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担任副主编的《上海文史》发表了谈瀛先生的《郁达夫家信沉浮》一文。4月8日傍晚，我带着那期《上海文史》拜访王映霞，她虽说此前并没有看过谈文，不过，旧事重提，不禁勾起了她对遗失和追索郁达夫家信历史的回忆。
屈指算来，郁达夫家信从遗失到重回王映霞手中，前后经历了40多个春秋，其间充满了鲜为人知的曲折与磨难……
王映霞长沙逃难失行李
1938年7月11日，郁达夫王映霞夫妇偕王映霞的老母与三个孩子，从武汉逃难到湖南常德，继而移居洞庭湖畔的汉寿。郁达夫到汉寿不久，即告别家小，只身一人去了福州，在福建省主席陈仪手下工作。
同年10月，武汉沦陷，湖南岌岌可危，在汉寿的王映霞不得已扶老携幼又开始了逃难，计划前往福建找郁达夫。12月，王映霞全家来到长沙，准备经此出江西绕道浙江，再翻过仙霞岭到福建浦城，然后设法与当时在福建工作的郁达夫团聚。
可是，当王映霞全家来到危在旦夕的长沙时，国民党军队竟在撤退时将长沙付之一炬。顿时，全城陷入一片火海。长沙火车站挤满了国民党士兵和逃难的群众，王映霞当时扶老携幼，只顾保全全家性命，直到挤上火车后，才发现随身携带的行李丢失了，其中包括郁达夫历年来写给她的全部信件。
燕孟晋意外获得郁达夫家信
1981年6月，林艾园先生撰写了《赠上海图书馆郁达夫致王映霞函件真迹序》，其中详述了燕孟晋意外获得郁达夫家信的经过。日前我拜访他时，他对一些细节又作了补充。
1938年，粤汉铁路管理局由武昌迁至湖南衡阳苗圃办公，把无人认领的旅客托运行李运至那里保管。但随着日军的进一步南侵，敌机多次轰炸衡阳苗圃。1939年某月的一天，粤汉铁路局拍卖处理无人认领的旅客失物，当时搞财务会计的燕孟晋在铁路局总稽核处工作，被派参加监督拍卖工作。一次，燕孟晋看见拍卖场附近正在烧一大堆废纸之类的东西，火光熊熊。他走上前去，无意中用手杖一拨，突然有一大批书信展现眼前，而且信封上写有“王映霞”、“达夫”字样。他毕业于武汉大学，平日喜爱文学，所以马上警觉起来，知道这些信函的价值，赶忙从烈火中抢救出来。在那次拍卖中，燕孟晋得到两件宝贝，其中一宝就是幸免于焚烧的郁达夫家信。
上述郁达夫家信脱险烈火的故事，是燕孟晋亲口告诉林艾园的。林老说，他和燕孟晋同在粤汉铁路局工作，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林的父亲任总稽核处稽核，是燕的顶头上司。据林老回忆，他是在燕的宿舍里见到郁达夫家信的，时间是1940年春夏之交。
王映霞追索家信终无望再说当年王映霞在长沙挤上火车，辗转逃到浙江江山，始终没有忘记在长沙火车站丢失的行李。因为与郁达夫相识后郁写给她的全部信件都在行李中，丢失它们比丢失任何珍贵的东西都更令她寝食难安。所以，当她把母亲和孩子安顿停当之后，又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心急如焚地赶回长沙衡阳探听行李的下落。可得到的答复使她心寒：行李全都烧光了。她几经周折寻找行李无望，异常痛惜，只能带着无限的忧伤前往福建，设法与郁达夫联系。
1940年3月，王映霞在新加坡与郁达夫协议离婚，怀着无限的惆怅和失落，王映霞只身回国到抗战的大后方陪都重庆，在国民政府外交部总务司当科员。有一天，她从一位资源委员会的朋友处，惊喜地获得了郁达夫家信的消息。
据谈瀛先生回忆，是他把郁达夫家信的下落辗转透露给了王映霞。但燕孟晋不愿把家信归还王映霞。
1949年，上海《大公报》刊登了关于郁达夫家信的消息，尽管其中所述并不完全正确。报道中说：
达夫先生在前后十二年内写给王映霞女士的信，总共有一二百封。民国三十四年，这批信件落在资源委员会供职的一位燕君手里（名字不详）……这则报道发表在影响很大的《大公报》上，王映霞不会不知道的。但报道并未产生“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究其原因，在于这批信持有者始终保持缄默，秘而不宣。
郁达夫家信易主林艾园
那么，郁达夫家信怎么会从燕孟晋手中转由林艾园保存的？
当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时，林艾园先生丝毫不加回避，他说，抗战胜利后他和燕孟晋又在南京资源委员会同事，1949年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他和燕孟晋先后到了香港。这年11月，燕孟晋赴港后到他家作客，还住了一段日子。后来，燕孟晋打算回内地，他就向燕提出郁达夫家信不要带回内地，放在他那里。从此，郁达夫家信就由他保管了。
燕孟晋从香港回内地后，在鞍山钢铁公司夜大学教会计学。不久，林艾园因向往投身新中国建设的大潮，也从香港回到上海，最初在外贸局中国丝绸公司，后到外贸局业余大学，再到外贸学院、华东师范大学。1955年左右，燕孟晋作为鞍山市人民代表到上海参观，不忘拜访多年不见、已从事教学的林艾园。这次见面，林艾园直言对老朋友说，那些郁达夫家信你不要带走，送给我算了。燕孟晋欣然答应了。这次会面后，燕孟晋音信全无。林老忆起老友不免伤感地说，“文化大革命”中他可能逃不了劫难，估计已不在人世了。
据林艾园先生回忆，他在获赠郁达夫家信后，并不秘而不宣，许多朋友都知道此事。他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施蛰存先生曾建议加以整理，并抽些有价值的录寄香港与内地有业务关系的出版社出版，还将郁达夫赠自己的郁、王同在福州的合影两张，借给他翻印。他也开始对郁达夫家信进行整理、分析和研究。
然而，“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艾园被抄家，郁达夫家信被造反派抄走。“文化大革命”后期，在“落实政策、归还物资”时，华东师大中文系召开了一次由被抄家的教师参加的座谈会。会上，造反派希望大家仔细回忆，在被抄的物资中，有哪些重要的东西需要归还。林艾园当即表示，在被抄的东西中只希望能将自己长期保存的郁达夫家信归还，准备整理后捐上海图书馆或北京图书馆。但后来有一天，他被通知来到中文系主任办公室，接待他的只有中文系学生某君，在发还他被抄走的手提箱时，某君说：“郁达夫的信就不还你了。”尽管他内心十分不情愿，但面对造反派学生十分惧怕，根本不敢说“不”，连问为什么的勇气也没有。他曾想，郁达夫家信作为国家文物存在中文系，那也是一件好事。
几年之后，有一位年轻教师告诉林艾园，中文系里并未见到郁达夫信函，此时，他才意识到郁达夫家信已落入造反派学生某君之手。他深感事态严重，赶快把此事向工宣队汇报，希望能追查此事，但最后不了了之。所幸的是，林艾园在发还他的一箱散乱杂物和“废纸”堆中，惊喜地发现被抄走的一部分郁达夫家信。他认为这部分郁函得免于难，是因为造反派学生某君“临事心粗”，不曾从容不迫细检的缘故。
然而，那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林艾园仍未完全走出厄运的阴影，根本没有条件整理、分析和研究幸存的郁达夫家信，再加上家中乱哄哄的，他就把那些信随手放在一边，后来有一天想起，再去翻找时，只找到十几封信，其余遍寻无获，怀疑已作为废纸清除掉了。他面对郁达夫家信一失再失，懊恼异常。
许杰寻找王映霞传喜讯
历史无情亦有情。古稀之年的王映霞做梦都想不到有人会突然把丢失数十年的郁达夫家信的下落告诉她。
给王映霞传喜讯的是她和郁达夫的朋友，时任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许杰。
原来，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许杰跟着许多同事和学生到乡下办学，参加四清，和同系的林艾园住在同一间屋子的地铺上，而且铺连着铺，这样就有了交流的机会。有一天林艾园告诉许杰，他手里有一批郁达夫寄王映霞的信保存着。20世纪20年代，许杰在郁达夫和王映霞相恋前后就与他们有了交往，所以，当他听了林艾园的一番话，马上想起了郁达夫家信的失主王映霞，心想王映霞就住在上海，何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呢！
当时许杰根本不知道王映霞住在哪里，偌大一个上海，人海茫茫，究竟到哪里找呢？
许杰唯一的线索是，只记得她在上海第一百货商店旁边的一条马路上的一所小学任职，小学的校名也是以这条道路命名的。
在那个高喊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以许杰的身份去寻找王映霞有诸多不便，正当他在为难之际，曾和他次子许昌骏一起支边云南的战友沈文凯主动向他提出承担寻找王映霞的工作，并最终在位于第一百货商店东侧的六合路上的六合路小学打探到了王映霞的下落。
王映霞获赠郁达夫家信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大地回春，在“文革”中吃尽苦头的许杰又陪王映霞拜访了林艾园。据王映霞说，许杰前后三次看望她，在第三次时一起到了林艾园家。当时王映霞何尝不想早日看到并能重得失去数十年的信件，但她为何迟迟未去见林艾园呢？她曾坦率地告诉我，她那时心里很矛盾，“当时我不想去的原因是想起这些信就难过”。但经老朋友许杰的劝说和解释，她终于放下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托许杰代为转达索信的想法。
林艾园得知王映霞的想法后，心想当年老友燕孟晋交给他一大包郁达夫家信，现在只剩下寥寥十几封，颇感惆怅和惋惜，已没有心情再保留，就连同施蜇存给他翻拍的两张照片，全部送给了王映霞。
王映霞和林艾园第一次见面时，林艾园告诉她，“文化大革命”中发还的信件仅是小小一部分，其余部分，包括在福建写的信，内中多封还是用当时福建省政府信封信笺，以及他历年搜集的一些有关郁达夫的资料，连同刊登王映霞的《一封长信的开始》的刊物《大风》，都给华东师大中文系已毕业的造反派学生某君代为保管了。王映霞索信心切，她了解到那位学生某君去贵州工作，就想方设法搞到了他的通信地址，与他通信，但并未表明通信的意图。她告诉我，她为了同某君联络感情，用心良苦。通信一年多，有一次某君来信说要来上海，并看望她。等他来的那一天，王映霞在家中热情接待了他，并说出了与他通信的目的。可他说信已全部还给林艾园了。接着，王映霞和他一起去林艾园家。这是一次极不愉快的会面。某君坚称已把信全部归还了。当林老向我忆起当时的情景时，十分气愤地说：“当某某赖账说没拿时，我拍桌子骂了他。”
王映霞仍抱希望，想通过组织设法找回那部分郁达夫家信，但一切努力都未奏效。过了好久，有一天王映霞收到某君的来信，信中诉说了自己因郁达夫家信问题受到的苦。王映霞说：“据说，他没能提干。”
林艾园再获残函捐国家
1979年春节，林艾园清理居室走廊外满是鼠洞的储藏小间，搬出历年堆积发霉的旧报刊，打算卖给废品收购站。在底层旧报纸堆中，他无意中惊喜地发现有一批郁达夫家信，因夹在报纸当中，竟然未被鼠啮虫咬，完好无损。经清点，有信38封、明信片41张，与已送给王映霞的部分合在一起，正是当年发还给他的全部郁达夫家信。
如何处理这部分郁达夫家信，林艾园面临赠给王映霞或捐赠国家两种选择。这绝非是容易的选择啊！据我了解，王映霞希望他能像第一次物归原主时那样慷慨相赠。林艾园当时的真实思想，在他《赠上海图书馆郁达夫致王映霞函件真迹序》中作了说明。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曾打算将全部郁函加以整理，研究后送交上海图书馆或北京图书馆。现在，由于已成残缺，又由于自己忙于古典文史专业研究，整理已谈不上，但仍愿遂我初志，送给国家。最近我和一些朋友如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程应镠主任、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徐中玉先生等商量，亦认为应作为一个历史文献来处理，不可再赠私人。因此，我决定不再将这残存的郁函送给王映霞同志，而将它们全部送给上海图书馆。凡是研究郁达夫的人，都可依该馆的规定，前往借阅……我现在送给国家图书馆，则千秋万代，将永远保存下去，万无一失。”他还说：“我们这样处理，想当年从烈火中抢救此郁函的老友燕孟晋同志，亦会表示赞同的。”
话虽这么说，林艾园对自己没能了却王映霞数十年梦寐以求的夙愿，仍心存歉意，因而坦言“未能再送给她，我在这里向她表示歉意”。王映霞整理出版《达夫书简》
许杰曾劝王映霞和林艾园共同把郁达夫家信加以整理公开出版，后来这项工作由王映霞独自完成了，《达夫书简》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据王映霞见告，在林艾园向上海图书馆捐赠郁达夫家信后，她在丁景唐先生的帮助下得到了一套复印件，并嘱人编成集子出版。另据《达夫书简》的编者王观泉先生在《跋》中说，王映霞认为郁达夫是我国著名文学家，这批历经半个世纪沧桑而幸运保存至今的珍贵手泽，不应当束之高阁，秘而不宣，觉得可以印出来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郁达夫的同志参考，遂交由她注释并联系出版。
《达夫书简》的注释是女作家丁言昭女士在王映霞帮助下完成的。林艾园的《赠上海图书馆郁达夫致王映霞函件真迹序》一文，被作为《达夫书简》的序。后来我又获悉，上海图书馆将《达夫书简》的原件影印出版。虽然王映霞已去世多年，但我想她在九泉之下一定会为之感到高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