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将白起拔郢后，楚亡都废，秦昭王以郢为新置的南郡治所，不久迁至原楚王渚宫之地，设江陵县，为一郡之治。因为这里靠近长江，“近州无高山，所有皆陵阜，故称江陵”。《水经注》说：“今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宫矣。”最初在江陵垒筑城墙的是三国时蜀国守将关云长，晋代桓温又加拓建。城墙为土墙，夯而实之。到五代十国，南平王高季兴为割据称雄，驱使民役兵丁挖掘江陵周围几十公里内的墓砖碑石，始筑砖城。南北宋之交，“靖康之乱”中因战火焚烧而毁败。宋孝宗时，荆州安抚使赵雄又修砖城。元军攻占荆州后，忽必烈下令拆除城墙。明朝再建，荆州已经气度恢宏了，设东门、公安门、南纪门、西门、小北门、大北门六个城门。明末，李自成攻打荆州后又将城墙拆除。
现在的江陵城墙，是清顺治三年即1646年依明代城墙旧址重新砌造的，城基均用条石垒建，城砖之间以石灰糯米浆灌缝，故有“铁打荆州府”之称，城周长8公里，高8.83米，6个城门上均建有城楼，至今仍保持完好的大北门城楼气宇轩昂，居六城楼之冠。古代，快驿传送、官员来往都经过此门，出得大北门便是通往京都的驿道了。送行的亲朋好友于此折柳送别，此门又称“柳门”’大约这是为长安古风所影响。
今天的江陵城墙在历经300多年后，古貌依旧，雄姿犹在。
睹物思史，荆州实在是一处历史的大舞台。
早在三国时，诸葛亮说过：“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魏、蜀、吴三国以荆州为必争之地，而用尽了纵横之术，最后还是刀兵相见，“江山自古重荆州”也。蜀国之亡先已亡在失荆州，从此元气大伤而一蹶不振。
《三国志》称，刘备在赤壁之战后，名义上为荆州牧，实际上只辖有长沙等三郡，而地理位置更为显要的南郡却为孙权所握。后来刘备借荆州，曹操听说后“方作书，落笔于地”，可见荆州在曹操心中的地位。刘备西进四川得益州后，孙权多次索取荆州，刘备不还，两国交恶。镇守荆州的大将关羽大意轻敌，为东吴吕蒙所算，先失江陵，再败麦城，在突围途中被吴军所杀，这就是“关公大意失荆州”。刘备一心要为关羽报仇而企图夺回荆州，不得。几年之后，曹魏大军袭击江陵，围而攻之半年，未能破城。公元250年，曹魏之师卷土重来，志在必得，依然铩羽而归。又过了30年，公元280年，晋国大将杜预先破江陵，再沿江东下，东吴不再。在这短短70多年中，为争夺荆州，周边各国大动干戈发生大战至少六次！明末清初的历史地理学家彭祖禹说过：“夫荆州者，全楚之中也。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之防，东有武昌之援，楚人都郢而强。”漫步郢都旧址的废墙前，群雄奋争、王旗变幻的画面，时而交叉时而重叠，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脚印踏遍了荆州城外城内。而更使人莫名其妙的是，为什么一旦占领城池，欢庆可也，又何必千篇一律地拆城毁墙？
当这样的疑问因为不可追问而作罢，挥之不去的便是楚地荆州厚重的文化积淀了。
文物普查后证实，古荆州境内有八岭山、雨台山、孙家山、纪山、拍马山、川心店和观音挡等七大古墓群，分布面积达450多平方公里。地面存有封土堆的古墓885座，其中王族墓地270多座。仅从发掘的几座陪墓中已出土文物25000件，其中有楚国金币“郢爰”和越王勾践剑、楚王孙鱼戈、彩绘石编磬等稀世珍宝。
由于楚文化孕育的时间比较长久，并且具有包容性，所以即便在白起拔郢秦灭楚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楚文化依然独秀长江中游，其影响广及吴越、远及后世。
“楚辞”、“楚乐”之中引而发之的浩荡楚风，是华夏文化中的大气磅礴者。
当我们谈到楚文化的渊源时，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在商周时代，江汉平原上便存在着一支影响巨大、文明度相当高的土著文化，即荆南寺红陶系文化，它是在原始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地方性很强的文化。楚人很有可能是以这一地方文化为立足点，惨淡经营同时又博采众长，得以崛起。然后凭荆州之险，托长茳之利，深入长江下游，与当地文化又有新的碰撞、交流与融会。是时，长江上游和长江下游与中原的联系还很少，一片沉寂，而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开始时不为北方诸侯所重视，却渐渐地跻身强国了。
《史记，周本纪》说：“平王之时，周室式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这里所说的“方伯”，实即一方霸主。较为详细地记载这一时期历史的是《国语郑语》，大意是：秦襄公助平王东迁，而取西周王畿为己有；晋文侯迎平王至洛邑，定天子而有功；齐庄公、齐僖公主持过诸侯盟会，小有气候；楚君蚁冒开拓襥地，也可与其祖若敖齐名了。
蛾冒死，其弟熊通立。公元前706年，熊通说：“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史记’楚世家》）是为楚武王。楚武王底定江汉之西，经略江汉以东。其子楚文王（公元前689年至公元前677年在位）北渡汉水，东出方城，小试锋芒，中原便为之震动。楚文王之子楚成王（公元前671年至公元前626年在位》出入中原、擒纵淮夷，虽无方伯之名巳有方伯之实。楚成王之孙楚庄王（公元前613年至公元前591年在位》更是饮马黄河，问鼎周室，为春秋功业最显赫的霸主。随着国势强盛，此时的楚文化已经初具形态，并且有着明显的楚地特色。直到战国晚期，楚文化始终是长江文化的旗帜。
春秋早期的楚国由弱到强称雄江汉之间时，后人不能不承认，楚国有明君。楚国清醒地认识到，与淮汉之间的国家和部族相比，资源与文化都还是落后的，励精图治不敢有丝毫松懈。综览长江中游的态势，其时聚居在鄂东南与赣西北的扬越，因为出产大量红铜而为资源最富有者。从文化的发达而言要推生活在汉水支流顶水流域的曾国，曾国铜器如出现在黄河中游不足为奇，而在铜器生产明显落后的西周时期的长江中游出现，就弥足珍贵了。比起曾国铜器更难得的，是他们还有大夫季梁这样的思想家。
春秋早期的曾国，完全可以因为季梁、因为季梁的思想而自豪。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此种自豪可以广及整个华夏民族，既是长江的也是黄河的自豪。
季梁思想的核心可以概而括之为一句话：“夫民，神之主也。”公元前706年，楚伐曾，设诱敌之计。曾侯欲出击，《左传，桓公六年》记季梁谏阻之辞：
“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然后致力于神。”“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何福之有？”曾国，李学勤先生考证认为，即文献所谓隋国，其公室为姬姓。在《国语‘郑语》中，“曾”，写作“缯”。它的地理位置深入蛮夷之中，生存环境所给出的条件与警醒是明明白白的：倘若民乱则国乱，一切荡然无存；只有“民和”才能生存发展，与列国共存。以此观之，黄河流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直到春秋中晚期，仍只能望季梁的项背而落在后面。《左传襄公十四年》记晋乐官师旷说：“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时在公元前559年，比季梁晚147年而与季梁的民为神之主相比，仍不得要领。
黄河流域帝皇辈出，故君为重；长江流域思想高远，故民为重。这样说肯定有片面性，却也不是毫无道理。我们万不可对同样孕育了中华民族的这一河一江说长道短，但这一江一河流经的历史与大地之上的万千景象又确确实实是各有特色的。
推崇季梁的不光是曾国也有楚国人，季梁思想所照耀的是一个时代，因而以下的论述是极为精当的：“先秦的民本思想，萌芽于《尚书》，形成于季梁，经过老子、孔子、墨子从不同的视角加以发挥，至战国中期的孟子而唱出了最强音。”（《长江文化史》，李学勤、徐吉军主编）
楚国的强大自有楚国自身的原因，作为思想而言，季梁之于楚是不可替代的，既激活了楚人的思维方式，又提升了楚地的文化品位。到楚成王时，扬越成了楚国恭顺的臣民，曾国也对楚忠心耿耿，从而奠定了楚国称雄的基础。从古到今难解的一个疑问是：曾国既有季梁，又有长江中游无与伦比的铜器，思想、器物都很先进，却因何不能强大而只是楚国附庸？岂不是先进了也要挨打？或可这样说，曾国有季梁思想，但曾国非季梁之国，因而季梁的思想不能等同于曾国的思想。一种民本思想如果没有一国之君的认可与接受，想要成为产生文化的动力是不可能的。
思想者原本不囿于一国一地。
其时，楚文化已经以它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姿态而在发扬中了，它的博大精深却是在漫长的过程中形成的。
春秋，黄河流域的夷夏关系比较紧张，经常处于对抗战争状态，关系稍好的如晋国，公室与戎狄通婚。但一般情况下是夷夏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及互为提防，夷则“滑夏”，夏则“攘夷”，已成惯例。所谓“夷”即古人说的“蛮夷戎狄”，所谓“夏”就是华夏。管仲相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名震一时。黄河流域干戈大动、昏天黑地的时候，长江流域却气象升平，夷夏之间几无大防，轻易不举挞伐之兵。在这一点上楚国的情况尤为特殊。
民族的多样性可以引发一国内部的仇恨与战争，也能产生思想、文化的多种色彩，如鸟之争鸣、花之竞艳。
楚人楚地均介乎夷夏之间，楚国的民族构成在当时列国中是最复杂的，楚国采取的政策是“抚有蛮夷”，“以属诸夏”（《左传襄公十三年》可以说，这是先秦时代极具前瞻性的、难能可贵的政治路线和思想方略。对“蛮夷”抚而有之，是认识到了夷也是民。先秦的风真是自由而浩大的，曾人季梁的思想，在楚国的大政方略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楚国没有专事掠夺，而通婚和亲、送大熊猫之类的外交手段，也未见记载，有一些事实是后人在发掘与追寻中进一步认定的：
湖北大冶至江西瑞昌一带，是当时的产铜中心，而那里的楚墓非常稀少，这表明楚国对土著扬越的统治相当宽松，铜矿还是由扬越开采的。湖南长沙的楚墓与越墓往往共时共地，若非生前友好，死后岂能为邻？（参考资料：《长江文化史》）
楚国有人才，楚国有大将，凡俊才则任之，是长技乃用之，楚之大者也。观丁父、彭仲爽、养由基、潘党、伯州犁、郑丹等事楚国而均不是正宗楚人。学者文人中，老子原为陈人，庄子和宋玉原为宋人，荀子是赵人。
当时世界从文化而言，拥有老庄便意味着拥有了思想和精神的至高无上。
楚人对外来文化不仅是从不拒绝，且常常会以面对新鲜的惊讶而学习、模仿，在模仿过程中又稍加增删使其尽量有楚地特色。楚文化首先是融合的文化，因而也是富有创造性的文化。
江淮之间有“饭稻羹鱼”，为司马迁所赞赏。而饭稻羹鱼的主要保障便是水利，然后才是稻作农业的发展、河塘湖泊的鱼鲜活跃。当时的淮夷因为能筑陂，便有了村乡群落的水利工程，很可能就是可以开流放水、分流漫灌的小型初级排灌系统，带来的却是稻谷丰登。楚人开始不会筑陂，向淮夷学，并根据楚地实情加以改进。楚人有大气魄，楚庄王时，委派孙叔敖掌管主持期思坡这一流域性的大型水利工程，河南固始县有遗址可考。后人赞江陵，美食为其一，杜甫说“白鱼切如玉，朱桔不论钱”。江陵美食与江陵铜器、荆锦缎、水磨漆器同时闻名，如山药泥、九黄饼、江米藕等有口皆碑。据说北宋时，仁宗召见江陵张景，问：“卿在江陵所食何物？”张景答道：“家常便饭耳，新粟米炊鱼子饭，嫩冬瓜煮鳖裙羹。”仁宗觉得新鲜，也颇为遗憾：“朕未曾尝过。”至今，“冬瓜鳖裙羹”仍是江陵待客佳肴。
铜器铸造技术，楚人原不如曾人，但到春秋后期便超过了曾人。考古学家认为，熔模铸造工艺很可能不是楚人首创，但已发掘的用熔模工艺铸造的年代最早的青铜器，是楚国之器已成定论。
1978年、1979年发掘的下寺楚墓共24座，出土铜器的有9墓，共1200多件，2号墓最多，为551件。楚墓礼器中的升鼎、束腰、平底、斜耳、蹄足均在器周饰有6兽作攀附状，生气勃勃而壮美可观。2号墓出土的一件铜禁四周均有多层透雕云纹，面缘有12只镂空攀附兽，底缘为12只镂空兽形足。这个墓主从铜罨铭文中判断，很可能是令尹子庚，死于公元前552年。楚国用熔模工艺制造的铜器还有更早的，即楚王熊审盏，现为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李学勤在1990年5月31日的《中国文物报》上撰文认为，楚王熊审盏的捉手和耳足是用溶模铸造工艺制作的。
下寺楚墓出土的铜乐器计有甬钟一套26件、纽钟两套18件、铸钟一套8件。据称，其铸造技术与音乐性能，均为当时之最。初见天日，尘灰尚在，便有爱乐者试击之，虽无曲调，其璁噻之音却令人肃然。
楚人好乐，楚人且认为人死之后灵魂也需要音乐之声，于是有钟陪葬。
当楚建郢都并步入大国之列时，长江之水大约和现在也有明显的差别，那时长江上游有着覆盖率高达709甚至更多的原始森林与大片草原，巴蜀之地遍播绿阴，三峡两岸也是林木蔽天，不时传出虎啸猿鸣。长江的水是清澈的，长江中游的水是清澈的，当我们寻觅并追问历史的兴兴衰衰时，怎么能忘记正是长江孕育了中游和下游的各有习俗、各自为政的灿若晨星的大国与小国？这些大国与小国相望相闻，国号、君皇和地域把它们区分开了，一条长江却又长长地使之相联相系。它们各自存在、各自发展，人类在弱小时都是天真可爱的，你看孩子便知道了，一旦长大就争强好胜，便打仗，攻城掠地，想称霸。即便在那个时候，交战的国与厮杀的人，仍然都是同饮一江水。
一国、一族，与别国、别族，它们自身及相互之间都在变化着，都处在历史过程之中。如同长江，在陈旧的河床里，永远流淌着新鲜的水。
那时的长江中游，原始的流风余韵一样是迷人的啊！古朴还在，诱惑也很招摇；不再淡泊，却又怀恋淡泊；贪婪教会了君王诸侯磨刀擦掌；泥土垒筑的城墙开始变得高大；简捷的领悟其实高深莫测；诡谲的想像正在发生；有几个人物已经出现在长江中游，他们是老子、庄子、屈原，几千年后回首，他们的脚印仍然是中华民族文化与思想的制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