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付小人，既要有一定的原则，又要有一定策略和技巧。首先须居安思危，勤于检点，让小人无机可乘；其次是处变不惊，从容镇定，能以不变应万变；再者就是胸有成竹，进退自如，进则必胜，一剑封喉，退则能忍，海阔天空。做到这几点，在处理小人的攻击时，那就既能化险为夷，又可以用极小的代价取得较大的成果。
一、居安思危，不要给小人以可乘之机
《诗经·小雅》有诗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里讲的正是这种忧患意识。建国立业，创业维艰，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应居安思危，有始有终。
1.时刻注意观察潜在的危险
唐太宗李世民对臣下说过：“人们说天子是至高无上，无所畏惧，我却不以为然，对上我畏惧皇天的监督；对下我畏惧群臣的瞻仰。我总是兢兢业业治理朝政，既恐怕不符合皇天的意志，又怕盛名之下不孚众望。”魏征对李世民说：“国泰民安，我不以此感到欣喜，足以欣喜的是陛下能够居安思危。”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日上中天时，就意味着将要倾斜了；月亮满盈了就要亏损；容器装满后，再装就会溢出；万物极盛时，接着就会衰微。普天之下，万事万物都有盛有衰。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说：“祸患往往形成于微小之事，而智勇之人多困于所溺。所以只有防微杜渐，居安思危，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宋孝宗曾对梁克家说道：“我想，创业、守业、中兴此三者都不容易。”
古代的封建帝王，刚上任时，尚知创业艰难，守业不易，从而砺精图治，事必躬亲。但是时间一长，贪图安逸，荒于政事，祸乱日生，祖宗家训置之脑后，所以古代君主善始者多，善终者少。唐明皇李隆基就是一位有善始无善终的封建帝王。他刚继位时，晓得砺精图治任用大臣姚崇、宋景等人，恪守正道，所以有开元盛世的升平景象。晚年，他则疏怠政务，不理朝政，而是委权奸相李林甫。奸臣当道，忠言不进，奸诈之臣充斥朝廷。终于导致了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破坏了既有的秩序，影响了王朝的威信。而李世民之所以能有贞观之治的景象，其关键在于善始善终，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名的贤君。
2.看透形势而不吃大亏
心中有更高远的东西，想成就点事业的人，不论走仕途当官还是下海经商，都得需要点洞察环境和形势的能力，以此确定自己的目标和行为界限。无视形势和环境的转换，盲目决断和行动，势必产生漏洞，一旦栽在别有用心的人之手中，就会被别人抓住把柄。
为此，必须居安思危时刻注意观察潜在的危险。墨子曾提出“国有七患”，请君王引以警惕。这七患是：城廓不足以防守敌人，但却大建宫室，贪图享乐，这是第一患；异国入侵，而邻国却不前来救助，这是第二患；劳民伤财，不得其所，赏赐那些无才无德的小人，耗竭民脂民膏，这是第三患；当官的尸位素餐，白受俸禄，握兵权的心怀叛逆，君王一味兴兵讨伐，群臣慑于淫威，不敢进谏劝止，这是第四患；君王自以为圣明贤智，不过问政事，自以为边境安定而不加防御，邻国准备入侵，而不能及时得到信息，引起警惕，这是第五患；君主所亲信的臣子却不忠于君王，面对于那些忠心为国的臣子却不加信任，这是第六患；农业生产所收获的粮食，不够人民吃饱，大臣不能辅佐朝政，赏赐不能劝人从善，诛罚不能树威严，这是第七患。“七患”存于一国，社稷定会覆灭，有此“七患”再去抗敌，肯定兵败国倾；潜伏此“七患”，将来也免不了遭殃，直到亡国。
后唐时代，大理少卿康澄上书皇帝，提出五种现象可以不足畏，六种情况深足畏的情形，即：“风不调，雨不顺不足畏惧；日月星辰失常不足畏惧；奸臣小人造谣惑众不足畏惧；自然灾害不足畏惧；虫害泛滥，破坏庄稼不足畏惧。而贤能之人隐匿不出则深足惧；百姓迁徙流浪深足惧；君臣上下相互包庇，徇于私情深足惧；廉耻不分，不讲礼仪深足惧；谣言四伏，真假不辨深足惧；肆无忌惮，不怕人议论深足惧。这不足畏惧的五种现象大抵属于自然灾害；而深足惧的六种情形，则属于人的政治混乱，所以才是最为可怕的。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司马迁
二、修炼一双洞察小人的慧眼
对小人坏事，必须提高警惕。险恶之徒，嫉贤害能，稍有触犯，必置人于死地。因而对坏人必须提高警觉，防患于未然。
1.善于判断，吕端大事不糊涂
宋太宗赵匡胤病重时，立第三子赵恒为皇太子。当时，吕端继吕蒙正为宰相，他为人识大体，顾大局，很有办事能力，深得太宗赏识。太宗说他“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不久，他便将相位让给寇准，退位参知政事。
997年，太宗驾崩。围绕谁来继位的问题，宫内多有不同意见。皇太子赵恒年已29岁，聪明能干，处断有方。但他是太宗的第三子，没有继位资格，这就引起其他王子与大臣的忌妒和憎恨。但吕端却是站在赵恒一边的。他决心遵照先帝意旨，拥立赵恒继位。当然，他也就对宫中的一些情况细心观察。
正当太宗驾崩举国祭丧之时，太监王继思、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知制诰胡旦等人，却暗地里密谋，准备阻止赵恒继位，而立楚王元佐。吕端心中有所警惕，但具体情况却并不清楚。李皇后本来也不愿赵恒继位。所以，李皇后命继恩传话召见吕端时，吕端心头一怔，便知大事有变，可能发生不测。一想这里，吕端便决定抢先动手，争取主动。他一面答应去见皇后，一面又将王继恩锁在内阁，不让他出来与其他人谋通，并派人看守门口，防止有人劫持逃走。之后，吕端才毕恭毕敬地来见皇后。李皇后对吕端说：“太宗已晏驾，按理应立长子为继位人，这样才是顺应天意，你看如何？”吕端却说：“先帝立赵恒为皇太子，正是为了今天，如今，太宗刚刚晏驾，将江山留给我们，他的尸骨未寒，我们哪能违背先帝遗诏而另有所立？请皇后三思。”李皇后考虑再三，觉得吕端讲的有道理，况且，众大臣都在竭力拥护赵恒皇太子，李皇后也不得违拗，便同意了吕端的意见，决定由皇太子赵恒继皇位，统领大宋江山。众大臣连连称是，叩首而去。
吕端至此还不放心，怕届时会被偷梁换柱。赵恒于997年即位为真宗，垂帘引见群臣，群臣跪拜堂前，齐呼万岁，惟独吕端平立于殿下不拜，众人忙问其故。吕端说：“皇太子即位，理当光明正大，为何垂帘侧坐，遮遮掩掩？”要求卷起帘帷，走上大殿，正面仔细观望，知是太子赵恒，然后走下台阶，率群臣拜呼万岁。至此，吕端才真正放了心。赵恒从此开始执政25年。
史官对吕端评价很高，宋史评论道：“吕端谏秦王居留，表表已见大器，与寇准同相而常让之，留李继迁之母不诛，真宗之立，闭王继恩于室，以折李后异谋，而定大计；既立犹请去帘，升殿审视，然后下拜，太宗谓之大事不糊涂者，知臣莫过君矣。”
2.洞察入微，透过现象看本质
善于辨奸，就是要善于透过现象看出事物本质，善于判断，窥破奸机，一双慧眼，洞察入微，一切大奸世猾，都逃不出自己的眼睛。
中国历史记载敏察之事，不胜枚举，现举汉昭帝敏察知奸一事以说明之。
汉武帝死后，由少子刘弗陵（即汉昭帝）即位，时年7岁。因昭帝年幼，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政。此时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协助霍光共同辅佐幼主执政。这样，权力就不是过分的集中，而是相互间有所牵制。由于昭帝年幼，很多国家大事实际上都是这些大臣说了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为争权而发生矛盾。比如，桑弘羊就曾阴谋陷害霍光，但没有得逞。公元前81年，霍光经昭帝同意，召开盐铁会议，在全国产生很大反响。之后，桑弘羊、上官桀与霍光的矛盾更加尖锐。他们把霍光当成主要政敌，便联合起来，寻找时机进攻霍光。
刘弗陵只是汉武帝的少子，本来没有承袭皇位的资格。刘旦是刘弗陵的兄长，本来有条件当皇帝，但只封为燕王，他满怀怨恨，对霍光尤为不满，遂萌篡逆之念。上官桀、桑弘羊等人对刘旦的野心一清二楚，他们为了达到自己争权的目的，便串通了刘旦，准备废除刘弗陵而立刘旦。因为目的相同，他们便一拍即合。但考虑到方方面面，他们计划先通过刘弗陵的手除掉霍光，断掉刘弗陵的左右臂，然后再废黜昭帝刘弗陵，于是，他们便令人以燕王刘旦的名义，上书昭帝，诬告霍光想谋反。奏章里列举了霍光许多罪状，说他专权自恣，为所欲为。其中有一条罪状是：霍光未经皇帝的同意就擅自为大将军府增调一名校尉，这分明是想谋反。上书之后，他们洋洋得意，自以为昭帝年幼无知，见到谋反二字，肯定惊恐万状，捕杀霍光。
昭帝接到上官桀等人伪造的奏章后，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扣压下来，不置可否。第二天早朝时，霍光知道了燕王上书的事，觉得自己凶多吉少，便停留在外间，没有走进金殿。昭帝特地留心发现霍光不在，便问道：“大将军怎么不在？”上官桀得意地说：“皇上，因为燕王告发了他的罪行，他害怕，不敢进来。”昭帝便立即降诏，宣霍光上殿。霍光心情沉重，不知吉凶祸福，一步一步地走进金殿，然后脱掉官帽，向皇帝叩首谢罪。可是汉昭帝却说：“大将军，你这是干什么？赶快把帽子戴上。你不要害怕，我十分清楚，你是无罪的，燕王书中有诈。”霍光忙问“陛下何以得知。”昭帝说：“你增调一名校尉的事，按上书中说的，至今也不到10天。而燕王却远离长安，他怎么会这么快就知道了呢？再者，即使上书说你要谋反是真的，也根本用不着增调一个校尉。所以说，上书有诈，大将军无罪。”昭帝的分析有理有据，“尚书左右皆惊”。霍光也如释重负。此时，昭帝才14岁。
此后，上官桀等人有说霍光坏话者，昭帝发怒道：“大将军忠臣，敢有毁者诛杀之。”上官桀等人再也不敢在昭帝面前说霍光坏话。但他们贼心不死，又勾结鄂邑长公主阴谋废立，诛杀霍光。他们计划由鄂邑长公主出面宴请霍光来做客，并埋下伏兵，在宴席上杀死霍光，废除昭帝。
可是，事情还没进行就泄露了。霍光领导众人，由昭帝下诏，将上官桀、桑弘羊等按律治罪，并诛杀其九族。燕王刘旦等人眼看大势已去，末日来临，便杀身自了。
由于昭帝的精明敏锐，避免了霍光冤案的发生，并由此避免了更严重的宫中内乱，保住了自己的皇位。遗憾的是汉昭帝年仅20岁便离开了人世。
好和坏是比出来的，眼界狭隘的人自然不能知道好的之上更有好的，不看坏的也感觉不出好的可贵。
——梅兰芳
三、抓住小人的痛处，反戈一击
对待小人决不能手软，应以其之矛，攻其之盾。一旦抓住小人的痛处，就应对其反戈一击，否则就是姑息养奸，后患无穷。
1.针锋相对，对造谣滋事之徒予以痛打
清朝时，浙江巡抚同某知县关系很好，他们有师生之谊。但当时驻军的将军与知县却不和。一个小小知县，敢于对抗将军，还不是靠巡抚的支持。但知县与将军是两个系统，将军一时也无法惩治知县，就找机会，整治知县。由于将军多次向巡抚诉说知县的不是，但巡抚不但不责怪知县，反而袒护他，将军非常生气，连巡抚也怨恨起来，他就决心想办法连巡抚也陷害，用心不良。
到了元旦，浙江省的文武百官，要依惯例，齐集省城，遥对京城行朝贺礼，这是非常严肃的活动。
朝贺礼结束后，将军就秘密上奏朝廷，说知县在行朝贺礼际，行动随便，态度不严肃，有失礼仪。
不久，皇帝下了谕旨，要巡抚查办知县朝贺的不敬之罪，并斥责巡抚对属下约束不严，对其错误不闻不问，犯有失察之过。
这是明显的栽赃陷害，但怎样向皇上汇报呢？实在难以措词。弄不好，皇上还要严责。
巡抚就与师爷商量如何处理这件事，若惩治知县，一来有师生之谊，二来也实在冤枉，自己还要承认失察之过，若不惩治知县，说将军栽赃陷害，就必须提供有力的证据，否则，巡抚为知县的辩白，不但无力，而且还会引起皇上的愤怒。
师爷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他建议在给皇上汇报朝贺情况的奏折中，加上“参列前班，不遑后顾”八个字。这样不但使巡抚无失察之过，而且可以使将军的栽赃陷害不攻自破。
巡抚听了，恍然大悟，连声称妙。巡抚的奏折递到朝廷后，不久朝旨又下，严厉申斥将军，将其免职，巡抚、知县反而受到赞扬。
在这场官场斗智中，将军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朝贺的排列顺序。
巡抚与将军是本省的军政大员，在朝贺时要站在最前边，而知县因官阶低，要站在后面。朝贺时，要态度严肃，不能左顾右盼，更不能扭头向后看，这样，巡抚与将军都不能看到知县的表现，如果知县确有失礼之处，他们二人也不知道，巡抚未见，自然不过问，这说明他态度严肃，精力集中，而将军说亲见位于后列的知县的情况，显然他是向后看了，这样他自己也就失了礼。这位将军，只知整人，而不懂官场的基本常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也就不亏了。
在战场上和敌人对阵，使用真刀真枪面对面地互相厮杀，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我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膑在其流芳百世的专著《孙子兵法》中，也将此称为“下策”。但是，一旦情形危急，采取其他措施和手段都不足以迅速有效地反击那些颠倒黑白、栽赃陷害的谗佞之徒时，就要坚决而又果敢地运用“针锋相对”的方法予以勇敢地应战，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给那些在阴暗的角落里造谣滋事的歹人以狠狠的打击。
2.选准目标，与滋事生非的奸人公开论战
采取“针锋相对”这一基本对策最为关键之处是选准目标，并且针对滋事生非的奸人的逆行，采取公开论战的方法，对其所散播的流言蜚语进行大胆揭露和坚决批驳，贬斥其所做的这种卑劣行为。这就要求：
首先，主动出击，把所发生事情的原委详细客观地公布给大家，使人们对此都有一定知晓；
其次，与奸人进行公然论战，把客观事实与那些偷偷摸摸上报的“黑材料”以及背后的各种不实之辞等都摆到桌面上来；
再次，帮助和引导人们把正确的客观事实与“黑材料”相互对比、推敲，进行参照。
这样一来，那些所谓某些人所提供的“材料”、“报告”、“证据”和“肺腑之言”等等的真假虚实也就昭然若揭了。
在我国历史上，商鞅就是这样一位正确恰当地运用“针锋相对”的策略防范和反击构陷，帮助人们识破谗佞丑恶嘴脸，并且使自己的观点主张得以正确的贯彻实施的著名典范。
在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诸侯列强皆革新政治，发展经济，加强军事。总之，都是期望通过全方位的改革，壮大国威，位居列强之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