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出路咖啡馆》围绕两对三角恋情展开，过去时里的我母亲（殷恬菁）、刘先生与我父亲（李师长），现在时里“我”、里昂与安德烈之间的爱情纠葛；里昂、王阿花和海青之间的故事。作品中常常有意将我与母亲进行比较、重合，突出两代女性的相似之处。十六岁的母亲拎一个小花包袱进上海的故事穿插在二十九岁的“我”到美国求学的经历讲述中。母亲当年只有十块大洋、两身旗袍和对自己人生的笃定和沉着，而“我”孤身一人漂洋过海也只有几身衣服少量的钱。母亲当年靠年轻美貌和勤谨清醒来征服男人而征服上海，“赤手空拳进了城，什么本事也不凭，只凭年轻，凭她牢牢记住自己是个女人，而女人最大的成功是攻占一个本事大的男人。”刘先生和李师长（也即我父亲）成为她发起主攻的对象，她因此得以在举目无亲的大上海成功立足，之后成为师长夫人。
因为赤贫，九千块奖学金对“我”生死攸关，而五短身材的翰尼格教授大权在握，为了得到他的推荐，我不惜牺牲自尊，利用自己的女性魅力向他大献殷勤。“一个小包袱闯大上海的少女”与在芝加哥艰辛求学的二十九岁女子合为一体，她们在精神、行为方式上都有那么多相似之处。无论在旧中国还是在几十年后的美国繁华都市芝加哥，她们都处在男权统治的世界里，都需要突出身上的女人特质来获得成功。作为受过高等教育，中西文明熏染的“我”不愿正视自己的行为，不愿承认自己在处心积虑以色谋求奖学金，而一直在替自己开脱，说在这个献媚的过程中，母亲一直隐身其间，“我想这可不是我在对你笑，翰尼格教授，是我母亲投身在我肉体灵魂中的那部分在笑。我母亲潜藏在我体内，左右我在这个生存关键时刻的举止和表情。”“我母亲此刻牵制着我的四肢和腰肢。”“这整套动作都是我母亲附在我身上干的。”“因而我脸上再现了她对李师长的一颦一笑，我身躯复制了她十八岁时的一举手一投足。”为此，我笑出了不属于我的暧昧的笑，说出了不属于我的暧昧的话，忍受五十岁光棍男人的搂抱安抚。
母亲进城和“我”出国成为同义语，都是要在陌生环境里建设梦想，实现梦想，靠征服男人而打出一片天下。过去时和现在进行时水乳交融般粘在一起，两个同样优秀的女性采用相似的手段为自己的生活开疆拓土，在她们的人生里，男人就意味着世界，征服一个有权力的男人就是为自己打下一座江山。母亲在李师长面前故意装出无知单纯的样子，明明能读懂鲁迅的作品却并不说出来，因为她知道李师长那样的男人不会喜欢女人太逞能。
高妙在于作者把依娃·庇隆，嘎拉·达理，杰奎琳·肯尼迪，南希·里根，黛安娜王妃等都拉了来，“这都是赤手空拳，仅靠自己做女人做出的成绩，赢得了女人所要的整个天下。”“去征服一些伟大的雄心勃勃的男性，不靠身外的一技之长，甚至连姿色都不那么要紧，她们凭的就是这一点：她们是女人。她时刻不忘这一点，不断完善这一点，在这一点上做足功夫，使这一点的每一滴资源都得到彻底的开发利用，一本万利的获取。大手笔的女人不是去学男人的本事，同男人抢饭碗，最后把男人们弄到半失业而只得向她们言和投降。最棒的女人是伺候着男人们去征战而夺下的江山归她们守。”
“我”在翰尼格教授面前表演了母亲当年在李师长那里的一幕，女性化的服务，端茶递水的小殷勤，暧昧的眼神，故意投其所好的言谈，也就是记得自己是个女人，讲述自己的优秀和赤贫。但终因“我”过不去内心设定的尊严那道关不肯再进一步而前功尽弃，没有得到奖学金。
最后“我”离开安德烈和里昂，前去照顾中风失忆的刘先生，一个断肠人陪着另一个断肠人。“我”与刘先生都是那种不够世故，对生活抱有比较多的浪漫情怀的那类人，故而不能只凭理性来裁断人生里的抉择，也因此成为生活中实际的失败者。中风失忆的刘先生患了“命名性失忆加联想阻碍症”，他所记得的只剩下四十年前与殷恬菁的那段失败的恋情。他不知道自己并不是输给李师长的枪，而是输给了一种崭新的审美，一种对于强力的膜拜。而几十年后的“我”徘徊在精神和物质的两端选择中，一时也十分迷惘。他们在感情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
作品中的人物都处于一种挣扎状态，而这种挣扎似乎是无法命名的。“牺牲”的主题，严歌苓是以后现代的解构眼光在叙说，她自己也处在矛盾挣扎之中，就像作品中的“我”一样。一方面，“我”为这些人的牺牲而感动，另一方面，她又以手术刀般的尖锐、冰冷、锋利指出，这些牺牲是没有价值的。
单薄瘦削、醉心于音乐的里昂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梭罗式的自由主义者，只为自己和艺术而活着，为了他的纯粹的音乐，不愿意进入社会体制内工作，他所深爱的的女人王阿花要生孩子了，他宁可去卖掉一个肾，也不愿意牺牲他的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而王阿花用自己的牺牲成全了里昂对音乐的挚爱，她选择了流产和离开里昂。
“我”忍受FBI一次又一次的骚扰，丢了打工的工作，失去奖学金，一度困窘到无以为计，付不出房租水电，从物质到精神都几乎崩溃，这是我对爱情的牺牲，因为有一个外交官的男朋友，所以得接受调查；而安德烈为了让我不受骚扰，辞去了外交官的工作，靠翻译文稿为生，每天要翻译十多个小时。
刘先生为了菁妹的爱，40多年相思牵挂，一直到他患了痴呆症，他的脑海里就只有菁妹的那段时光了……
似乎这篇作品就是一个关于牺牲的主题。然而，我们又会发现，这个主题是不断被质疑的，甚至被嘲弄。里昂的牺牲在王阿花看来，“他荒诞到了凶残的地步，还是凶残到了荒诞的地步，我弄不清楚。但我绝不愿意参与他对自己的摧残，我绝不要做他对自己摧残的理由。”（王阿花语）也被他自己认为是不堪回首、不堪入目的痛处。而他自己对艺术的顶礼膜拜，对音乐的痴迷执著换来的却是三餐不继，生活困窘。这不是对他的牺牲的一个极大的嘲弄么？
里昂回避对任何关系的命名，对于他生活了两年多，并为他怀孕的王阿花，他说“我没有给过她任何生活。”对于我之间，他始终回避着任何命名，所以他们之间的拥抱、亲吻、碰触都是无名分的。因为无名分，所以可以一赖了之。然而他们都不属于那种可以享受一场纯粹的无杂念的肉体欢乐之后，不追究情感属性，可以在无名分的感情下蒙混的人。这或许是他们无法继续走下去的原因。
里昂害怕全部接受一个女人，“宁可保持它的朦胧暧昧，保持它的无类别无名目无属性，就像他即兴在钢琴上作的一段音乐，让知觉永远不成长为自觉，永远躺在生物性和灵性之间。知觉不负责任裁决是非，知觉也不负担柴米油盐，房租水电，知觉是最自由的，如同芝加哥的流浪汉们，走到哪儿算哪儿。”
刘先生中风后对一切重新命名，生活在一个无命名或者说命名混乱的世界里，老人感到了幸福。而回到正确命名的世界就将要再次背负真与谎的负担。
曾经因孤独、寂寞、漂泊江海而发生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能有位置吗？一个穷得宁愿卖肾也不愿从事世俗工作的音乐瘪三，即使他们真的在一起，在漫长而平凡的日子里，他们能永远保持美好的激情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们的结局会跟里昂与王阿花的结局一模一样。他们之间的情感只能是瞬息即逝的玫瑰，如果他们是在庞大的泰坦尼克号上，或许会演绎出美丽的故事来。本真的自我，人性的自由，似乎在文明社会里不被需要的，就象里昂被安德烈嘲笑的那样。
刘先生四十余年始终如一的爱着他的菁妹，想像他的菁妹是在枪弹逼迫下被迫嫁给了李师长，却不知菁妹给他和自己撒了一个大谎，是菁妹在对力量的选择抑或是对利益的选择中，选择了李师长。将复杂而又漫长的人生经验浓缩在刘先生失去记忆的那一段时间，尤其当这美好而又令人心凉的故事通过一个中风患病，对一切事物重新命名的时候，更使其具有某种亲切又疏离的沧桑感和凄凉意味。
这种命运的感慨在许多女作家笔下出现，殷恬菁是嫁给“我”父亲还是刘先生，她自己和她的女儿都会有完全不同的命运。一个当时当境最理性最正确的选择也可能是一个谬误。殷恬菁也就是“我”母亲是一个非常理性也非常了解怎样做女人的聪明女子，她将李师长和刘先生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选择权都在她的手里。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初期，选择一个新政权的权势人物，一个英雄，自然要比一个文人要好。但是过了若干年后，先前柔弱的文人却是大洋彼岸的富豪，当年的英雄则是日常生活中吵嘴的对象，他的不通文墨成为极大的缺点。“我”留学海外，被刘先生的女儿聘请为照顾刘先生的看护，我见到刘先生之后，一再对比使我假想二人改换角色。玛伦达的富有，对待金钱的态度，衣着的高雅脱俗，为各种事情繁忙，等都让我心生感慨：如果刘先生娶了母亲会怎样。“只纤毫之差，你就成了我或者我成了你。人和人的错过，能错过这么多，错出我和玛伦达来。”“我在穷困得走投无路的境况下，竟去忍受翰尼格教授五短的抚摸和拥抱，而我妈的旧日相好却跟我讲他女儿的一掷千金。”
作者似乎刻意指出，在金钱、物质至上的现代文明社会里，“牺牲”既是一份昂贵的让人难以消受的馈赠，同时又是一件不合时宜的奢侈品。
为此，作者设计了两个场合，一个是当“我”去见男友安德烈时，戏剧性的辛辣对比。“我”为节省一顿饭钱从中午饿到第二天，并不惜以德行留下污点的代价从书店偷了上课要用的教材。因为买不起。而安德烈手捧十元钱一支的玫瑰，带她去吃昂贵的早餐，并告诉侍者“我”的各种饮食怪癖。之后让劳拉陪“我”去买晚礼服以观看优雅的芭蕾舞。忠实的劳拉帮“我”选购的衣服花光了我所有的钱。为了看完芭蕾舞之后还能继续活下去，“我”让阿书陪“我”退掉衣服，去另一个廉价商店买了一套极便宜并可以退还的衣服。两处购买场所环境的对比：劳拉带她去的地方静悄悄的，只有少数几个顾客，挂衣服的模特都是按照有名有姓的真人模特做出来的，有专人为她们的购买服务，谦恭且周到体贴。而阿书带我去的地方是一家大型减价商店，各族的人在巨大的箩筐前拥挤着，飞快地翻刨着，而试衣间是一个大屋，里面无遮无拦地设了一百多面长方形挂镜，每面镜子前都有三四个人，甚至五六个人，每个人都效率极高地毫不羞涩地脱衣、试衣，只是因为价格便宜。而那两个目光狐疑的女人绝望而疲惫的监视着她们。
夸富炫贵的芭蕾舞会场和挤得臭汗淋漓的廉价商店；在房东家为躲房租而贼一样小心谨慎与优雅的早餐地点。画出一条界线，一边是“我”清贫的留学生生活，一边是丰足、华丽和典雅的外交官夫人生活。分明是两个阶层的生活。
另一个场景是：在安德烈、里昂与我的一次早餐桌上，里昂和安德烈有过一次极为激烈的冲突，这是两个都爱着“我”的男人唯一一次面对面。在里昂看来，中产阶级是美国个性消亡的一个铁的证据，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的中产阶级是消灭真正艺术的大军，是精神、文化的垃圾处理器。有多少无灵魂的音乐、绘画都朝着这个巨大的机器倾倒，都会被消化、排出。这个巨大的机器可以改变艺术的原则，腐化包括海青、王阿花在内的艺术家，诱引他们去画那些俗不可耐的人像、灯罩。他认为安德烈这样的人把自己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五点的生命都早早的卖给别人了。里昂指责安德烈不懂得牺牲，任凭FBI折磨“我”的身心。
而以安德烈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看来，里昂这样的人自以为是，活得连基本的生活体面都不要，可以靠救济金、失业金糊口，这样的人怎么能奢谈艺术呢？而正是他们辛勤纳税，才由政府将税金变成失业金或救济金——对这一批对社会负有重责的人，优越感从何而来呢？因此，安德烈用付帐的方式羞辱了里昂，“我这个出卖了自由的奴隶用他的卖生钱宴请一个自由人，这不是很滑稽吗？也很不公道。我也许像你说的那样，把生命的主要段落出卖了，但我换来的是尊严，是给一个女人起码的体面生活的力量。假如我一旦失去这个尊严和力量，我根本不会走近任何一个女人。尊严和生存能力，给一个男人最起码的去爱女人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你连雄性也没有。”
这不仅仅是两个男人为争夺一个女人的斗争，而是两种生活理念、两种价值观的交锋。是对“牺牲”这个主题的不同理解。很显然，作品中“我”认同安德烈的价值观，这是一种更现实、更物质的价值观。里昂、安德烈、王阿花等都是在美国出生、受教育，但是他们却成长为截然不同的人。
《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我”和亚当都是在现代都市文明熏染下极度自私的男女。亚当英俊、富有、高雅，是个极为出色的园林设计师，丰厚的遗产和专业的设计使他极为富有。他却厌倦女性，是一名同性恋者。想要有一个生命延续自己生命的渴望使他寻找一个母体来替他生子。而亚当之所以选择黄种人，是看中了“我们”的现实、自律、忍耐，他希望这些素质被遗传到下一代身上。“我”是一名亚裔留学生，被丈夫抛弃加上失业后极度窘困、孤独，心力交瘁，为了挣五万块钱，甘愿做这个孩子的温床。不带丝毫情感因素，他们用一支无针头的注射器代替了激情迸发的男女对接，一颗生命的种子居然就此开始生长。“我”顺利怀孕了。不能不让人赞叹生命的坚韧和神奇。
原本“我”只是为了钱，但是孩子出生后一切都改变了。血缘中的骨肉亲情使她和女儿之间有一种奇特的联系，孩子的每一声啼哭都牵扯着她的心。她心甘情愿为她哺乳。然而害怕被孩子牵连使他们两个人都选择了要求母亲离开。她选择了彻底消失，不给自己想念菲比的机会。然而一年后，亚当找到了我，此时菲比因为一次高烧而变成了重度残疾，变得又聋又哑又盲。我回到菲比身边，天然的母女情也回来了，我对菲比照顾得很精心，成为菲比唯一的快乐。然而我也需要正常的生活，需要婚姻，这是亚当和菲比给不了的。我开始与一个看起来很合适的律师约会，很快便向婚姻走去。但是我对他隐瞒了菲比。于是，在一次时间上无法兼容时，我和律师之间发生了剧烈的争吵。为了留住貌似合适的婚姻对象，我再一次离开菲比，住进律师家。半年后，菲比重病死去，我看清了自己的内心，结束了与律师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