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消费社会同步生长的一代年轻作家，责无旁贷地书写着消费社会的现实；消费社会的经典故事和场景也就成为时下流行小说叙事的主要资源。典型的关于消费社会的叙事，无非就是邂逅的情爱，时尚的生活方式，不断提及的cd香水或名牌服饰，甚至喝可口可乐的姿势。活动空间经常是热闹的街景或夜晚的酒吧，以及有一台电视机或电脑的卧室，等等。当然，还有一些更激进者，大胆标榜另类的生活方式，如随意露骨的性爱、暴力、吸毒、自戕等。对消费社会的直接书写也成为消费社会的直接产品，它们很适合于在消费社会的图书市场批量复制。消费社会创造了年轻一代的文学生产者，因而生产了消费社会的文学；反过来，这种文学也生产了消费社会，它使消费社会变得更具有普遍性和合理性。
就这些作家的写作而言，可以明显看到消费社会对文学的直接影响，他（她）们讲述的故事内容，讲述故事的方式，叙事中大量出现的消费社会的象征符号，以及那些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等等。他们写作的文本，就像是消费社会打开的一本感觉之书。然而，在这里，我觉得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文学与消费社会构成的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消费社会生产的那些意识形态是如何进入文学文本，并以变形的方式体现出来，这些构成文学更为隐蔽的建构解构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之叙事法则。很显然，“坏女人”的形象以最为含混而暧昧的形式，构造着这个时期关于消费社会的文学想象最重要的超级符号。“坏女人”如同一个不尽的宝藏，当代文学叙事不断地从中获得最新奇、最具观赏性的资源。这种判断并不是夸大之辞，近几年数家大型刊物重点推出的作品，或多或少都与这个超级符号有关。
这种变化当然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女性形象是作为现代性鲜明的表达符号加以书写的，它与现代性追寻的个性解放、女性解放的历史主题紧密相连；或者在革命文学中，它与妇女的受压迫和求解放的主题相关；在建国后的17年文学中，妇女形象的经典模式是“铁姑娘”；在“文革”后的伤痕文学、知青文学以及现代派文学中，女性形象也一直是思想解放的象征，即使在那些描写女性的情感需求的作品中，女性形象也是以“人性论”为内涵，或者以个性和主体意识追求为目标。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以人性论和主体论为基础的“大写的人”的主题开始缩减，女性形象也不再寄寓着时代理想化的精神品格。女性以更加平易的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例如，“新写实”的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大都乐于咀嚼烦恼人生，在日常生活中心安理得。90年代上半期，出现了一批女性主义小说，女性作家偏向于写作女性的私人话语，以抒情的笔调讲述女性内心体验。这些女性形象都可以归属于“正面的”女性形象，大都是女性愿意自我认同的形象。
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及21世纪初，文学作品开始直接写作消费社会，而那些“坏女人”则成为故事结构的核心。2000年，《小说界》第5期发表李唯的《坏分子张守信和李朴》，作为对两个朴实厚道的性压抑男子的精神裂变过程的揭示，这篇小说最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当代劳动阶级的精神迁徙史。这两个人来自普通劳动阶层，他们的身份是当过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转业当了小职员，或者本来就是普通工人，工作兢兢业业。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像当时所有的中国人一样，顽强地压抑性欲。不同的是，大多数中国人随着改革开放的进步而解放了自己的欲望，但这两个人压抑到最后，实在坚持不住，结果在一次出差途中，经不住三陪小姐的诱惑，以嫖妓罪被拘留。这篇小说对当代社会变动的概括具有象征意义，其深刻的转变在于从一个肉体到精神都极度压抑的时期，转向一个欲望放纵的时代，而所有的转换机制就在于出现了“坏女人”，三陪小姐。三陪小姐是解放的希冀，又是所罗门的瓶子里放出来的妖孽，因为她们的存在，人们有了寻欢作乐、欲望解放的天堂，当然也因此就出现了下地狱的机遇。当代文学叙事找到了这个妖魔化的标志，也就使历史变化的标志和线索都一目了然，也浅显易懂。因为她们的存在，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又重新纠缠聚集。她们何以有如此大的能量？她们既是建构，又是解构？
而这一切，其实不过是对当今中国消费社会的典型情景进行一次直接描写的结果。这篇小说的故事主体完全是当代流行小报、通俗期刊和网络新闻最热门的消息传说，是当代最具消费性的经典传奇。三陪小姐、按摩女以及各式各样的漂亮性感的女子，是当代消费社会欲望化话语生产的不尽源泉。她们被作为异类划定在生活的另一面：堕落、不道德、恶罪、情欲，等等，只要看看她们，就知道我们有多么正派道德，多么高尚体面。然而，那么多的话语生产仅只是满足批判和警示的作用吗？她们的存在又是如何激发人们的想象、阅读和观看等一系列的消费欲望呢？她们显然成为当代消费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快餐，欲望的方便面。
这些妩媚多姿的“坏女人”以各种方式进入当代文学叙事，她们构成当代叙事书写消费社会不可或缺的超级代码。当代社会所有的变化、速度、快感、富饶、失控、堕落等，都充满矛盾而戏剧化地统一在这个妖魔化的形象上。这个形象的含义是如此丰富，以至于人们认为捕捉住这个符号，我们就可以把当代社会的剧烈变化反映出来，由此对社会的道德危机和精神信念方面的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当然，文学也可以因此获得巨大的观赏价值，同时开拓了切入现实、与商业市场联姻的捷径。这个形象确实具有双重性的奇妙功能：它可以无所保留地呈现那些欲望化的场景，同时却又可以展开道德化的批判。精神的危机总是以肉体堕落为表现形式的，那么，拯救的惟一方式就是揭露肉体的阴谋。
由此就不难理解，近年来，不少颇有水准的作家在反映当下社会现实时，大量写到三陪小姐这类“坏女人”形象。张者一直在写作生活于大学人文环境中的知识分子，是如何与当代消费社会相遇并且被改变命运。他的《朝着鲜花飞去》发表于2000年《收获》第6期，被置放在头条位置。小说讲述一个叫做张岩的大学副教授，接到十多年前的女友的邮件，到假日酒店约会，妻子跟踪而至，结果二人在大巴士上都被漂亮的女子骗走钱财，结局是两人离婚，家庭破裂。一个是大学的人文学的教授，一个是法律教师，却受骗上当，这显然是对大学高扬的人文精神与当代消费社会的关系作的讽喻式描写。这里面没有出现三陪小姐，但关于女性的想象完全与消费社会制造的三陪女的形象旗鼓相当，那个叫做关妍的女子，张岩干脆给她一个昵称“花儿”，看不出半点军校女生的飒爽英姿，活脱脱就是一个风尘女子。至于她十多年后给张岩发了邮件约会，她的所作所为更像是逢场作戏的情场玩家。那些车上行骗的年轻女子，她们的语言和行为与在歌厅舞场的小姐没有多少区别。大学教师就在这些女子的甜言蜜语中迷失了方向，车上的女子不过骗了点钱财，而“花儿”则骗了张岩的情感。在这样的时代，男人，身处大学人文精神氛围中的男人，他如何来抵御当代消费社会创造的诱惑并获得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呢？这确实是这个时代的一种挑战。当然，对于小说叙事来说，它并不是去提示或解答这些问题，但是，正是在把这些现象当做当代人文精神遭遇消费社会的难题加以表现时，张者的小说叙事获得了新奇的活力。
2001年，张者的《唱歌》发表于《收获》第4期，再次被置放于头条位置。这篇小说讲述一个大学法律教授参与商业社会，最后死于非命的故事。故事的核心在于他遇到美艳女子梦欣小姐。在这个关于老师、师兄、师姐、师妹的语境中，导师的称谓开始改为老板，出现了金钱和女色的交换关系。商业社会自然而然进入大学语境，这无可厚非的。作为一个法学教授，导师涉足商业也顺理成章。衣冠楚楚、知书达理的导师却也贪财好色，而梦欣小姐从哪方面看都与电视上制造的那些三陪小姐、小蜜式的“坏女人”大同小异。只是当代商业社会创造出如此众多的妖媚的女子，这就使商业活动变成了情感和肉体的历险运动，其前景就变得复杂诡秘。当代文学关于商业和消费社会的想象，根本依据于那些随时献上肉体的妖媚女子，只有她们的出现，小说的故事才得以惊心动魄地展开，才可能对这个消费社会的本质特征进行呈现，才可能包含着似是而非、若有若无的道德批判。这篇小说给出的结局差强人意，消费社会与人文主义的相遇，以及与爱情的相遇，其结果必然是悲剧性的。那位美艳的梦欣小姐终于毁容，而导师则陪上了性命。从这个结果看，当代小说叙事认定消费社会是按照快感原则展开生活实践，以肉体为交往媒介，最后以悲剧或死亡为结局。文学制造妖魔化的“坏女人”的同时，已经不可避免对消费社会的命运给予悲观主义式的定义。当代文学既怀着渴望、纵欲的想象观望消费社会，又怀着焦虑和绝望等待它的失败。
广西青年女作家杨映川的《逃跑的鞋子》（《花城》，2001年第4期）讲述一个歌女追求纯粹爱情却理想破灭的故事。歌女一一这个被当今时代视为欲望、消费、堕落的全面象征的形象，却在内心偏执地追求纯粹的精神之爱。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关于出污泥而不染的神话，但从深层次来看，小说深刻揭示了女性失去精神家园的困境。贺兰珊这个歌女，面对无数的金钱、物质诱惑不为所动，却最终被于中的痴情所迷惑，结果当然是受骗上当。她一再重复那个逃跑的童话，拒绝现实的诱惑，逃往理想化的爱情，逃往绝对的真实和忠诚。这个童话显然不能被现实化，一旦现实化就要破灭。这篇小说的故事和人物关系，使人想起“灰姑娘”这类不断演绎的古旧的童话故事，题目也令人想起王子和灰姑娘的“水晶鞋”这类意象。但杨映川的讲述无疑有着强烈的现实批判性。
小说着力去揭示贺兰珊这样的女性在当代现实生活中的无助。拒绝了赤裸裸的物质之后，并没有一个精神家园等待贺兰珊。小说也许想指出：像贺兰珊这样的歌女都在寻找真正的爱情，而这个现实中的所有人都陷入虚假的情爱骗局。那么，这个世界的意义何在呢？当然，对一个歌女进行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哲学质疑是得不偿失的，歌女不过是贺兰珊的一个职业身份。杨映川笔下的任何女主角，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美丽、娇柔而孤傲任性。有什么办法呢？男人对她们充满了欲望，男人对她们迁就不过是服从自己的欲望而已。在消费社会欲望修辞学里，男人可以全面消解女人的高傲以及对男人蔑视。很显然，持有女性主义立场的杨映川，还没有意识到男人心理最阴暗的精神胜利法。当然，意识到又如何呢？揭穿它的虚假性？然而，当男人与女人处于绝对的二元对立时，就没有中立的道德和价值评判，那种虚假的精神胜利法未尝不是男人捍卫自我尊严的底线。
对杨映川所提出的男性与女性在这个时代的对立关系作全面阐释是件吃力的事情，杨映川过于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更多地在于美化女性，而男人不过是充当了一些布景和道具。这些围着女人转的男人最终都露出马脚，他们虚伪、无耻、道德败坏，他们作茧自缚，自取灭亡。这些其实都不重要，对于杨映川来说，重要的是写出一种女性的气质，女性在这个时代反抗消费社会的倔强态度一一就连歌女都要反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歌女贺兰珊是独特的吗？如果是独特的，她的反抗是徒劳的；如果是普遍的，那么她的反抗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消费社会的堕落以及欲望交换关系是不成立的。而她用消费社会最具有消费性的符号形象来逃逸消费社会，这本身就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她在理论上的批判前提只能被她的艺术效果所颠倒，这篇小说也只能是对消费社会的一次成功呈现，它也必然变成消费社会的一道景观。就像那些描写反抗暴力的好莱坞电影一样，在反抗的名义下，暴力获得了最充分的呈现。这就是消费社会无所不能之手，人们并没有逃避，人们一直在这个游戏场中。但不管如何，杨映川对当代消费社会异化的情感生活和人伦关系的揭示却是值得人们反复思考的。
对于当代文学叙事来说，已经难以相信在消费欲望急剧膨胀的时代，还会有良家妇女存留下来。张竁的小说就以《良家女子》（《花城》，2001年第4期）为题，张竁一直在写作一些小知识分子的性欲白日梦，只要偏离这个主题，他的作品就相当出色，例如《生存的意味》。张竁的这篇小说依然没有摆脱对男女求欢细节的津津乐道之习惯，但以《良家女子》为题，显然包含他对这个时代的妇女、对家庭伦理的一种阐释。那个叫赵玮青的女子，一直是个良家女子，经不住诱惑，背叛丈夫和多个男人周旋约会。这些故事老套，过程千篇一律，结局大同小异，语言与叙述也毫无出色之处。张竁在2001年还在写这种小说，这是令人奇怪的。一个关于良家女子堕落的故事如此吸引作家大费笔墨去描写它，那只能理解为，作家自以为由此抓住了时代的根本问题。这就像革命文学不断地写“革命+爱情”，五六十年代的小说不断地写农民与地主进行的阶级斗争，“新时期”伊始的小说写“伤痕”一样。就小说命名而言，它并没有指明这是关于“良家女子”堕落的故事，也许作者的命名在于：像赵玮青这样的女子就是这个时期的良家女子。这种命名是道德批判，还是呈现和欣赏？当代文学对从历史深处浮现出来的这些现象充满了兴趣，抓住这些表象化的符号，就可以把所有的社会质疑转化为不痛不痒的道德清算。有几部算是相当深刻揭示底层民众生活困境的小说，也把问题的症结归为“坏女人”，例如前面一章提到的熊正良的《谁在为我们祝福？》，鬼子的《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等等，当代小说似乎离开了三陪女这样的“坏女人”，就不能揭露现实弊端和困境。但熊正良和鬼子都通过在小说中制造一种极端的生存境遇，对苦难生活的尖锐表现，以及对人物性格的强有力刻画，使小说的叙述和叙事这个层面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准，从而使他们对消费社会的切入保持了穿透性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