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110冲进来的时候，刘帕和男人正在进行。门是被踢开的，雪亮的手电筒光照在他们身上，象两根诡异的柱子。警察气势汹汹的吆喝声震得墙壁刷刷响，刘帕裹上浴巾，看见男人在簌簌发抖。
今天晚上的自己是愚蠢的。她知道。其实看见男人再次从窗口跳进来，她就有些预知了自己的愚蠢。
她说：不行。
她说：你走。
男人身份的确定让她觉得自己必须拒绝，不仅仅因为他是张建宏的表弟。换作她认识的任何一个熟人和他有关系，她想自己都会有这种感觉。不过她低低的语音和隐隐的吃惊把她的拒绝淡化了。她没想到他还会来。在办公室见过他之后，她想他再也不会来了。这个不知好歹的男人，这个愚蠢的乡下人。
不行。刘帕说。
为什么？男人说。
不为什么。刘帕皱着眉。她几乎开始痛恨男人这样的询问，仿佛他有这种权利。其实他有什么权利？但反过来，她又觉得自己的痛恨也很可笑。男人固然没有权利，但他们之间从一开始就和权利这样的词没有任何关系。
你不用怕，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刘帕沉默着。几乎要笑出来。男人的这种安慰居然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但简直也可以理解成另一种威胁。而奇怪的是，无论是怜悯还是威胁都让她觉得有些可爱和亲切。如果说怕，她应当是比他怕得多的。她有体面的工作，有正统的身份，有漂亮的容貌，有无数比他要好得多的世俗的可能。在这个城市，如果事情被人知道，这对男人来说就是一桩可以炫耀的艳遇，对她来说则是一场灭顶的灾难。可她怕么？不，她只是对白天的相遇感到厌恶。她只是对今天认识的那个男人感到厌恶。
在她寂寞的沉默中，男人不知趣地伸出了双臂。刘帕推了推，在他的拥抱中迟疑了。她厌恶今天白天的男人，但这是在晚上，是在他攀着脚手架爬进她窗户的晚上。白天和晚上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吧？可也许这正是他的特别之处。他不象她一样在乎对方是谁，不象她一样在乎白天的相遇。在他的意识里，也许她就是他夜晚的一个女人。他似乎确定白天的相遇并不代表什么，在夜晚他依然可以是她的君王。以后还会有男人以这样野蛮的自信和混帐的勇气来对待她么？
她不知道。她知道的只是：自己居然有些贪恋着这样的野蛮和混帐。
“最后一次。”男人靠近她说，“明天这层脚手架就要拆了。”
是的，这确实是最后一次了，如果这个夜晚被实践的话。楼已经修整好了，脚手架正在从上往下拆，很快就要全部拆掉了。而她也要复婚了，她已经通知了房东，下周就要接收房子。这是她和这个男人的最后一次机会。
幽暗的房间里，他们静静地对峙着。房间一点一点明亮起来，是路灯的灯光。光总是能跑得很远。无论是多么弱的光。无论是多高的窗户，无论是多么厚的窗帘。男人犹豫地伸出手，刘帕躲开了。她突然又是讨厌他的犹豫，仿佛自己在盼着他斩钉截铁。这个夜晚，这个男人似乎什么都不对：勇敢不对，怯懦也不对。他要听她的话，什么不做就走，似乎也是不对的。那她到底要的是什么呢？
男人终于抱住了她。不由分说。刘帕挣扎着，但他毫不松手，象螺钉一环一环地卡着螺母，僵硬，紧张，又含着一种强烈的眷恋。他今晚肯定是特地洗了澡的，刘帕闻到了公共浴池里那种特有的气息，也感觉到了他饱满的欲望。他把今晚看成了什么？是最后的狂欢吧。
她妥协了。或者，她原本也是想的。
男人很快读懂了她的想，把她抱到了床上。
也许，她一直都是愚蠢的。
在闹哄哄的人群中，男人七上八下地穿好了衣服，戴上手铐，被两个警察扭到墙角蹲下。他和刘帕一起沉默着。满房间里只有胡萍的声音在喧嚷。她说她今天有点儿事，回来得晚，下了出租车就往上看。自打这栋楼开始整她就养成了这个习惯，居委会的人特意告诉过她们要提高警惕的，所以她一向很注意。看着看着她就觉得不对劲儿似的，那个窗户怎么好象有一块儿黑糊糊的东西，还会动。她马上就想到是不是有人趁着脚手架没拆在入室抢劫。
我数了数，天啊，正是刘帕的屋子，她一个人可怎么好啊，赶快就报了警。你们的速度也太慢了点儿。胡萍很熟络地埋怨着一个警察。
人们出事儿的时候嫌我们慢，犯事儿的时候就嫌我们快了。警察笑着说。然后他过来问刘帕男人是几点上来的，刘帕没有说话。他又问刘帕明天能不能去公安局配合一下做个笔录，刘帕还是没有说话。
“刘帕，你没事吧？”胡萍过来摸摸刘帕的头，又象孩子似的哄道，“没事，啊？没事。”
刘帕知道按照被强暴女人的通常表现，自己应该哭，从而顺理成章地接受人们这样那样的抚慰。可她没有。她觉得自己似乎应该说些什么，可一时间她想不好。缺了她的哭声和语言，忙乱乱的人群似乎少了一种重要的润滑剂，大家都显得有些干涩起来。
我们还是先走吧。一个警察说。他们去揪那个男人，沉默许久的男人仿佛刚从梦中醒过来，胳膊往前徒劳地挣了挣，说：“是她自己愿意的！”
一个警察当胸给了他一拳。
“是她自己愿意的！”男人绝望地重复。
另一个警察踢了一下他的膝盖，他差点儿跪下。他被两个警察象木偶一样提着，晃了几晃，影子打在墙上，有点儿象在演木偶戏。
“是她自己愿意的……”男人又说，声音越来越低，“……我妈还在医院呢……她晚上开着窗等我来，好几次了……”
脸颊上又挨了一个耳光，有人骂道：“还敢他妈的瞎得得！这会儿想起你妈在医院了？你还知道你是你妈生的啊？开窗有罪啦？这么热的天儿，谁不知道开窗凉快啊？”
男人再也说不出话来。他们挨次走向门口。
“放开他。”刘帕静静地说。
所有的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刘帕。
“是我愿意的。”刘帕说。
“你疯了！”胡萍说，“刘帕，你看好，这儿有警察在，你还怕他杀了你不成？”
“我说的是真话。”刘帕说。
胡萍咬了咬嘴唇：“那你怎么不早说？”
“不想。”
“你要是愿意他怎么还爬窗户？”一个警察的口吻开始带上了嘲讽。刘帕想，他一定觉得她是一个神经病。
“这是我们的私事。”
“叫我们来了就不再是私事。”警察的语言冷冰得象从中央空调里渗出来：“他是谁？”
“我同事的表弟，我们是在我的办公室认识的。”刘帕清晰地报出了张建宏的手机号码，警察很快打通了，让男人和张建宏通话确认，然后打开了男人的手铐。
“对不起，你们继续。”走的时候，一个警察说，引起一阵大笑。
房间里沉寂下来。男人仍站在墙边。刘帕望着屋顶，电棒管滋滋地响着，不知疲倦。胡萍回到自己房间里，没有一丝声响。
“谢谢。”男人说。
刘帕什么都没说。她指了指门，男人走了出去。刘帕跑到卫生间里，干呕起来。胡萍走出来，默默地帮她捶了一会儿背。然后，两个人又默默地站在门厅里。胡萍的房门半敞着，在沉默的间隙，刘帕看见胡萍的纸篓里卧着一个长方形的包装盒，包装盒外面印着一个男人裸露的生猛的背部。--正是“欢欢”专营店里让她目光曾经停留过的那个“欢乐颂”。
胡萍也发现了刘帕的发现。她返回卫生间，一下一下地拉着水箱，水“哗哗”地一声声泻出来，象无处可去的河流，冲击着一道道薄脆的堤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