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习惯于看着他对我做些什么，他怎么对待我；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人还能干出那样的事情来，他超出了我的期望，合乎我的身体的命数。这样，我变成了他的孩子。对我来说，他也已经变成了另一种东西。我开始比他自己还要熟悉他的肌肤、他的性器官那种无法形容的温柔……一切都如他所愿，让他占有我……他就像抱他的孩子那样抱着她。他会用同样的方式抱他的孩子。他玩弄他孩子的身体，把它翻过来，他用它覆盖他的脸、他的嘴、他的眼睛。那么她呢？当他开始嬉戏，她继续任其摆布，随便他把她放到哪个方位。突然之间，是她需要他了，她没有说什么，他大声叫她安静，他叫喊着说他不想要她了，不要和她一起寻欢作乐了，他们之间又僵住了，彼此在恐惧之中封锁起来，然后，这种恐惧又自己消散了，他们再次沉溺于泪水、绝望和幸福之中。
这里对身体的细细体味，对身体融为一体所包含的绝望与快感，男性承载的历史压抑，都使中国的女性作家找到理解自己的途径。于是，林白的多米就可放开胆子躲在蚊帐里用手来动作；陈染的《与往事干怀》和《私人生活》就在那种自怨自艾的心理独白中与身体的窥视相混淆；卫慧的“上海宝贝”们也就有挥霍自己身体的理由和风格。
中国女作家，特别是更年轻一辈的美女作家对身体的表现，对由此引起的内心丰富性的表白，一度令男性作家慌乱。读读这样的身体描写，就知道作为杜拉斯的后裔们对身体的敏感巳经达到什么程度：
果果等了好久，都不见树子出来，她不耐烦地冲着在卧室里的树子说，不用弄得太齐整。门开了，果果的嘴也张开了，树子一丝不挂地走出来，皮肤莹光发亮，高耸的乳房微微颤动，红润的乳头像两只嗷嗷待哺的小嘴，直冲着果果。果果的脸有些红了热了，好像赤裸的人是自己。果果清了清嗓子说，树子，我巳经把这幅画的题目想好了。树子理了理头发说，叫什么？果果在树子的乳房上捏了一把，说就叫“牙齿”。我要在你的乳房上画一圈牙印。树子说随便，就听你的，你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画到半夜，果果和树子都有些困了。她们一丝不挂并肩躺在床上。睡梦中，果果把树子抱进自己的怀里，她的手捏着树子的乳房，仿佛还在作画，甚至还在树子的乳房上咬了一口。
整整用了一个星期，画揭幕了。里面的树子美目流盼，翩若惊鸿，一只玉手抚摸着自巳的乳房，乳房上面有一圈明显的齿印，让人想入非非。果果说这幅画应该还有一个题目叫“谁干的？”树子说不是你干的吗？说完她们就笑了起来，把这幅和真人一般大小的画，挂在床头。果果和树子每晚都靠着画上树子的大腿入眠。
这段描写摘自杨映川的《做只鸟吧》。在小说的叙事中，这幅画后来被作为广告挂在街上的某处。可以看出，作者想到让小说中的人物画这样一幅画，受到当今流行的广告图画的影响。但仅只这种影响，还不过表面化。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描写情境所透示出的那种唯美主义的意味。在小说的叙事主题方面，作者用童话般的生活理念来反抗消费社会的实利主义原则，但她在审美上却没有逃脱消费社会给予的美学趣味。作者通过人物的命运，反抗了消费社会，但她对消费社会的描写，她对人物的情感和状态的描写，却受到消费社会的深刻影响。她的那种童话般的朦胧美感，那种同性恋的情景散发的唯美主义的品味，这些正是当今消费社会最为常用的时尚美学。更不用说，作者后来把那幅画变成了一幅广告，它是消费社会的典型审美原则对作者暗示的产物。在理念上可以抵御治费社会，但在审美风格表现和趣味方面，作者却相当成功地表达了消费社会的时尚美学。这样的表达与中国当下的消费社会时尚文化融为一体，形成一股感性解放的滚滚洪流，文学不再处于原来的历史给定的路线，它向着消费文化的方向发展。当然，这样一种历史并没有进一步形成势头，而是经历了一些挫折和转折，实际的情形是近年的文学作品回归到更具有中国本土色彩的生活底层，回到80年代曾经断裂的历史中去。然而，这种回归，不可能是简单的重复，它被当下的趣味和感觉方式所侵人。身体就这样成为连接两个时代的通道。文学写作既重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遗产，把现实主义的人民性、文学写作的现实关怀、保持对历史与现实的穿透力量等等结合到一块；又能够浸淫在当代的消费主义潮流中，把时尚的趣味融合进文学写作中。历史中的身体和身体中的历史就最为恰当地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因而，对身体的渴望是如此有力地支配着当代写作，以至于在写作最为惨痛的历史的时候，也不得不以它作为一个基础，作为缝合两个时代巨大裂痕的独木桥，作为从现在回到历史之中去的超度之舟。身体，这是历史之中的被压抑被包裹的甚至被碎裂的身体，也是现实的鲜活的蓬勃旺盛的欲望之躯。
然而，对历史中的身体的书写是否真的可以在历史与身体中找到一种平衡？生活于当下的人们对身体的兴趣早已远远大于身体。那些历史记忆是否还具有原初性？原初的纯粹性，也就是原初的惨痛性？“文革”的记忆的书写始终被外在的反思性要素所支配，原来是所谓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个运动具有清晰的历史线索：清理四人帮的罪恶，表现党的始终正确性，表达知识分子的忠诚，表达人的价值反思的主题，人性论的主题，等等，这个谱系把历史理性推演到极端，历史理性也已经疲惫不堪。张贤亮恰恰是在要写出伤痕之美时才大量写到身体。他早些时候的《灵与肉》，那个“肉”几乎与肉体无关，只是肉体之躯，更确切地说，是关于生活的物质性的代码。直到要团结一致向前看时，要抹去伤痕的痛感而写出美感时，女人和男人的肉体才在压抑的历史中浮现。与其说是反压抑的重现，不如说是身体始终的在场，否则《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何以开篇就是女人（黄香久）的性感肉体，这个肉体伴随着阅读的始终，是对阅读历史的心理补偿，是对抹去历史创伤的最好的陪伴。
实际上，肉体如此具有遮蔽性，肉体对理性反思几乎就是嗤之以鼻。理性根本就不是身体的对手，在文学中，肉体与写作的合谋足以击倒其他一切，它对作家主体感觉的诱惑和对读者的阅读诱惑如出一辙，作家和读者都会轻而易举地落人合谋的陷阱。肉体的力量在现代后期，更不用说在后现代时期对写作构成的强大磁场，它总是要像妖精一样破壳而出，它总是要打破写作的美学规范秩序肆虐乃至于肆无忌惮。写作只要沾上它，就很难有逃脱的幸免。它像幽灵一样进人到写作场域，其能量大得惊人。只要看看阎连科的写作史，那就是一部写作的悲剧史，写作的身体悲剧史，更确切地说是身体的写作悲剧史。阎连科也是一个写作身体的能手，他早些时候作品，一部中篇小说《天宫图》，那个主角路六命，真是一个倒霉蛋，他对身体有那么多的渴望，但媳妇却与村长睡觉，不给他任何机会，他每晚的工作就是捂热媳妇的脚。村长来到他家与媳妇干事，他在门口吸烟，那是村长递上的一支烟，眼见着烟就短了，听着屋内的动静，床铺摇动的声音如此响亮，他的心惦念着媳妇，心里也在抱怨村长：“村长咋就那么大劲呢！”这部小说真是写出了苦命的路六命经历的身体磨难，这个磨难蕴涵了他全部的人生辛酸。后来的《日光流年》中，阎连科在苦难的生活中还是写到了“肉王”，这是对苦难的加强、补充、充实，还是抹去？在《尖硬如水》中，阎连科让高爱军和夏红梅在墓地交媾，把革命与肉体全部混为一谈，身体真的能颠覆那段历史吗？对身体和性爱的渴望始终交织在高爱军和夏红梅的革命行动中，情欲高涨与革命热情已经无法分辨。高爱军看到夏红梅的裸体时，他表达的是革命的决心：
我说：‘‘红梅，不管你信不信，为了你，我死了都要把程岗的革命搞起来，都要把程岗的革命闹成功。”
她又有些站累了，把重心换到另一条腿上去，让那一条曰光照在她的臀部上，像一块玻璃挂在她的臀部上，然后望着我说：
“高爱军，只要你把程岗的运动搞起来，把革命闹起来，我夏红梅为你死了，为革命死了我都不后悔。”
当然，在小说文本的内在构成的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认为阎连科是有意用性爱的狂欢化叙述来抵御政治的荒诞性。身体，身体，那么多的快感从身体里流出，历史还有多少的非法性和反动性可供人们反思呢？“苦难”一度还是占据了阎连科的内心，《受活》出现了如此大量的残缺不全的身体，这些身体只能表现苦难，不再能表现快感了。阎连科如此彻底地唯一一次拒绝了身体快感，它要让身体残缺，没有任何行使快感的能力，除了苦难还是苦难。那是因为身体完全和历史以及寓言捆绑在一起。不久之后，阎连科又回到历史中，回到更具有世俗生活和日常性的历史中，一度被压抑的身体，像洪水猛兽一样跳跃出来，一个欲望勃发的少妇和一个强壮的士兵，这两具身体向欲望发起了进攻，打碎了历史之偶像，也就打碎了历史本身，这个身体写作是强大有力的，强大到足以毁掉身体和写作本身。无可否认历史确实隐含在身体欲望内部，其穿透历史的力量也有惊人之处，甚至在美学上也是精辟的。但是身体的力量太过强大，它是自虐式的，就像两具欲望燃烧的身体倒在历史之像上一样，那是自杀性的，这个景象是身体的末日景象。惊惧伴随着欲望放大，欲望被恐惧支撑到荒诞的地步。身体有能力突显出来，它占据了全部写作的要害区域，身体填满了历史本身，历史空壳之中只有身体在呈现。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那些对历史的书写却散发着当下的欲望之气，而历史则像是当下书写的原材料。这就应了福科的那句话，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重要的是讲述话语的年代。现在，人们还能想象如何讲述历史呢？历史本身早就破碎，早就死亡，早就被遗忘，历史已经面目不清，而身体是记住它的一些碎片。但记住身体就真的能记住历史吗？身体真的是历史的敞开，或者是在现在与历史同构的语境中来现身吗？身体不只是现在对历史的诱惑，也是现在对历史的遮蔽。
身体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拜物教。男性作家企图把身体置入历史，企图在历史中来思考身体，或者用身体来思考历史。这既是他们对当下消费社会的一种反应，也是他们对这种潮流的恐慌。这些女性的被作为欲望化对象的身体，再次企图加强男性的欲望，这本身就是男性（作家群）欲望焦虑的反应。通过对女性身体书写来强化男性的自我崇拜，在那些女性身体书写的一侧，总是男性的身体在发挥作用。尽管东西的那个曾广贤后悔已极，但他内心的焦虑依然没有解除，那些机会都失去了，随后的身体满足的日子还会到来吗？正如男性作家在社会中失去了主体的地位，失去了话语权力，也就失去了性特权，这一切疑问的是历史。历史他们还是可以把握，但历史中不再有身体，那他们还能把握什么呢，把握空的历史吗？历史理性及其对历史的理性反思已经死亡，男权的历史在消费主义时代只剩下身体欲望。理性反思一度是男权文化的核心，男权文化的力量所在，但现在这种力量不堪一击，身体的力量则强得多。对身体的大量书写是对历史与现实空无的双重焦虑，是对身体压迫与错过，失去中心主义的恐惧。通过书写，通过白日梦式的占有（《后悔录》），再就是通过偷窥（《兄弟》），通过打白条（《别看我的脸》），这是对现实消费主义感性革命的强行的介人，这次历史拼贴显不出多少超越历史的能力，也看不出胜过现实的力量。没有办法，历史之父还是像噩梦一样压着文学的心智。
我们在面对历史，即使面对“文革”这样的历史，我们还能记住什么？我们除了努力遗忘它外，还能做什么呢？2005年4月，我到中国西南重庆，造访了重庆现在遗留的红卫兵烈士墓园。在近效一处僻静的荒芜的树林里，一片陵墓散落在高大的树木间，那些墓碑上的字迹还依稀可辨。这些埋葬的红卫兵大都是在1966年至1967年武斗中死去的，多数都是十七八岁到二十岁的中学生和少数大学生，也有一些青年工人。这里埋葬的都是曾。经年轻美丽的生命，还可以看到墓碑上写着各种桿卫毛主席的口号，以及为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战斗到底的各种誓言。站在树林和坟墓之间，下午的几抹阳光穿过茂密的树叶透进这个阴森的空间，洒落在弯曲的道路上，拾级而上，一座座坟墓扑面而来，矗立在你的面前，有些坟墓修建得相当高大，特别是后来由亲属改建的坟墓，高大得令人窒息，更增添一种悲哀感。走在这样的乱坟丛中，风穿过树木在林中哗哗作响，仿佛诉说着那逝去的冤魂。作为个别的人，终究被淡忘，但作为历史，只是在这一刻才令人触目惊心。然而，我们能留住什么呢？能在文学中，能以文学的方式留住什么呢？我的理性思考，理性反思在什么地方已经终结了呢？
我们当然没有必要一味地对身体写作表达困扰，我们同时也可以去思考身体写作的力量是否后现代高潮到来的一个征兆，而且这是从现代性之开启就预示的未来，那就是自尼采以来就开启的后现代转向，那是酒神狄俄尼索斯精神延迟至今的表达。因为过久的压抑、压迫，致使今天的显现要付出加倍的力量。也许消费主义的时代就是感性解放的时代，这个时代有什么错吗？历史理性已经死亡，那种深度性、力量和持续的延搁，都被感性的臣大平面所覆盖，当下的感性浪潮足以冲刷历史的屈辱和创痛，而感性的狂欢则是开启未来的自欺欺人的最好的抚慰和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