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追溯汪精卫投敌活动的由来，总要提及高宗武其人。抗战爆发后，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原本是奉蒋介石指派赴香港搜集情报，却在战争状态下秘密潜赴日本，谋求实现“和平”的途径，结果将汪精卫引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高宗武到底“姓蒋还是姓汪”？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崭露头角的“日本通”
高宗武，浙江乐清人，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生，1931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当年回国，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兼《中央日报》特约记者。
1932年年初，以国民政府外交部为背景的《外交评论》创刊，该刊聘请高宗武为特约撰述人，为他崭露头角提供了一个契机。在《外交评论》创刊号上，高宗武以《最近日本之总观察》一文打开了国人的视野，全文洋洋万言，全景式地介绍了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四个方面的情况，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此后，他一连在《外交评论》上发表了14篇文章，篇篇内容不离日本问题，一个崭新的“日本通”的形象就此树立在公众面前。1932年11月，蒋介石决定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聘请素孚众望的社会著名人士出任专员。高宗武以日本问题专家的身份被延聘为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一举跻身于名流之列，这对他的自信心是一种极大的鼓舞。1934年5月，高宗武被调到外交部，出任亚洲司日本科科长；6月，加亚洲司帮办衔；1935年5月，升任亚洲司司长，时年仅30岁。在战前的中日交涉中，高宗武有过一次得意之作。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发行邮票，使用伪满年号的日戳，国民政府以事关政治立场，指令东北邮局所有员工撤退，关内外邮务为之断绝。日本方面屡次向国民政府施压，要求实现关内外通邮，迫使国民政府事实上承认伪“满洲国”。为了缓解来自日本方面的压力，1934年11月，外交部指派高宗武赴北平与日伪代表谈判。高宗武凭借个人灵巧的智慧，与日伪方面议定了关内外《通邮协定大纲》，规定在山海关及古北口各设邮件转递局一所，转递出入关邮件；进关邮件均贴用特制之邮票；邮件、包裹、汇兑单据等，均不得盖有伪“满洲国”字样。这样，关内外通邮问题绕过了政治障碍而得以解决，高宗武一时号称对日外交的能手。
1936年9~12月，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举行了一场马拉松式的会谈，预备性会谈由高宗武与川樾茂对阵。这场会谈最终不欢而散，但以配角身份出场的高宗武却又一次在日本人面前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川樾茂公开扬言，以后遇事专找高宗武谈，无形中抬高了高宗武的地位。
年轻的高宗武自信心暴涨，曾经对日本人口出狂言：“由于我是亚洲司司长，必然要妥善处理日本提出的取缔排日的要求以及降低关税之类的事务性交涉，但实际上，我对此一点兴趣也没有。我的愿望在于使中日关系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以实现东亚历史性的变革。”
低调言和，以汪精卫为中心七七事变爆发时，高宗武正躺在上海杨树浦医院养病，他感到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临了，于是从病榻上一跃而起，伺机等候出击的时机。
1937年7月31日中午时分，蒋介石在南京召见高宗武，想听听他对中日形势的看法。高宗武向蒋介石夸下海口，请求承担对日最后交涉的重任，要以自己的热诚去说服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使日军从华北全面撤退。看着眼前这个集狂妄与稚气于一身的高宗武，蒋介石一时未置可否。这天下午，刚刚从外地返回南京的汪精卫也急急地召见高宗武，与他作了一番长谈，对他的想法表示了几分赞许。当晚，高宗武找到“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请他通过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的协助，直接沟通与近卫文麿的联系，结果如泥牛入海，毫无音讯。
战火很快从华北烧到了上海，南京开始遭受日机的空袭。位于南京西流湾八号国民政府大本营第二部副部长周佛海的公馆，有一处坚固的地下室，高宗武与一群悲观的政客与文人，成天聚集在那里。他们一个个忧心忡忡，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主张当胜败未分之际，最好进行外交，以外交的方式来结束战争。一向以“日本通”出名的高宗武被这群人奉为座上宾。他们这群人的想法与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不谋而合，无形中便以汪精卫为精神领袖。高宗武多次拜见汪精卫，主动请命，要求赴沪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接洽停战。汪精卫将高宗武起草的对日外交进行步骤与要点转呈给蒋介石，蒋介石的答复是时机未到，令高宗武十分沮丧。
11月20日，高宗武告别已成危城的南京，溯江而上，向汉口转移。此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正在调停中日战事，高宗武作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派遣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赴上海，秘密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试图让日方降低条件，从内部促成陶德曼调停。结果，他的这一努力再次归于失败。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关闭了和平谈判之门，要一直打到国民政府崩溃为止，气焰极其嚣张。两天以后，中日双方各自召回了大使，两国外交关系为之断绝。一向活跃的高宗武眼看就要赋闲了，他实在耐不住寂寞，频频与周佛海商议，挖空心思地想创造奇迹，重新打开与日本的谈判之门。周佛海对抗战的前途悲观至极，经常哀叹再打下去“吾辈不知死于何处”，高宗武的想法正合他的心意。于是，已经担任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的周佛海，乘便向蒋介石进言：高宗武是个相当有用的人才，把他留在汉口是没有用的，不如派他去香港收集日本的情报。蒋介石没有觉察到周佛海隐秘的内心动机，采纳了他的建议，还从每月的军事机密费中支出6000元港币，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罗君强奉命为高宗武开了一张军用出差证明书，信笔填上了“高特派员宗武”的字样。
三赴香港，徘徊在蒋汪之间
1938年2月22日，高宗武终于飞出了令他窒息的汉口，抵达香港，重新活跃起来。他在香港开了一家“宗记洋行”作为掩护，稍事布置，又马不停蹄地转赴日军占领下的上海，试图尽快沟通与日本的联系。
高宗武在上海刚一落脚，便与日本同盟通讯社
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取得了联系。松本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智囊，情报界把他看做是近卫的私人驻华代表，是个重量级的人物。松本与高宗武在日本帝国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有同窗之谊，与高宗武早就相熟。高宗武急切地向松本重治打探近卫内阁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的内情，能坚持到什么时候？何时能重开谈判之门？松本告诉他，占领南京让日本人发狂了，这是一个重要原因，目前的外交僵局是打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