高的代价”——因小失大。
握手
不知怎的，面对熟人，我们总是觉得共同语言太少，其实，人类沟通不一定是非要说出来不可。
常常有朋友带着歉意向我表示‘我能向你说的实在太少了”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其实，我非常愿意想让他们知道，有的时候，任何话语，哪怕是最优美、最感人的话语，也可能会成为一种惊扰。
为此，我更愿意人们能用温暖的、亲切的握手来表达他们最真挚的同情或问候。
放手的爱
我必须对我所爱的人放手，否则，我就会失去我想得到的。
本周与朋友谈天时，我想起了今年夏天听到的一个故事：“一个好心人看到一只蝴蝶在茧里挣扎着要出来，很想帮忙，就轻轻地把茧上的丝拉开一个口。蝴蝶出来了，扑着翅膀，却不能飞。这位好心人没有懂得，只有通过生的挣扎，翅膀才能硬得能飞。这只蝴蝶只能短命地呆在地上，从不知自由的滋味，没有真正生活过。”
我称此为“放手之爱”的学问，我是经过痛苦之火的锤炼和耐心之水的浸泡才慢慢学会它的。我渐渐懂得，我必须对我所爱的人放手，否则，我就会失去我想得到的。
如果我自以为知道我所爱的人应该如何因而设法改变他，我便剥夺了那人一项宝贵的权利——对自己生活的选择和生存方式负责的权利。只要我把自己的意志或需要强加于人或对人运用我的权力，我就破坏了他对自己成长和成熟的充分实现；不管我的动机多么善良，我的占有欲都起限制和破坏作用。我最好意的行为也可能限制和伤害别人，因为保护和过分的担心比语言更雄辩地说：“你不能照顾你自己；我必须关照你，因为你是我的，我对你负责。”
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现在我能对我所爱的人说：“我爱你，珍惜你，尊重你。我相信，如果我不拦你的路，你能够或有能力充分发展成你所能成为的人。因为我太爱你，所以我能放手让你与我并肩而行，走在快乐里和痛苦里，我会分担你的眼泪，但我不会要你不哭；我会响应你的需要，关心你，安慰你，但我不会在你能自己走时拖着你不放；我随时准备在你难过和孤独时与你在一起，但我不会不让你体验自己的难过和孤独；我会尽力听懂你的话和意思，但我不会总是同意你说的。有时我会生气，生气时我会尽量让你知道我在生气，以使我们不必为有分歧而彼此过不去。我不可能随时随地都和你在一起听你倾诉，因为我没有时间倾听和关心我自己，在这样的时刻，我一定尽力对你坦诚。”
无论是用语言还是行动，我在学着对所爱和关心的人们说这些，我称之为放手之爱。
我还不能保证再不用手去碰那茧，但我在越做越好！
微笑
如同在两个冰冷的心中，在两个人的灵魂间撞出了火花，我的微笑对他产生了影响……西班牙内战时，我参加了国际纵队，到西班牙参战。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我不幸被俘，被投进了单间监牢。对方那轻蔑的眼神和恶劣的待遇，使我感到自己像是一只将被宰杀的羔羊。我从狱卒口中得知，明天我将被处死。我的精神立刻垮了下来，恐惧占据了全身。我双手不住地颤抖，伸向上衣口袋，想摸出一支香烟来。这个衣袋被搜查过，但竟然还留下了一支绉巴巴的香烟。因为手抖不止，我试了几次才把它送到几乎没有知觉的嘴唇上。接着，我又去摸火柴，但是没有，都被搜走了。
透过牢房的铁窗，借着昏暗的光线，我看见一个士兵，一个像木偶一样一动不动的士兵。他没有看见我，当然，他用不着看我，我不过是一件无足轻重的破东西，而且马上就会成为一具让人恶心的尸体。但我已顾不得他会怎么想了，我用尽量平静的、沙哑的嗓音一字一顿地对他说：“对不起，有火柴吗？”
他慢慢扭过头来，用他那冷冰冰的、不屑一顾的眼神扫了我一眼，接着又闭了一下眼，深吸了一口气，慢吞吞地踱了过来。他脸上毫无表情，但还是掏出火柴，划着火，送到我嘴边。在这一刻，在黑暗的牢房中，在那微小但又明亮的火柴光下，他的双目和我的双目撞到了一起，我不由自主地咧开嘴，对他送上了微笑。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对他笑，也许是因为两个人离得太近了，一般在这样面对面的情况下，人不大可能不微笑。不管怎么说，我是对他笑了。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有什么反应，他一定不会对一个敌人微笑。但是，如同在两个冰冷的心中，在两个人的灵魂间撞出了火花，我的微笑对他产生了影响；在几秒钟的发愣后，他的嘴角也开始不大自然地往上翘。点着烟后，他并不走开，他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露出了微笑。
我一直保持着微笑，这时他也好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我。他的眼中流露出人的光彩，探过头来轻声问：“你有孩子吗？”
“有，有，在这儿呢！”我用颤抖的双手从衣袋里掏出票夹，拿出我与妻子和孩子的合影给他看，他也赶紧掏出他和家人的照片给我看，并告诉我说：出来当兵一年多了，想孩子想得要命，再熬几个月，才能回家一趟。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涌，对他说：“你的命可真好，愿上帝保佑你平安回家。可我再不能见到我的家人了，再也不能亲吻我的孩子了……”我边说边用脏兮兮的衣袖擦眼泪、擦鼻子。他的眼中也充满了同情的泪水。
突然，他的眼睛亮了起来，用食指贴在嘴唇上，示意我不要出声。他机警地、轻轻地在过道巡视了一圈，又踮着脚尖小跑过来。他掏出钥匙打开了我的牢门。我的心情万分紧张，紧紧地跟着他贴着墙走，他带我走出监狱的后门，一直走出城。之后，他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往回走了。
我的生命被一个微笑挽救了……巧遇
一个大人物，他却不拒绝一个陌生的年轻人的请求，毫不吝啬地向比他地位低得多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956年夏日一个多姿多彩的夜晚，而我却感到心灰意懒，沮丧到极点。我与一个姑娘坐在著名的巴黎里兹饭店的一张桌旁，这是我们的道别仪式。明天，所有的激情、憧憬都将随着她回美国而消失。
我为自己和姑娘点了杜松子酒加蕃茄汁的混合饮料，心情复杂地等待着分别的时刻。桌对面的姑娘呷了一口饮料，百无聊赖地向四周围张望。突然间，我觉得她脸上的表情是这星期以来我见过的最兴奋的——“那不是欧内斯特·海明威先生吗？”
在酒吧的尽头，一个白胡子高个头男子正在打电话。
“的确是海明威。”我说。
“你为什么不去请他来和我们喝一杯呢？”姑娘料想我没有这个胆量。
此刻，即使被酒吧的招待扔出门去我也不在乎，还有什么可在乎的呢！“我去请他。”我挺起胸脯大步走向吧台，海明威正好挂断电话。
“海明威先生，”我说：“如果您有时间，愿意同坐在那张桌旁的姑娘和我一起喝一杯吗？”他看了看我，又朝桌子那边望去，对我说：“我再打一个电话就过去。”几分钟后，海明威先生坐了下来，我们又叫了一瓶杜松子混合酒。大作家最会观察。然而，从我们不着边际的谈话中，海明威能听出什么吗？只见他微微笑着，说一切会变好的，因为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他告诉我们他正准备去西班牙看斗牛；他说他刚从几个月前在非洲丛林中的一次飞行事故中痊愈，苦难过去了。他还问我驾驶什么样的汽车，并告诉我什么样的车子才最适合年轻人。
我们谈了好一会儿之后，他瞧了瞧手表，“我很想与你们多呆些时间，不过，我已答应和别人一起晚餐，很高兴认识你们。一切会更好的。”然后辞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