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里邹延龄是个很随和的人，几乎没有什么架子。上下班，去工厂开会，总是骑一辆旧自行车。一路上公司里男女老少都和他打招呼，当然，这也是他常招呼人家的结果。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常说自己是个属狗的，“肚子里盛不了四两油”，喜怒都挂在脸上。快五十岁的人了，无论是回家还是上班爬楼梯，还是一步两个台阶，仿佛老要和时间争抢些什么。
人是个爱娱乐的动物。除了劳动，还得玩。鸟儿还要歌唱，蝴蝶也要跳舞。邹延龄爱玩也是出名的。他喜欢打猎钓鱼，下棋打扑克。在公安和林业部门发给他的狩猎证上，规定每年可以打两只麂子，可能考虑到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他巳经多年不打了。而爱上了钓鱼。我也是个不可救药的钓徒，星期天，他约我去钓鱼，我俩一拍即合。
鱼塘老板是个黑瘦的年轻人，姓夏。看来他和小夏很熟悉。主人没在他就打竿忙碌开了。小夏老远见了，忙热情地过来招呼，背来饲料，帮着打窝子，泡鱼食，还要回去做饭，老邹摆摆手？？ “你忙你的去。”
小夏还是不走，跑前跑后地忙乎着。
我从他的钓具组合，对钓点的选择及捏食的大小形状提竿时机掌握及上鱼后的遛鱼动作，看出他的确是个行家。尤其是他海竿的抛投，几乎每次都落在一个点上，这是令人羡慕的功夫，说明目测和力量匹配之吻合，巳达炉火纯青。
时巳初冬，鱼儿巳基本上不咬钩了。那天我们没钓上几条鱼，更多的是默然独坐的守候。这是最能表现一个人钓鱼境界的时刻了。那份信心及耐性，那钓鱼而心不在鱼的专注，在初冬的阳光和寂静的田园风光里，更显出几分禅意。
我和小夏闲聊，问鱼多少钱一斤，怎么算账？
“别人来钓，按市场价称斤。”
“那大队长呢？ ”
“我从不收他的钱。”
“为什么？ ”
“春天放鱼苗的时候，我经济困难，大队长给了我一千元，让我买鱼苗放进去。他一年才来钓几次呵，我哪能要他的钱呢。”
回去的路上，我有意说起小夏。老邹说，小夏人老实，家境困难，老受人欺负。在公款钓鱼巳成公害的时候，我想了想，还是直通通地问他那一千元是公款，还是自己的？ ”
他淡然地笑道！ “当然是自己的钱，小夏又没有发票。”我心里一热。
在家里，邹延龄喜欢下厨房煮饭做菜。那天钓鱼回来，他不让夫人动手，不一会儿，就变戏法似地烧了一桌子菜，其中的啤酒烧鱼极有特色。我当即请教做法，说回去后表演给夫人品尝。他当即大笑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做饭吗？ ”
我用目光等他回答。
“我是还感情债呢。分居八年，她带两个孩子受累了。我得做八年伙头军哩。”
罗秋秀笑了，说不过，他从来不洗碗筷！ ”
“这倒有大老爷们的遗风。”我说。
大家都笑了。
邹延龄还喜欢喝酒，也能喝酒，这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的。
喝酒在中国人眼中，巳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的含义。成为一种文化，一种亲情，有时也成了一种体力、意志的较量或是一种义气了。
老政委王景海原来和邹延龄是一个部队的。他说起一件往事，“他当副团长时，春节到各家去拜年，这家一两杯，那家一两杯，就喝多了，不省人事，弄得老岳父和爱人在一边尽掉眼泪。”
我问他有没有这事。他说，“哎呀，常住的，临时来队的，那么多人家，人家一年敬一两杯酒，诚心诚意地，你又是领导，你能不喝吗？ ”听到这里，我明白了醉酒的原因。大约谁也不会因此说他是个贪杯的酒徒吧。
可只要涉及到飞行，他就是另外一副样子了。
企业被推入市场后，经济效益突出了 一万多人的工厂，加上家属，四五万人等着吃饭，发一次工资得近六百万元工厂的压力是很大的。因此，在试飞的时间进度安排上，往往有矛盾每次试飞协调会上，厂方问他：怎么样呀？
邹延龄就拍拍他随身带的那个厚厚的大本子，那是飞行大纲、条令和各种安全规定。他总是一句老话？？ “我没意见，本本同意，我就同意。本本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在飞行安全上，我就是个本本主义者。”
的确，飞行是门高科技、高风险综合学问。因违反科学招致惩罚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假冒伪劣防不胜防、无孔不入的今天，飞行安全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这使他不得不格外小心。
“矛盾冲突激烈时怎么办呢？ ”我问他。生活中，这是常有的。
“怎么办？那就把话说透了。原则问题决不让步。我说，我们两家谁都摔不起飞机。你们摔了，损失几千万不说，还摔掉了信誉和运八的前途，没人订货，谁敢买你们的飞机？我们摔了，牺牲几个飞行员，留下十几孤儿寡母，对谁有利？ ”
如果把这种暂时的争执比作拔河，那赢的当然是邹延龄。这不仅仅因为他是大队长、首席试飞员，还因为他出色的试飞所带来的大家对他的信任和尊重。
当然，凡事都有例外。陈雅良对我说？ “老邹也有变通的灵活性。
年底，一架飞机要出厂，大家眼巴巴地等着它发工资呢，老邹说，老陈，我把‘两千’和‘八千’一次给你飞了吧。”
这是试飞的两个高度科目。原来工厂计划两个架次。邹延龄经过研究计划，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把它们合并成一个架次。
“我一听’高兴坏了。少飞一个架次’节省几万块不说’还节省了时间哪。汉中是个盆地，雾多又常下雨，等一个好天不容易，常常一推就是十几天，这又是多少钱呢。”陈雅良由衷地说。
看来，这个从小割草放牛出身的试飞员，除了有股倔犟的“牛”劲夕卜，也不乏善解人意的灵性呢。更可贵的是，他至今还保留着儿时的童心。我看过他一张不久前回去探亲时骑在老水牛背上的照片，禁不住笑了起来。他略带认真地对我说可不能忘了老牛呵！ ”
看着他，我心里算了笔账！对他背出了泰戈尔的两句诗，他无声地笑了有人说从没见过邹延龄流泪。倒也是，男儿有泪不轻弹，更何况是正值盛年的男人呢。这时男人的眼泪当如琥珀和珍珠般贵重了。多少次重大风险科目的试飞成功，多少次记者采访拍照，中央军委首长接见，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在鲜花和荣誉的簇拥中，他都没有眼泪。
甚至在得知父母故去时，人们也没有看见他流泪。他真的没有眼泪吗？
我去问薛维勤，这位与邹延龄搭班子多年的政委说：“我就见过他流过一次泪。那是次事故，机组一名成员没有检查出飞机上的空中电瓶电门开关，这个开关应是开的，结果是关闭的，造成发动机关车时断电，幸好他发现了，采取果断措施，避免了重大损失。”
我又去问邹延龄，他说：“我一回头，哎呀，发动机怎么冒烟了，心想不好，头皮一炸，忙大喊：顺桨！机组其他同志立即同时拉下四个发动机的顺桨手柄，并上了锁。事后一想，好险，万幸，再晚一点，四个发动机就全完了。每台一百八十多万啊，那次我确实流泪了……”
因为没有造成重大损失，机组有些同志主张淡化处理。公司领导也示意不必较真。邹延龄不答应，他带头做了自我批评，对当事人进行了严肃处理，并向公司递交了书面检查报告。
我曾两次采访过邹延龄，总的印象是他对自己做过的事情不感兴趣，也从不主动说，而我的职业习惯是要细。问多了，他会抱歉一笑，“哎呀，哪知道会有今天呀，干完了就完了么，谁还记那么多呀！ ”
这是我们熟了以后的话。但他讲起飞行，讲起技术术语、动作，倒是眉飞色舞、口若悬河，而且可以用精炼的话语、形象的比喻，让外行人一下子把握你想知道的要领和关节点。这没有对自己专业的深厚学养和造诣是办不到的。
出了名的邹延龄对众多的采访和宣传，有种负担和担心。他多次对我说过：“你宣传我，我是邹延龄：你不宣传我，我还是邹延龄。我邹延龄做了八分的事情，你往下说多少都可以，我这八分还在；你要往上多说一点点，我这八分就一点也没有了。”
我深以为然。由于国情人心，由于宣传带来的名利，稍有不慎，就会使他陷入尴尬和困境。我知道他的担心和负担是发自内心的。我也是个不喜欢虚张声势的人。我向他保证，我决不会因此而让他难堪。
作为一个飞了大半辈子的军人，他参加过抢险救灾、人工降雨、降雪，边境战争中，他拉首长从空中看地形，还运过成吨的黄金和大捆大捆的人民币。
“我还隔着铅皮，摸过原子弹哩。那时它的代号叫‘产品’。”
我相信，有幸和原子弹这么近的，十三亿人中没几个。
还有一次，他借助自己在工厂的影响，竟把运八飞机借给外单位无偿用了几天。事后，一位空军首长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真行呵，面子比我都大，我出面都未必能借出来呢。”弄得他挺不好意思的。
一九九六年十月中国珠海的国际航空博览会上，他驾驶着打扮一新的运八，低空二十五米通场，让运八首次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亮了相。
全国各地，除去台湾’澳门和香港外，他都飞遍了，还飞出了国界，到友邻国家去飞行表演，去送人家买的飞机。如果把这些航线用彩线在空中连结起来，那就是一张密密麻麻的彩色的蛛网了。
这些，对一个人来说，应该是够自豪的了。
我看着他，心里算了一笔账。一般说，培养一个合格飞行员的各种费用，几乎要用和他体重相等的黄金。而对一个成熟的飞行员来说，他要远远超出这个价值。更别说那些出色的、有天分的飞行员和试飞员了。就拿他说吧，他飞了四千多小时，按每小时耗油两吨算，他喝了多少油？每吨油按最低的两千元计算，又值多少钱？而他手里的一架飞机，又是好几千万元呵。这不是个比金子更贵重十倍的人吗？
而他从里到外，也真像个黄金铸成的人了。不过，我没把这想法告诉他，却对他背出了泰戈尔的两句诗：
天空中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骄傲，我飞翔过！
他没有说话，笑了。那笑像他身后湛蓝的天空一样明净亮丽。
1997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