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龙源期刊网记者问
一、请您介绍一下《人民文学》的发展历程。
1949年10月25日，《人民文学》在北京创刊。
作为新中国第一家全国性文学期刊，创刊伊始，应主编茅盾之请，毛泽东主席为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五十六年来，除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停刊外，截至2005年7月，《人民文学》总计出版551期。这551期刊物，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的见证。几乎荟萃了中国所有文学精英所创造的各式各样的文学成果。许多产生过重大影响，具有轰动效应的作品都由《人民文学》首发，一批又一批作家，是通过《人民文学》走向文坛并引起国内外瞩目的。多年来，是诸多作家与文学新人，以不竭的创造力、胆识与智慧，撑起了这座文学殿堂，推动并引导了文学新的潮流，以筚路蓝缕的勇气和坚毅的探寻，为中国当代文学开拓出新的疆域与广阔的精神空间。数以万计的名篇佳什，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璀璨的风景。
据统计，仅复刊以来，在历届全国性文学评奖中，《人民文学》所发表的作品有99篇获奖。其中，73篇小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奖；25篇报告文学获全国报告文学奖。在刚刚颁发的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中，《人民文学》有两部中篇小说、一篇短篇小说、一部报告文学获奖，囊括了所有单篇奖项，并分别占各项全部获奖作品的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五分之一，一以贯之地成为独占鳌头、获奖率最高的文学期刊。而鲁迅文学奖大部分获奖诗集，其中的一些代表作，亦原发于历年的《人民文学》。
《人民文学》所发表的作品，在各省、市及不同行业的重要评奖中，大都被评为一等奖。
《人民文学》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学地位，正如《人民文学》史研究者、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批评家吴俊先生所言：“在中国当代文学（共和国文学）的历史上，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创刊迄今的《人民文学》无疑都堪称最为重要、最为突出也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文学刊物。”
二、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界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刊物，并和共和国一起诞生、成长，共同走过了五十六年的风雨。《人民文学》所承载的历史使命是什么？
正如首任主编茅盾先生在《发刊词》中所言：“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
《人民文学》所承载的历史使命是一种文化承担，是呈现中国当代文学神奇、美丽、丰富的创造力。它将通过不同形式与丰厚内涵的作品，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
三、《人民文学》的宗旨和定位是什么？
《人民文学》是代表中国当代文学最高水准的综合性文学月刊。刊物所发表的作品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兼顾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不同体裁的文学精品。作品主体为名家的代表作、文学新人的成名作、实力作家的获奖作。
《人民文学》的办刊宗旨，即具体地体现“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继承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吸收整个世界文学的精华，尊重创新意识，遴选文学精品，展示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水准的不同体裁、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作品的新风貌。
刊物关注作品的现实性，即提倡深入关注生活现实与人的当下生存。当然，这是那种能发现和揭示现实背后的真意。对现实有深入、透彻的理解，能入脑、入心、有心理冲击力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不该是爆竹，一点就炸，虽有短暂的轰动效应，但随之便是自己的毁灭与消亡。在关注作品现实性的同时，刊物不忽视作品的艺术品位，让《人民文学》所发表的作品都有着恒定的艺术高度，并抵达精神的高度与人性的深度。
《人民文学》提倡现实主义写作，并以其为刊物的基本的艺术品格，但并不排斥不同写作方式所创造的各不相同的形式的作品。当然，那应是具有艺术新质、具有代表性的出类拔萃之作，而非赝品。
四、“首届国家期刊奖”、“第二届国家期刊奖”、“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命名‘双奖’期刊”，面对这些荣誉，您更多感到的是动力还是压力？
实际上，《人民文学》已蝉联了只举办过三届的国家期刊奖，获得了两次金奖、一次银奖。
这得首先感谢支持本刊的诸多作家和广大的读者。没有出色的作品，便不会有出色的期刊；没有热心的读者，刊物也办不下去。当然，也要感谢专家、评委，感谢他们以专业的眼光，以公正和负责任的态度给刊物以肯定。
这是集体的荣誉，凝聚着所有编辑和工作人员的心血。荣誉的取得与整体素质、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感有关，更重要的是全体同仁对文学的热爱，甚至敬畏和痴情，这是真正的动力。过于关注荣誉，刊物或许难以办好。我们所关注的是如何办好每一期。
五、《人民文学》的拳头产品是什么？对于所刊发的文章，有没有自己的一个标准？什么样的文章才称得上是好文章？
《人民文学》的拳头产品是中篇小说，每期发三部左右。中篇小说因其紧凑的、由因果关系和逻辑关系构成的美学整体所呈现的生活的丰富与驳杂，以及人物、情节的引人入胜而拥有广大的读者。所发中篇也因质量上乘和好读受到好评。
所刊发的文章，当然有自己的标准。
好的内容与艺术特色被称为两个标准，实际上，两者是内在、统一于一体的一个标准。
一部好的作品，如同有生命的人一样，他首先应当是健康的，体内没有致命的疾病和毒素。他应当骨肉停匀，既不得肥胖症，也并非骨瘦如柴。至于他（她）最惹人爱处是眼睛、鼻子、嘴唇，还是秀发、纤指和胡须，那就是细节的魅力了。所谓血肉、风骨、性格、气度、格调，都由人而喻，所谓文学就是人学。
我觉得，好作品首先应当好看、好读，有吸引力和对心灵的穿透力，并能给人以陶冶、启迪或震撼：读后长而不觉其长，短却不觉其短。
好作品应当有对生活的敏感，艺术的敏感，对生活、事物有深入的理解和发现。不是人们看到了什么作家才写什么，而是作家写出了什么，人们才看到了什么。
好作品还应当有重要性，它又不仅仅是作家写出了什么，而应当是作家创造出了什么，对艺术有什么新的贡献。它应当是感性和理性都达到了极致而又融合在一起的作品，如同钢铁，可以融化，却不失去本身的重量。
六、《人民文学》的卷首，《留言》替代了《编者的话》，这是否是为了拉近和读者的距离？
将《留言》置于卷首，不仅仅是为了拉近和读者的距离，它体现刊物对读者的尊重。刊物是为读者办的，因而读者的意见是编者所面对的首要问题。
《留言》也是读者、作者、编者共同发言的地方，旨在以简要的文字让三者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
七、《人民文学》是中国作家的摇篮，众多的名家当初是由《人民文学》造就的。如蒋子龙、刘心武、韩少功等。在对新作家的培养上，《人民文学》是如何去做的？近期推出哪些代表性的新人？
编辑部主要的精力放在那些确有实力、处于上升状态，但尚未走红的作家身上。热情、积极、耐心、细致而又严格、挑剔地对待这些渐近成熟的作家的作品，一旦产生佳作、力作，便不吝版面，予以隆重推出。
但作品的遴选必须是严格的，因为名家是由作家自己的作品造就的，和刊物有关，但本质上却无关。我常常和一些作者讲，不要怕退稿。那些可用可不用的作品，即使发表了也不会有大的反响。如果刊物所发表的是平庸之作，让读者对作家的水准和能力产生怀疑，这样的发表比不发表还要糟糕。因而，有时退稿倒是对作家的尊重与爱护。刊物总体上对质量的要求很高，一旦作品荣登刊首，对作家也有一种“命名”的作用。
《人民文学》设置了“新浪潮”专栏，发表从未在全国性刊物亮过相的作者的作品，不同体裁的作品均在其中，并配以简要的作者介绍。“新浪潮”中有的作品有实验与先锋性，是潜在的新的写作潮流的先导。但这样的作品不会成为《人民文学》的主流。因为“先锋”只能是极小的部分。如果说文学是一把刀，先锋只是其刀尖部分，尖新、锐利，但同时也脆弱、易折。刊物更多的作品是刀身部分，坚实，厚重，但也同样锋利。
刊物近期推出的新人，正引起文坛的普遍关注。如小说家晓航、孙惠芬、须一瓜、杨少衡、荆永鸣；散文家周晓枫、朝阳、格致等。诗人则更多，每期都有1-2人。
八、《人民文学》曾推出《班主任》、《无主题变奏》、《红高粱》、《哥德巴赫猜想》、《玉米》等大量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文学作品。近些年推出了哪些力作？
近一两年来的重要作品，首推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是具有现实深度与人性深度的力作，其尖锐程度、艺术素质，明显地高于同类作品。另外，林斤澜的《去不回门》，韩少功的《山歌天上来》，晓航的《师兄的透镜》，是老中青三代作家近期探索的佳作，用有的评论家的话说：“这三位作家都值勃发期，《人民文学》拿到的是他们最好的作品。”
九、2003年12月，“全国文学期刊改革与发展研讨会”在郑州召开。与会的主编就期刊与市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大部分主编认为，文学期刊目前不具备走向市场的条件，其中15%的主编认为，纯文学期刊“完全不可能”走向市场，对此，您如何看待？
说文学期刊“完全不可能”走向市场，这话有点儿绝对。因为确有文学期刊有几十万份的发行量。我认为，文学期刊可以走向市场，但难以成为真正的畅销期刊。
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学刊物也是很难走向市场的，多由一些基金会、财团或政府资助，且卖出的极少，多为赠阅。或许真正成功，发行近百万的是美国的《纽约客》，但其虽发一些小说，也不是我们所办的这种纯文学期刊。
诚然，文学期刊走向市场需要条件，但我认为文学期刊无法畅销还在于文学本身。甚至和刊物办得好一些或差一些没有太大的关系。小说和通俗故事，诗与流行歌曲，散文与流行酒桌子上的段子相比，永远也流行不起来。当然，我不是说雅文化与俗文化有高下之别，其各有精华与糟粕，只是文人作品与通俗读物相较，后者与大众更有血缘性的关系。
十、文学期刊从八十年代销量百万份、几十万份的鼎盛时期，走向目前销量锐减的低谷，结合文学期刊的发展历程，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您认为文学期刊的未来是怎样的？
原因很复杂，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局面。
一个“没有小说，没有诗歌”，连续十年与文学绝缘的年代，突然有几本文学期刊面世，打破了空话、套话与假话的话语系统，受到欢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十年内乱，饱受伤害的心灵需要抚慰，经受太多苦难的作家重新执笔，表达的是时代与民众的心声，文学甚至成为“拨乱反正”的先导，触动了亿万人民的心理期待。当文学关系到人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人的意志、尊严，甚至成为人的扬眉吐气的代言工具，成为生存需要的时候，受到欢迎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可当一切趋于正常，文学不再承担这种特殊年代的特殊使命的时候，文学回归了本体。不再引发轰动效应，其发行量骤然下降，也是必然。
当物质消费的膨胀性力量主宰了世界，“运思的人越少，文学越寂寞”，当夜总会、歌舞厅和五花八门的娱乐业鹊起。甚至连低俗、香艳的地摊读物也斗不过毛片，严肃、庄重的文学刊物自然也会少人问津。
还有文化传媒方式的演变，电子传媒逐渐地取代印刷传媒，电视、电脑的普及以及年轻人生活方式的变化，亦夺走了大量文学读者。
当然，文学期刊发行量的下降也有其本身的问题。譬如，一些作品不再关心人的痛痒，不说人话，过于玄虚高蹈，过于圈子化，只追求“小众”的趣味，不顾及大众的审美需要等等；还有一些所谓的“作品”只重题材内容的重大，缺乏起码的艺术品格，与文学没有什么关系，也败坏了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