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代始，中央政府设置了“茶马司”的机构，一直延用到明代。在这一期间，上虞地区的茶叶商人们，在水陆运输方便的曹娥江畔的章家埠集镇，也设立了茶栈，茶庄，共21家，其中还有一位姓金的商人，指派水客向嵊县、新昌等产地收购茶叶，集中于茶栈精制拼配后，首家运试运到钱塘茶庄销售，开拓了上虞茶叶外销的先河。
而当代茶圣吴觉农1981年回乡上虞时，也曾在父老们面前背诵明未清初中国思想家黄宗羲来上虞探亲时写的一首形象生动、哙灸人口的好诗--《凤鸣山茶》：檐溜松风方扫尽，轻阴正是采茶天。
相邀直上孤峰顶，出市都争谷雨前。
两篓东西分梗叶，一灯儿女共团圆。
炒青已到更阑后，犹试新分瀑布泉。
凤鸣山是上虞的风景名胜，以产凤鸣茶出名。“虞山舜水凤鸣茶，品后人人都称道”，吴觉农以后常常跟他的茶人弟子与故乡父老们说：虞茶舜水，相得益彰。这所谓的舜水，就是从龙山顶上兰峰顶渗透下来的泉水，潜入到山脚的低凹处，自然地形成的一个水潭。《上虞县志》记载说：舜避丹朱于此，百官从之，传说其时适逢大旱之年，舜遍找水源，发现龙山兰峰顶脚下，泉水甘澄，解决了百姓的燃眉之急，为了纪念舜，这口井便命名为舜井，《水经注》记载说：龙头山岩间有泉，清莹如玉，曰龙山头井，上有兰峰，顶盘石余丈，葛洪尝从其上，现清泉依旧，四季不枯，镇上居民担桶提壶取泉水烹茶煮茗者不断。
毫无疑问，吴觉农就是在虞茶舜水的浓浓的茶香中泡大的，这难道不正是他少年时代选择了农业和茶的最基本的背景吗。
吴觉农的一岁至六岁期间，整个封建中国已经处在一种严重的惊惶不安之中了。1898年，康有为动员光绪帝进行的百日维新失败，戊戌六君子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1899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康有为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而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企业已达到了933家。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而包括浙江在内的江浙一带地方统治者则制定《东南互保章程》；1901年，慈禧太后逃至西安，并表示从此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辛丑条约是年鉴定。而1902年吴觉农五岁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慈禧太后虽然回到了北京，但梁启超已经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孙中山、章太炎等在日本横滨则举行了“华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在国内，则有蔡元培、蒋智由、黄炎培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1903年，吴觉农六岁了，这是他入小学启蒙前的最后一年童年时光，那一年中国发生的政治事件更是风起云涌。浙江留日学生孙翼中、蒋方震等人在东京创办了革命刊物《浙江潮》，而邹容的《革命军》则在上海石破天惊般地出版问世，文章明确提出要建立中华共和国。与此同时，章太炎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酿成“苏报案”，章邹二人被捕，而中国重要的革命会党华兴会也在那一年同时成立。
1904年，对中国而言，依旧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正是在那一年，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爆发，主要以浙人为主的“光复会”也在那一年成立，蔡元培任会长。说起来，蔡元培是绍兴人，和吴觉农一样都属越州，他们算是正宗的乡亲呢。
那一年，吴龙山七岁了，离他故乡不远处的上海和杭州虽然都有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在从事着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但中国的乡村却如当时鲁迅先生笔下的情景，仍处在惯性的麻木之中。对幼小的龙山而言，如果说要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他终于入学了。因为家里的经济情况随着长兄进入上海煤栈的做伙计而略有好转，他有了可以接受启蒙教育的条件。那一年，他是在私塾承泽书院中度过的，直到第二年，1905年，他终于进了巽水小学读书，他也有了他一生中的第二个名字：吴荣堂。
1905年在中华民族的进程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正是在那一年，中国同盟会--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成立。八九岁的吴荣堂自然还不可能听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时代强音，但他已经到了能够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和思考并加以分辨的年龄。小小的他也经常到茶山上去采茶，他看到了不少大婶和大姐们忍饥挨饿忙了一天，却只有很少的报酬；他看到当地农民在烈日下流汗耕作，黄澄澄的谷子却几乎绝大多数挑进了地主的家中。尤其是在秋后，那些缴不起租税的农民，会被县衙门抓来关在衙门前的站笼里，忍受酷刑的折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惨不忍闻的哀号悲泣之声，透过黑夜，传到西大街吴家吴荣堂的耳边，一直剌进他幼小的心灵，使他不寒而栗，换来他对人类不平等的最初的思考。对农民的最深切的同情，对一切不公正社会现象的质疑，对一个儿童而言，就是这样自发地被乡人的悲惨遭遇激发起来了。
又过了一年，1906年，吴荣堂九岁了，现在他又换了一个学堂，到了县立小学读书。这个学校师资水平颇高，有个国文教员，竟能背诵全卷的《纲鉴易知录》。正是在这里，他接识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朋友、校长的儿子胡愈之。1986年，年届九十的吴觉农还专门写了一篇题为《相交八十年，童心永不泯--怀念胡愈之同志》的文章，记述了他与胡愈之从童年开始的友谊：我和愈之是“总角之交”，他生于1896年，大我一岁，从童年起，我们就彼此熟悉，相交甚笃。愈之的家庭是县里有名的书香门第，祖父是位翰林，做过御史的京官。父亲进秀才之后，科举制已若演若停，未再去考举人，一直寓寄本乡，在地方上办了几所学校，曾任县议长，思想较开明，是接近维新派的人物。愈之家离我家只一河之隔。我常去他家串门，至今印象清晰的是他父亲书房里的一幅大字：独坐防心，群居防口。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愈之幼年不免受到传统礼教的管束，行动稳重，循规蹈矩，从不参加儿童游泳钓鱼、嬉戏打闹的行列，但他的思想却很活跃。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国面临着风云激荡的时代，上虞不是很闭塞的地方，这种现实已经反映到了愈之的头脑中来。
辛亥革命前，上海已经有《申报》、《新闻报》等几家报纸，但在上虞，一般人还没有读报的习惯。那时愈之不过十二三岁，他有一次问我，我们来办一张报纸好不好。我并不懂什么叫办报，只觉得这事很新鲜，欣然表示赞成。愈之果然带了弟弟仲持和他的堂弟伯恳摘录上海报纸上一些消息，冠以标题，用工整的小楷抄在练字的大张毛边纸上，一次几份，多至十几份，我就成了这张“报纸”的“发行人”，或更确切地说是报童，兴冲冲地奔走散发，分送比较关心时局的同学和亲友传看。这样，几天一期，坚持出了相当时间，在不易看到上海报纸的上虞城里，这张“报纸”受到了一些年轻人的欢迎。
即便是在童年，吴觉农与胡愈之之间的友情格局也已经形成了。一个个头不高，老诚持重，善思多虑，一个心情豪放，高挑长腿，“兴冲冲地奔走”在人群中。彼此的这种性格都一直保留到了他们的晚年，他们生命的终结。
然后是1907年，吴荣堂10岁了。那一年江浙一带各省中不少州县发生了抢米风潮，而故乡热土间则发生了一件石破惊天之革命大事--离上虞不远的绍兴城大通学堂起义事败，女革命党人秋瑾被捕，并在古轩亭口遇害。
所有的这一切风云激荡，都不可能不在吴荣堂心灵里留下深深烙印，这正是上个世纪初一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成长时期共同有的心里路程，吴荣堂也不例外。以后的几年中吴荣堂一直在县立小学读书，他聪明过人，兴趣广泛，体育音乐文学，样样喜欢。但他自认为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特别下功夫死读书的人。即知即行，身体力行，从他的幼年时期就体现出来。他的学业非常优秀。1911年，他十四岁那年，全县会考，他名列第一。
也就是在这同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两年之后的1913年，他从县立小学毕业了，他的好朋友胡愈之升入了绍兴二中，作为周树人也就是鲁迅先生的学生，从此保持了他们之间一生的师生之谊，不久胡愈之又就读于杭州英文专科学校。1914年，他去了上海，考入了全国出版中心商务印书馆的编译室。而同一年，在家已经缀学一年的吴荣堂则考入了浙江省甲种农业专科学校。那一年，吴荣堂十七岁。
十七岁离开家乡，只想投身到更大更远的天地去，求知，实践，当然，也含着雄心勃勃的愿望，要把破落的家从贫困中解救出来。吴觉农的青年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