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进城和“我”出国成为同义语，都是要在陌生环境里建设梦想，实现梦想，靠征服男人而打出一片天下。作品高妙在于把依娃·庇隆，嘎拉·达理，杰奎琳·肯尼迪，南希·里根，黛安娜王妃等都拉了来，“这都是赤手空拳，仅靠自己做女人做出的成绩，赢得了女人所要的整个天下。”“去征服一些伟大的雄心勃勃的男性，不靠身外的一技之长，甚至连姿色都不那么要紧，她们凭的就是这一点：她们是女人。她时刻不忘这一点，不断完善这一点，在这一点上做足功夫，使这一点的每一滴资源都得到彻底的开发利用，一本万利的获取。大手笔的女人不是去学男人的本事，同男人抢饭碗，最后把男人们弄到半失业而只得向她们言和投降。最棒的女人是伺候着男人们去征战而夺下的江山归她们守。”“好好做女人”成为叙述中一个关键词语，而所谓的做也只不过是征服一个权势男人从而使自己过上温暖舒适的日子。这与千百年来传统文化中男人视女人为花瓶，为欲望的对象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作者写出了我内心的挣扎和屈辱，以此对这种预设的女性身份做出了质疑和批判。
终因“我”过不去内心设定的尊严那道关不肯再进一步而前功尽弃，没有得到奖学金。最后“我”离开安德烈和里昂，前去照顾中风失忆的刘先生，一个断肠人陪着另一个断肠人。
作品还提出了一个“牺牲”的主题，怎样为所爱的人牺牲，这些牺牲有没有价值。单薄瘦削、醉心于音乐的里昂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梭罗式的自由主义者，只为自己和艺术而活着，为了他的纯粹的音乐，不愿意进入社会体制内工作。当王阿花宣布自己怀孕时，里昂第一反应是十分沮丧，认为王阿花将要彻底毁掉他和他的音乐，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并在争执过程中恶语相向，锯子割伤了阿花的大腿和里昂的手腕，在鲜血淋漓里，两人清醒过来，他们终于成为一对末路情侣。因为里昂情愿卖掉自己的一个肾，也不愿意接受平庸的工作过世俗的生活，他要坚守自己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王阿花为了成全里昂，做掉孩子，与海青同居。如果没有真正的深爱彼此，是不会有这样惨烈的牺牲的。“我”忍受FBI一次又一次的骚扰，丢了打工的工作，失去奖学金，一度困窘到无以为计，付不出房租水电，从物质到精神都几乎崩溃，这是我对外交官的男朋友爱情的牺牲。而安德烈为了让我不受骚扰，辞去了外交官的工作，靠翻译文稿为生，是他对爱情的奉献。刘先生为了菁妹的爱，40多年相思牵挂，一直到他患了痴呆症，他的脑海里就只有菁妹的那段时光了……
然而，我们又会发现，这个主题是不断被质疑的，甚至被嘲弄。里昂的牺牲在王阿花看来，“他荒诞到了凶残的地步，还是凶残到了荒诞的地步，我弄不清楚。但我绝不愿意参与他对自己的摧残，我绝不要做他对自己摧残的理由。”也被他自己认为是不堪回首的痛处。而他对艺术的顶礼膜拜，对音乐的痴迷执著换来的却是三餐不继，生活困窘。这不是对他的牺牲的一个极大的嘲弄么？刘先生四十余年始终如一的爱着他的菁妹，想像他的菁妹是在枪弹逼迫下嫁给了李师长，却不知菁妹给他和自己撒了个大谎，是菁妹在对利益的选择中，选择了李师长。将复杂而又漫长的人生经验浓缩在刘先生失去记忆的那一段时间，尤其当这美好而又令人心凉的故事通过一个中风患病，对一切事物重新命名的时候，更使其具有某种亲切又疏离的沧桑感和凄凉意味。作者似乎刻意指出，在金钱、物质至上的现代文明社会里，“牺牲”既是一份昂贵的让人难以消受的馈赠，又是一件不合时宜的奢侈品。
为此，作者设计了两个场合，一个是当“我”去见男友安德烈时，戏剧性的辛辣对比。“我”为节省一顿饭钱从中午饿到第二天，并不惜以德行留下污点的代价从书店偷了上课要用的教材。因为买不起。而安德烈手捧十元钱一支的玫瑰，带她去吃昂贵的早餐，并告诉侍者“我”的各种饮食怪癖。之后让劳拉陪“我”去买晚礼服以观看优雅的芭蕾舞。忠实的劳拉帮“我”选购的衣服花光了我所有的钱。为了看完芭蕾舞之后还能继续活下去，“我”让阿书陪“我”退掉衣服，去另一个廉价商店买了一套极便宜并可以退还的衣服。夸富炫贵的芭蕾舞会场和挤得臭汗淋漓的廉价商店；在房东家为躲房租而贼一样小心谨慎与优雅的早餐地点。画出一条界线，一边是“我”清贫的留学生生活，一边是丰足、华丽和典雅的外交官夫人生活。分明是两个阶层的生活。
另一个场景是在安德烈、里昂与我的一次早餐桌上，里昂和安德烈有过一次极为激烈的冲突，这两个都爱着“我”的男人唯一一次面对面。在里昂看来，中产阶级是美国个性消亡的铁的证据，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的中产阶级是消灭真正艺术的大军，是精神、文化的垃圾处理器。有多少无灵魂的音乐、绘画都朝着这个巨大的机器倾倒，都会被消化、排出。这个巨大的机器可以改变艺术的原则，腐化包括海青、王阿花在内的艺术家，诱引他们去画那些俗不可耐的人像、灯罩。他认为安德烈这样的人把自己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五点的生命都早早的卖给别人。里昂指责安德烈不懂得牺牲，任凭FBI折磨“我”的身心。
而以安德烈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看来，里昂这样的人自以为是，活得连基本的生活体面都不要，可以靠救济金、失业金糊口，这样的人怎么能奢谈艺术呢？而正是他们辛勤纳税，才由政府将税金变成失业金或救济金——对这一批对社会负有重责的人，优越感从何而来呢？因此，安德烈用付帐的方式羞辱了里昂，“我这个出卖了自由的奴隶用他的卖生钱宴请一个自由人，这不是很滑稽吗？也很不公道。我也许像你说的那样，把生命的主要段落出卖了，但我换来的是尊严，是给一个女人起码的体面生活的力量。假如我一旦失去这个尊严和力量，我根本不会走近任何一个女人。尊严和生存能力，给一个男人最起码的去爱女人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你连雄性也没有。”这不仅仅是两个男人为争夺一个女人的斗争，而是两种生活理念、两种价值观的交锋。是对“牺牲”这个主题的不同理解。很显然，作品中“我”认同安德烈的价值观，这是一种更现实、更物质的价值观。
《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我”和亚当都是在现代都市文明熏染下极度自私的男女。亚当英俊、富有、高雅，是极为出色的园林设计师，丰厚的遗产和专业的设计使他极为富有。他却厌倦女性，是一名同性恋者。想延续自己生命的渴望使他寻找一个母体来替他生子。而亚当之所以选择黄种人，是看中了“我们”的现实、自律、忍耐，他希望这些素质被遗传到下一代身上。“我”是一名亚裔留学生，被丈夫抛弃加上失业后极度窘困、孤独，为了挣五万块钱，甘愿做这个孩子的温床。不带丝毫情感因素，他们用一支无针头的注射器代替了激情迸发的男女对接，一颗生命的种子居然就此开始生长。“我”顺利怀孕了。不能不让人赞叹生命的坚韧和神奇。原本“我”只是为了钱，但是孩子出生后，骨肉亲情使她和女儿之间有一种奇特的联系，孩子的每一声啼哭都牵扯着她的心。害怕被孩子牵连使他们两个人都选择了要求母亲离开。一年后，亚当找到了我，此时菲比因为一次高烧而变成了重度残疾，变得又聋又哑又盲。我回到菲比身边，成为菲比唯一的快乐。然而我也需要正常的生活，需要婚姻，这是亚当和菲比给不了的。我开始与一个看起来很合适的律师约会，很快便向婚姻走去。但是我对他隐瞒了菲比。于是，在一次时间上无法兼容时，我和律师之间发生了剧烈的争吵。为了留住貌似合适的婚姻对象，我再一次离开菲比，住进律师家。半年后，菲比重病死去，我看清了自己的内心，结束了与律师的关系。作品写得最感人的是母女深情，她把这份神秘的情感写得荡气回肠。菲比残疾之后仍然能迅速认出“我”，死之前握着“我”的大拇指等。人不需要科学配制的物品，需要的是没有条件没有交换的爱。不仅仅菲比需要我，我也同样需要菲比。虽然“我”一再强调自己是为钱生下菲比，但她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她在我的体内孕育了整整十个月，因而她与我的神秘联系是超越我的想象的，菲比的呼唤就在她灵魂深处。被一再遏止的母性之爱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爆发出来。
而科技文明的发展另一面的锋刃显出冷酷的锋芒。这个不带爱孕育的生命潜伏着悲剧的种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菲比是现代都市文明自私冷酷的证明，是一对自诩高尚的男女制造的悲剧。她的过早去世毁掉了亚当和我各自的生活。但也在我们心中种植了一些真挚的爱。每年他们会在菲比的坟头朋友一样说说话，他们的拥抱不再“何必”。“爱”才是这个世界延续的主题，正因为失去了我的爱，菲比才会生病残疾，而我的归来是她那个黑暗单调的世界里的唯一的欢乐。对亚当和我来说，菲比是唯一的联系，他们共同制造了这个悲剧也共同爱着这个孩子。她的存在成为不可碰触的伤，有了她，他们得以重新命名，重新理解世界和人生，重新成为朋友。
《拉斯维加斯的谜语》中节制、理性、自律的化学教授老薛，在一次出国访问中旅游赌城拉斯维加斯，偶尔小赢一次之后迷上了赌博，这个当初最不爱钱的人选择了非法居留美国，做各种辛苦的工作赚钱，用各种谎言从别人那里借钱去赌博。正如严歌苓在《无出路咖啡馆》中说的一段话：“我们每个人都潜伏着异端和非常的细菌，但诱发这些细菌成长为一种实质的诱因不出现，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或者自己真正是谁。”人性是未知的。“拉斯维加斯”这个原意为“小沙丘”的地方却能让所有性格弱点的人深陷其中，把人性深处的贪婪与自私激发出来。老薛过着苦行僧一样节俭的生活，丢掉全部的尊严和曾经群体生活中的优点，变成了一个骗子和赌徒。为使老薛戒掉赌瘾，我答应免掉他的债务。然而一年后我再次在赌城见到了专心致志赌博的他。是不是人性深处有着无边无际的黑暗，稍有激发，那些恶的黑暗的因素就会跑出来，操纵人走向另一面？
二、儿童视角
在严歌苓小说中，最能引人注目的是她的智慧，她对人和事独到的理解，对荒诞世界的“刻毒”揭示，对细小物象的精微洞察和文字中的机锋，这是她作品中最强劲的活力。形式创新只是她智慧展现的一个层面，她能从最新最时尚的理论中获取营养，准确熨贴地用入自己的作品，与要讲述的故事完美结合，这本身就是智慧的。因为智慧，所以游刃有余，洞若观火地看穿物象，并保持一种不惊不乍，客观冷静的态度，有距离地予以言说。距离的“度”把握非常重要，太近则近乎悲喜相随，无法获得叙事以外的更广阔的思维空间。太远则失去了应有的弹性，在这种度的处理中显出张力，一种处理能力。E·卡西勒曾说：“天才的力量与其说是把握事物的纯粹真理和尽可能言简意赅地表达这一真理，不如说在于领悟微妙的隐秘的联系的能力。所谓天才的思想，就是从平凡出发，达到对于事物新的，令人惊诧的见解，这种思想以其意想不到的表达方法、隐喻和比喻引起人的快感。”
很多作家写作时喜欢采用儿童视角，喜欢儿童的纯真无邪，说真话的特征，他们常常能发现很多成人无法发现的美和乐趣。儿童在人们心中的懵懂无知，和他们受到限制的理解能力，都给写作者以挑战热情。严歌苓善于用极冷静、理性的笔墨来描写人物的命运，悲悯在文字之外。拷问人类灵魂，对存在于人间的阴冷污秽的一面感受深切，对故土故人的怀念之中往往更多出一些悲凉和寂寞。她的故事多发生于文革时期，用儿童视角来审视那个特殊的时代及人物在特殊年代的劫难、生活和自我变异。在她的很多作品里都有一个名叫穗子的小女孩，她常常是故事的观察者，甚至是叙述者。
《黑影》整篇小说围绕一只黑色野猫展开，叙述线索大致是：捡猫－养猫－救猫（捉老鼠时被大老鼠咬伤，感染发烧，穗子和外公用人的针药救活了它。）－群猫唤走－再次救猫（被捕鼠器夹住）－猫报恩，偷来火腿等，并生下一只三色猫崽－被人逮住，烙伤，与猫崽一起死去。这里有两个叙事视角：穗子的和猫的。
穗子六岁，但她明显早熟，且很有个性，她有自己的思考和对世界的看法，常常用自己的眼光观察社会。“她常常一搭拉眼皮：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她懒得同成年人一般见识，他们常常愚蠢而自以为是。”她与姥姥和不是亲生的姥爷生活在一起，爸爸妈妈进干校学习去了。很小就知道许多社会的黑暗，看到了虚伪，没有玩具和朋友，落落寡欢，故而会在一只猫身上找到友谊。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那样的年代，儿童的成长，从身体到精神都是残缺的。童年的穗子所看到听到的几乎都是创伤性故事，沉重得让人为之叹息落泪。
严歌苓作品中常有两种伤痛：失乡之痛；流浪之痛。在异国他乡，靠打零工来过活，是靠不住的，凄惨的，从未有过的消沉，不必说明天怎么办，连下一分钟怎么办都不知晓。她在多篇小说里描写这种打工生活：租住的窘迫，无钱交房租，像小偷一样从房间里进进出出；被怀疑偷东西时的屈辱；一群异国流浪者的对前途的迷惘，这种痛苦在《无出路咖啡厅》，在少女小渔，在扶桑，《海那边》等都有非常精彩的描写。《黑影》中就浓浓积郁着失乡之人对故土故人已逝岁月的深深怀念。《黑影》用的是全视角，但是在小说开头一段突兀地加上了“我”的一段独白，说“我直到现在还会梦见那回字型院子，院子之所以……”巧妙地将“我”还原为穗子。“我”站在时空的高处，俯视着六岁半的小人儿穗子，带点沾沾自喜，带着点回忆的酸楚，带着对外公的追怀。接着是她的《老人鱼》《黑影》回乡，永远无法再回到故乡的孤独，意味着与故乡隔绝的人，被故乡赶走时那种惊恐，无依无靠和痛苦的感觉。她多次写到穗子和姥爷，那执著的追悔，孩子的梦，语言和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