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种种恶行引发中国人民的抗议浪潮，全国掀起广泛的抵制日货运动，令日本经济蒙受了重大损失，美英等列强也对日本势力的过度扩张表示不满。这可不是日本希望看到的，日本国内开始出现批评之声。部分金融界人士、政府官员和元老担心大隈内阁的武力侵华政策将使日本陷于“进退维谷之境”，妨碍日本在中国的“长远大业”。
他们批评道，“侵占领土固然重要，但终将不能征服民心”，大隈内阁的策略无疑是短视之举。
在一片骂声中，大隈只好向大正天皇提出内阁集体辞职。大隈辞职后，朝内元老山县有朋力推朝鲜总督寺内正毅为头号首相候选人。
1916年10月9日，寺内内阁成立。他上台后，政府要职都由其心腹担任：胜田主计为大藏相，后藤新平为内务相，西原龟三为高级顾问。
日本政界称这一组合为“朝鲜帮”，而且这些人都主张推行经济侵华政策，西原龟三一贯的论调就是，“组织以日本大银行和纺织公司为中心的实业代表团对华投资，用日本顾问来改进中国币制，确立日华货币混用体制，以此发展日本的经济势力”，这样日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以保护资金为由，派日本宪兵到中国去驻守。
就在寺内内阁成立的当天，政界元老松方正义便向寺内提交了一份《对华政策意见书》，提出新的对华政策理论--“援助-提携”论，强调所谓“日华亲善”和“国际协调”，为的就是掩人耳目，粉饰其侵华野心。这样，他们的侵略政策就不用承受舆论压力，“大陆政策”可以更快更好地推行下去。
寺内正毅在上台伊始就曾透露，他会“在幕后谋求亲善”的计谋，“怀柔”中国政府，也就是给中国政府提供1亿日元的贷款，让中国放松警惕。寺内之所以敢一下子就拿出这么多钱，是因为他有日本雄厚的经济实力撑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欧洲国家民用工业基本停滞，对外运输也不通畅。反观日本，一举由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1917年的黄金储备达11.5亿日元，经济发展形势一片大好。
1916年年末，胜田主计负责制定了《对华借款方针》，其原则是表面工作一定要足，切不可像以前那样将侵略利益摆到台面上，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这样只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聪明人会以“稳妥之条件提供贷款”，外表言行越“亲善”，实际拿到的侵略特权也会增加。
这样的贷款明显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
12月18日，寺内正毅便派西原龟三访华，以打开“借款”外交的通道。到了北京后，西原已经想好了对策，就先从“救济交通银行”
入手，以打开对华借款的通道。于是，他先去见了交通银行总经理曹汝霖、银行股东会会长陆宗舆，向他们暗示说，此次奉首相之命前来，旨在实现首相的“日中亲善”。他说可以向交通银行提供500万日元的借款，只需用中国政府国库债券做担保，三年还清，利息是7分5厘，中方也不用交佣金。如此“宽厚”的条件算是史上头一遭，曹汝霖自然十分愿意和西原签这个借款合同。随后，西原又去游说段祺瑞，说什么日中本来就不该是敌对关系，“阁下如能一改前辙”，日中“亲善”之路自然就打通了，一番话说得段祺瑞频频点头。
当时段祺瑞虽然掌握大权，但国内形势变幻不定。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与段祺瑞政权南北对峙。段祺瑞是非常想除掉和他作对的南方政权，无奈兜里没钱呀，他便试图寻找外援。可是英法正深陷战争泥潭，根本拿不出钱；美国把钱都借给了协约国，对段祺瑞也爱莫能助。此时，日本抛出的“宽厚”借款政策让溺水已久的段祺瑞终于抓到了救命的稻草。他迅速通过秘密渠道向日本政府频送“秋波”，派自己的小舅子吴光新（皖系军队师长）先后向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石光真臣说明自己的态度，“拟认真与日本合作”，希望日本给予相当援助。
此时中国政局的焦点就是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
日本原本极力阻止中国参战，深怕中国会因此提高在国际上的地位。
到1917年年初，日本的态度完全变了，大力支持中国参战。究其原因，一是日本与英法俄意已达成秘密协议，战后日本可继承德国在华一切特权；二是段祺瑞的亲日态度给日本吃了定心丸。
西原龟三再次挑起动员中国参战的重担。1917年2月17日，西原和曹汝霖面谈，他说如果中国对德宣战，日本将全力援助中国，还列了一大堆优厚的回报。接着西原又去游说段祺瑞，明着鼓励中国参战，却巧妙地抓住要害，暗示日本将会全力支持段祺瑞统一中国的大业。
一番话下来，说得段祺瑞两眼冒光，不等翻译译完，就一拍大腿立即表态：“我也深有此感，一定照此进行。”
段祺瑞是同意参战了，可他名义上的上司总统黎元洪不干，黎元洪担心日本对中国的渗透会因中国的参战而进一步加深，所以他不主张立即与德断交。段、黎之间的矛盾激化，双方都密谋除掉对方。段祺瑞向日本求助。西原化名“山川宪三”，于6月8日秘密地去了天津曹汝霖的住所，参与“援段计划”。
7月1日，被黎元洪大总统召来的长江巡阅使张勋却突然搞了一场复辟闹剧。对此，黎元洪跑到日本使馆寻求庇护，段祺瑞则自任总司令，誓师讨伐逆军。日本三菱财团便借给段祺瑞100万日元，西原又让林权助去横滨正金银行借200万日元，以解燃眉之急。
段祺瑞也没让日本失望，在平息了张勋复辟后，再次组阁。日本政府认为借钱给段内阁，让他平定中国内乱，并借机解决日中之间的“悬案”是为上策。日本随即又向段府提供了1000万日元，名为“对华改革借款预付款”。见日本如此“慷慨”，段祺瑞便恬不知耻地委托西原带个口信给寺内正毅，希望日本加大对华援助，等他统一了中国后，中日两国必定是相互提携、友好亲善的关系。日本二话不说，就与段祺瑞签了2000万日元的“第二次交通银行借款”合同。
1918年3月，胜田大藏相向众议院提案，由日本政府提供一亿日元债券作为日本兴业银行海外事业的资金。得到批准后，他就与陆宗舆联合成立“中华汇业银行”，作为中方接受日本借款的机构。
1918年3月23日，段祺瑞第三次组阁。与此相呼应，西原与财政总长曹汝霖签订协议，以“有线电信借款”之名，借给段政府2000万日元。西原还极力兜售其“日中经济一体化”理论，他拜会曹汝霖，经过长时间密谈，达成《两国政府代表对于有关日中亲善的协约措施的备忘录》，由陆宗舆代表段祺瑞在上面签了字，所以就被叫做“西原龟三-陆宗舆备忘录”。其中涉及日本退还庚子赔款、官营炼铁厂的筹建、由日本银行组织中国铁路资本团、中国币制改革等内容。陆宗舆深知这一备忘录的卖国性质，几乎是战战兢兢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寺内首相看到备忘录后十分开心，决定再派西原去北京具体落实其中各项，他亲自拟定了《借款问题及其他》，嘱咐西原务必完成。
6月18日，西原和曹汝霖签署《吉（林）-会（宁）铁路借款预备合同》。8月份，西原与曹汝霖议定了一份草案，就有关中国发行金本位纸币、日本退还庚子赔款、中国铁路资本团等寺内首相一再叮嘱要拿到的特权达成协议，由西原带回东京。
对于西原的这些秘密活动，日本国内却有不同的声音。被西原的活动搞得很无奈的驻华公使林权助怒责其为“胡闹外交”；已与江苏凤凰山铁矿签约的大仓洋行也不同意西原拟定的炼铁厂借款。再加上枢密顾问官伊东巳代治等人的极力反对，西原带回来的议定书只好搁置起来。
然而，这些却没能让西原有所退缩，他继续同驻日公使章宗祥商谈借款问题。不久，日本兴业银行副总裁小野英二郎与章宗祥再签三笔借款合同，包括建造满蒙四条铁路借款两千万日元、山东两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以及中国参战借款2000万日元。
从第一次交通银行借款500万日元到参战借款2000万日元，经西原之手借给中国的款项共有八笔，总计1.45亿日元，统称为“西原借款”，大部分都被段祺瑞用在扩军和打内战上。
日本当然不是老好人，通过“西原借款”它攫取的在华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如1917年10月的吉林至长春铁路借款，北京政府只是借了65万日元，而日本得到的回报是日本公司经营管理这条铁路30年。难怪寺内正毅在下台时，不无得意地说：本人在任时，借给中国的钱“三倍于从前之数”，而日本在中国获得的利益，“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
最早唆使外蒙古闹“独立”的是谁
清代将蒙古分为朝廷设官治理的内属蒙古和由札萨克世袭统治的外藩蒙古。外藩蒙古又分为内札萨克蒙古（漠南蒙古）和外札萨克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其中前者成为今内蒙古自治区的主体部分，后者中的漠北蒙古则是今蒙古国的主体部分，也被称为外蒙古。清朝时期，在外蒙古设有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和阿尔泰办事大臣治理这一地区。本来外蒙古在清朝的管理下生活得挺好的，可是禁不住有心人的挑唆，1911年突然宣布要“独立”单过，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又要提到沙俄了。沙皇俄国从建国之日起，就在不断地侵蚀周边，历任沙皇都对土地有着十二分的偏好，就好像是为了寻找一种安全感。不但对无主地感兴趣，即便是属于另一国的领土，只要它看上了，不论用什么手段都要得到，实在得不到，也必须给对方添点堵。
中国很不幸地做了沙俄的邻居，东北、新疆都被它染指过，中部的蒙古也没能逃过这一劫。
早在1756年，即中俄签订《布连斯奇界约》（确定了中俄中部边界）后的第二十九年，沙俄就企图趁清政府平定蒙古准噶尔部叛乱之机，把外蒙古置于它的“保护”之下。但是清军平叛的效率实在是太高了，以至于沙俄没有足够的时间实施自己的阴谋。
这次失败并不能让沙俄打消侵吞外蒙的念头，蓄谋这么久的事情，沙皇很难放下，总觉得不再试试就对不起自己。1852年，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派其属下德斯帕特·奇诺维奇去煽动蒙古王公，暗示清政府行将覆灭，蒙古如若组成“独立”的小公国，再由俄国保护，对蒙古来说绝对是前途光明一片的康庄大道。1860年，沙俄借助《北京条约》获得了在蒙古通商和在库伦设立领事馆的权利。1862年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使俄商可以在蒙古境内享受免税贸易。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让沙俄的侵略势力全面渗入到外蒙古。
日俄战争中，沙俄惨败，使它在东北的侵略“大业”受到拖累。
这样东北暂告一段落，它就有了更多精力研究外蒙古该如何神不知鬼不觉的独立。1907年，日俄签订第一次密约，背着清政府重新划分了两国在东北和蒙古的势力范围，外蒙古划到了俄国名下。没有了后顾之忧，沙俄肆无忌惮地在外蒙古大搞侵略活动。1906-1910年，沙俄的政治、经济、军事部门甚至是商业组织倾巢出动，以“考察队”、“探险队”等名义，打着进行科学研究的旗号，深入蒙古搜集情报，这批侵略团伙包括俄国总参谋部、西伯利亚军区、阿穆尔军区等军事部门，财政部、工商部等政府机构，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托姆斯克大学等学术机构以及莫斯科商会等企业团体。
沙俄特别重视拉拢外蒙古上层王公贵族、活佛、喇嘛，以扶植亲俄集团，毕竟日后“独立”的外蒙古还得指望这批人做管理工作。对王公贵族，通过附带苛刻条件的贷款进行控制，还以免税贸易特权诱使外蒙富商改入俄国籍。1905年，东省铁路公司和俄国面粉公司给敖汉扎萨克的弟弟三喇嘛提供了17万卢布的贷款，条件是同意俄国租占“扼奉天、吉林和黑龙江咽喉”的郭尔罗斯后旗的大片土地。
针对活佛、喇嘛，则通过“馈赠”以讨其欢心。1908年，沙俄新任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到京赴任时，专门到库伦向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呼图克图送去了价值2万元的金银珠宝、钟表等物。沙俄殖民者把自己装扮成喇嘛教的守护人，不仅在临近蒙古的外贝加尔修建了许多喇嘛寺，1907年还在彼得堡修建了喇嘛寺，蒙古喇嘛教众的心被收服。
此外，要想完全控制一个地区，军队、警察之类的武力后盾是必须的。沙俄在蒙古组建的是别动队，队员都是蒙古族的地痞流氓，沙俄给这些人提供基地、配备武器，目的就是利用他们扩大对蒙古的挟制。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陶什托琥别动队。陶什托琥原本只是一个没落封建主，在当地是出了名的恐怖分子，清政府曾多次派兵追剿他。在沙俄的庇护下，原来跟着他混的残部被重新遗召集到一块儿，接受专门训练，时不时就去骚扰东部蒙古。在这之外，沙俄还极力怂恿蒙古王公叛乱。
在一轮轮糖衣炮弹的攻势下，外蒙的上层集团渐渐偏向俄国，对清政府明显冷淡不少。在此基础上，沙俄又多加了一把火，煽动外蒙活佛自立为王，断绝与中国的臣属关系。
1911年，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爆发了象征新气息的辛亥革命。同年7月，外蒙王公和上层喇嘛在库伦举行会盟大典。在俄驻库伦领事的操纵下，这伙人秘密开会商量脱离中国而独立的问题。以杭达多尔济亲王为首的亲俄派认为，时下中国正在闹革命，这是摆脱中国的最好时机，再加上俄国的支持，绝对可以成功。8月15日，亲王率团到了彼得堡，向俄国外交大臣递交蒙古活佛致沙皇的信，提议签订承认外蒙独立的条约和其他经济协议，请求俄国的“保护”。随后沙俄政府便召开了远东问题特别会议，权衡利弊后，沙俄决定以“中间人”的身份，既阻止清政府在外蒙继续推行“新政”，同时做好军事准备，随时准备扶植外蒙“独立”。
当时清政府正忙于镇压南方起义，全国局势不稳。沙俄认为这是争取外蒙“独立”千载难逢的机会。11月中旬，俄军护送外蒙亲王使团回到库伦，还附送大批枪支弹药。11月30日，杭达多尔济等亲俄分子以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名义向清政府驻库伦的办事大臣三多发出最后通牒，要他三天内必须离开蒙古。俄蒙军队随后包围办事大臣衙门，清朝官员全部被强制押送出去。
12月1日，由沙俄操控的“外蒙王公委员会”发布《告民众书》，公然宣布蒙古为“独立国家”。16日，所谓的“大蒙古国”便成立了，哲布尊丹巴即位称帝，年号是“共戴”，政府各部大臣陆续确定，一个“独立政权”就此成立，这也是外蒙首次公开宣布脱离中国而独立。
1912年1月3日，在俄国领事的怂恿煽动下，乌里雅苏台的札萨克也宣布“独立”，清朝驻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被俄军押送出境。5月份，另一个没有跟风“独立”的外蒙重镇--科布多遭到库伦当局的袭击，城内守军誓死抵抗，却始终等不来支援的清军，8月份因“弹药告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