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导演伪满洲国丑剧，溥仪成“最佳主演”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宣布继承祖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向外侵略就是它的外交宗旨。为此，它制定了以征服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甲午一战，日本摸清了清政府的实力，对灭亡中国的计划很有信心。
20世纪20年代，日本取代西方列强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1927年6月27日到7月7日，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日本政府所有要员都出席了会议，讨论如何侵吞中国。田中首相在会议结束时作了训示，即后来的《对华政策纲要》，因为这个纲要是对外公开的文件，所以日本的侵华政策的表述还是比较隐晦的。但在这次会议的另一个秘密文件--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里，则赤裸裸地提出了实现日本称霸野心的总计划，第一步便是征服中国“满蒙”地区。
在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日本国内矛盾激化，法西斯势力占据上风，在国内有众多支持者，尤其是军、政、财界要人的支持。1930年，最大的法西斯组织--樱会成立，很快控制军部，掌握国家大权。在战争准备时期，日本法西斯极力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为侵华战争造势。
日本陆军中央组成以樱会头目桥欣五郎中佐为首的阴谋集团，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花谷正组成另一个集团，两大集团狼狈为奸，共同密谋“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驻扎在沈阳北郊的日本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副队长河本末守说，要巡视铁路，在距北大营800米的柳条湖铁路路轨上点燃炸药包，炸死张作霖。以爆炸声为信号，事变的现场指挥今田新太郎（张学良的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的助手）带头挥舞着军刀杀进北大营，参战部队是关东军第二十九联队和独立守备队。因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日本仅用四个多月，三个多师团的兵力，就占领了三倍于日本国土面积的东北四省区。
随后，日本参谋本部便围绕着在东北实行何种统治的问题展开争论。日本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主张建立亲日傀儡政权；而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则认为应该立即将中国东北纳入日本版图。后来，建川另提了一个方案：“推翻东北现有政权，树立以宣统皇帝为盟主、受日本支持的政权”；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成立以日本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建立伪满洲国的初步方案在日军头目的争吵中出炉。由关东军制定的《满洲问题解决方案》规定，在东北“建立以宣统皇帝为元首、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得到我国支持的新政权”，新政权的国防和外交、交通和通信的主要部分要由日本管理；拉拢东北熙洽、张海鹏、汤玉麟、于芷山和张景惠统率下的五大军阀听命于傀儡政权，“维持地方治安”。后来只有汤玉麟没有被策反，其他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都当了汉奸。
日本政府扶植汉奸势力，是想借助所谓的“自治”、“独立”之名，让中国人自己从内部分离出去。这样它就能在不违背国际规约精神的前提下，坐收渔利。它指使汉奸熙洽、张海鹏、于芷山和张景惠宣布“独立”，为建立伪满洲国作铺垫。在这些卖国贼的配合下，吉林、辽宁、东省（哈尔滨）和黑龙江4个省一级伪政权先后成立。但关东军参谋部认为，光有省级伪政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所谓的“自治运动”
扩展到各个县。为此，专门成立了“自治指导部”，职责就是监督、指导各县行政，防止出现“反逆行为”，大搞“宣抚”工作，尽快俘虏县级政权。指导部部长虽然由中国人于冲汉担任，但实权掌握在日本顾问中野琥逸和中西敏宪手中。“自治指导部”还开办了一个“自治指导员训练所”（后更名为“大同学院”），专门培养亲日汉奸。
这个指导部还成立了一个伪造“民意”的机构。凡是有关“满蒙独立运动”的宣传以及各县“促进”伪满洲国建立的电文，都由这个机构盗用地方“民意”进行欺骗宣传，企图混淆视听，躲避国际舆论的谴责。
在拼凑好了地方傀儡政权后，日本就开始为伪满洲国政府搜罗组建领导班子的人选。最开始，日本没有考虑过让溥仪过来当傀儡头子，日本想的是把张学良赶走，改用张作相。后来日本觉得张作相既是张学良的亲信，又昏庸无能，不足以统辖东北，才考虑更换人选。
在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前，还有段插曲，即日本搞的“明光帝国”。
1931年10月24日，日本侵略者突发奇想，把前朝废王溥伟（原恭亲王）从大连弄到沈阳，就任“四民维持会”会长，为伪政权造势。
26日，溥伟在日本的“保护”下，率其亲族旧臣，祭祀沈阳北陵，上演了一出复辟闹剧。一小撮复辟分子如苍蝇般围着溥伟团团转，妄图建立“明光帝国”。
30日，溥伟等前朝王公和帝制狂热分子以及土肥原等10位日本代表聚在沈阳大和旅馆，开会讨论“明光帝国”的政体形式和“君主”
人选。溥伟不赞成让溥仪“即位”，他觉得自己更合适，而金梁等人认为只有溥仪出头，帝国才会有号召力。双方争论激烈，始终没有结论。
伪辽宁省政府日籍顾问金井，打出溥伟的旗号，纠集一帮汉奸在沈阳南满站公记饭店举行建立伪国的座谈，溥伟临时拉来一些地痞流氓充当代表团参会。事实上，关东军早就有了决定，即由溥仪出任伪满洲国的“元首”，而溥伟只是这部丑剧中间的一个客串演员，为剧情做个过渡而已。等溥仪被日军劫到沈阳后，见势头不对的溥伟立马跑回大连。
为了“请”到这部丑剧的主角，日本侵略者很是花费了一番工夫。
为了防止溥仪掌权后可能再次叛变，日本政府采取感情攻势，让溥仪打心眼儿里喜欢日本。每逢过年或溥仪生日那天，日本领事官和日军将领都会去溥仪那儿祝贺，把他当成未退位的皇帝来看待；到日本天长节时，溥仪还被邀请去参观阅兵仪式。有一次，日本总领事吉田茂邀请溥仪去参观一所日本侨民小学，等溥仪到了之后，就看到很多小学生一边摇着彩旗，一边高呼“溥仪万岁”，以此来博得这位昔日黄袍在身者的好感。日本驻屯军司令部还常派参谋去给溥仪分析时事，讲中国的内战，这些参谋们大放厥词，说“中国的混乱，根本在于……没了皇帝”，只有溥仪才能聚起民心。日本通过这些小动作，就是要溥仪死心塌地地跟随日本，成为日本统治东北的可靠工具。
1931年11月，土肥原贤二指使汉奸特务队在天津制造暴乱，趁机将一直住在天津的溥仪劫到了东北。11月21日，国联大会决定组织李顿调查团赴东北查明“九一八”事变。日本意识到他们必须在调查团来之前，把伪满洲国建起来。等到生米煮成熟饭，李顿等人即使有意见也得保留。
1932年2月25日，经日本内阁和军部批准，关东军提出建立伪满洲国的最后方案，规定，伪国元首称“执政”，年号“大同”，“国都”
是长春，以五色旗为“国旗”；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3月1日，关东军正式发表“建国宣言”。3月9日，又为溥仪举行“就任典礼”。到同年9月份，日本故作姿态地承认伪满洲国，双方签订《日满议定书》，东北成了日本事实上的殖民地。1934年，为实现自己的帝国复辟梦，经溥仪再三要求，伪满洲国更名为“满洲帝国”，他也就由“执政”变成了“皇帝”。
“新疆王”盛世才主动要求加入苏共始末
辛亥革命后，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虽然名义上受“中央”管辖，但当时中国局势不稳，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山高皇帝远”，在新疆，权力最大就是新疆省主席，人称“新疆王”。20世纪前期，新疆王共有三人：杨增新、金树仁和盛世才，其中和苏联关系最亲的就是盛世才。
盛世才，字晋庸，1892年出生在辽宁开原的一个地主家庭。1917年，他去日本留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被留日东北学生同乡会推选为代表，回国参加收回青岛的运动。后来，他考入韶关讲武堂，毕业后在奉系军队第八混成旅当参谋，颇得其上司郭松龄以及奉军总司令张作霖的赏识。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因为郭松龄的极力推荐，盛世才被保送到日本陆军大学进行再深造。1927年，学成归国的盛世才为国民党军服务。
1929年，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派其秘书长鲁效祖到东部城市招揽军事人才。一直不甘居人下的盛世才知道他的机遇来了。机会只亲睐那些有准备的人，而盛世才就是那种不打无准备之仗的人，他早就摸清新疆的局势和政府内部情况：新疆并不太平，只有军队才能镇住那些不安定因素，问题是新疆极缺军事方面的人才。更重要的是，现任主席金树仁是个文人，他去了新疆，一旦掌握了军权，前途肯定是一片光明。分析完利弊后，盛世才托朋友巧妙地结识鲁效祖，在鲁效祖的保荐下，他辞去现在的工作，带家眷去了新疆。
这一次西行，盛世才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去的。他曾对其密友说，他这一去是没有任何后路可退的，自己定要在边远地区干出一番事业。如若不然，他就去附近的蒙古部落，让蒙古王收自己为义子。
等蒙古王死了，他再继承王位，照样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
不过，盛世才到了新疆后，事情并没有按他预想的那样发展。千算万算，他漏算了最关键的人物--自己的顶头上司金树仁。这位金主席的用人标准是典型的任人唯亲，担任军政要职的基本都是金树仁的同乡（甘肃河州人）。很不幸，盛世才不是河洲人，和主席也没有裙带关系。更要命的是，只要是南京参谋本部来的军官，金树仁都看不顺眼。鲁效祖也觉得挺对不起盛世才的，在他的再三周旋下，金树仁才勉强让盛世才当了个督军中校参谋（当时的一个闲职）。
这样，盛世才是空有一腔热血无处洒。而且因为自己极高的军事才能，遭到不少同事的嫉恨。一直以来他都是顺风顺水的，谁想到了新疆之后，连喝凉水都会塞牙。万念俱灰之下，他曾打算当个小县长也不错，可以从中捞点油水再另谋出路。但是，仔细一想又很不甘心，于是，他处处谨慎，低调行事，将金树仁的话当成“圣旨”，以便尽快取得新疆王的信任。
几个月下来，盛世才的功夫没白费，金树仁忽然发现这小伙人还不错，忠厚老实，关键是听他的话，就让他去做军官学校的战术教官。
这下盛世才终于有了施展拳脚的地方。他是新疆唯一接受过正规高等军事教育的人，还曾带兵打过仗，这在军校中绝对是傲人的资本，士兵们对他都崇拜得五体投地。盛世才积极在军校培植自己的亲信，毕竟这里的学生都是日后的将领，后来的盛军骨干都出自这所学校。
1931年，新疆发生内乱，甘肃军阀马仲英趁机进犯，新疆形势危急。盛世才知道展示自己实力的时候到了。他率军和马仲英大战几十场，逢战必胜，把马仲英彻底赶出了新疆。由此他在军中的威望直线上升。
仅用了两年时间，盛世才就掌握了军权，成为新疆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
1933年4月12日，参谋陈中、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等人在新疆迪化策动军事政变，金树仁政权被推翻。盛世才虽然没有参加兵变，但他却被公推为新疆临时督办，不费一兵一卒就篡夺了胜利果实，成为新一代“新疆王”。
但是，上任之初，盛世才面对诸多棘手问题，军队和政府鱼龙混杂，真正听命于他的人很少。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当务之急就是肃清内部反对势力。但是，盛世才毕竟才来新疆几年，根基不深，要整顿内部谈何容易！他需要找到一个强有力的外部靠山。他认为与新疆有几千里边界相连的苏联才是最佳选择。
苏联自然乐见新疆有一个稳定的亲苏政权。在新疆发生内乱后，英日等国开始染指新疆，令苏联十分焦虑。当时在新疆主要有三股势力：
反苏的张培元军队、亲日的马仲英势力以及新崛起的盛世才政权。
虽然知道了盛世才的亲苏态度，但是苏联政府对盛世才这匹黑马并不十分了解，对他的突然亲近持观望态度。
1933年9月，盛世才与马仲英再次开战，张培元也加入其中，盛军被左右夹击，处境困难。
为了尽快消除苏联的疑虑，盛世才决定先赢得苏联驻新疆领事的信任。他邀请苏联驻迪化领事孜拉肯、副领事甘宁到家中，设宴款待。
吃完饭后，他把两位领事请到自己的书房，向他们展示自己所看的书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赫然在列，如《资本论》、《列宁主义问题》等。
他还说，自己在读书时就信仰社会主义，坚定地认为只有共产党的道路才会给人民带来光明；之所以会辞掉在国民党政府的工作到新疆来就是为了革命，所以特别希望能与苏联合作，在新疆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当务之急就是消灭马仲英和张培元等反动势力。散席后，盛世才还不忘给孜拉肯等人奉上厚礼，希望他们能将自己的想法呈报给斯大林。
孜拉肯很快就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汇报给了莫斯科。10月份，快顶不住的盛世才派陈德立和姚雄直接去莫斯科求助，再次声明自己的诚意，希望苏联能支援他建设反帝新政权。
11月，斯大林派熟悉东方事务的阿布列索夫任苏联驻迪化总领事，以便更好地了解盛世才。和阿布列索夫搞好关系对人精盛世才来说是轻车熟路，他很快就取得了新领事的信任。被哄得很开心的阿布列索夫在给斯大林的呈文中，通篇都是赞美之词，说盛世才对苏联的诚意没有任何水分，苏联政府绝对可以放心。
此时迪化被马仲英包围，随时都有陷落的危险。盛世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每天必问的问题就是苏联红军是否入境。苏联红军终于在1934年12月底到了新疆，换上中国军服，分两路进攻马军和张军。
仅用了半年，张培元和马仲英势力就被全部消灭干净。
盛世才能坐稳“新疆王”之位，苏联出的力最大。为了酬谢苏联，他彻底倒向苏联，制定了一整套的亲苏政纲，新疆的矿产、石油和牲畜、毛皮、美玉等各类物产都往苏联送。
鉴于盛世才和苏联的亲密关系，中共中央开始重视对新疆和盛世才的统战工作。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与盛世才协商后，在新疆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中共与盛世才集团建立统一战线，新疆成为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联系的交通要道。
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等顺访新疆，盛世才盛情接待。在谈话中，盛世才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说可以在新疆组织党的小省委会，讨论全疆工作，通过的决议由他出面完成。王明、康生没有立即表明态度，只说会将他的要求转达中共中央政治局。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在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的途中，顺便会见了盛世才。他对盛世才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接收盛世才入党，但由于新疆与苏联的亲密关系，中共无法单独决定此事，必须得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批准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