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觉农的双轨制人生开始了，纵观其此一历史时期的论述和活动，很难判定他将是一个优秀的妇女问题专家，还是一个卓越的茶学家，吴觉农的日本留学期间，两件事情都做的如此出色。
吴觉农在日本的留学，是从东京预备学校学习日本语开始的，然后即赴静冈金谷日本茶业试验场实习两三年。在吴觉农晚年的回忆文章《我在上海商检局搞叶工作的回忆》中，他对在日本学习茶学作了这样一番评价：当时日本的茶业虽然还不很发达，但已运用了一些新的科学方法，如茶树的栽培和茶叶的制造，有的也已利用了机械。我在日本学习的三年间，除在茶叶试验场参加种植和制造茶叶等工作外，曾先后到各地的一些制茶工厂参观，并和他们一道进行实验，也了解到各个厂的生产情况。同时还从他们所收集到的有关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茶叶资料中，学到了各个国家的茶叶产、制、运、销方面的工作过程。
他还在回忆中平静地说：我在日本学习期间，曾对我国茶叶的历史作了一些研究，那是因了当时各国已不再承认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这一令人痛心的学术现状而即知即行的。
这便是吴觉农随之写出的《茶树原产地考》的根本原因。
在这一期间，吴觉农还经常向上海的《时事新报》的《学灯》、《民国日报》的《觉悟》和《商报》投寄有关茶叶产制、运销方面的各种稿件，并得以发表。
吴觉农茶学生涯中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在他25岁的时候就完成了，这就是他那篇直到今天还有着最直接学术意义、同时也超越了学术意义的经典之作--《茶树原产地考》和《中国茶业改革方准》。
我们有必要在此把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讲解清楚，以使后人能够有足够的重视程度，来认识吴觉农此一重大的茶人行动。
正如吴觉农自己表达的那样：我在日本学习期间，曾对我国茶叶的历史作了一些研究。据记载，在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伐纣时，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已把茶叶作为贡品。从西汉时代开始，茶叶已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到了唐代，茶叶产区已遍及长江南北十几个省，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陆羽的《茶经》，也在这个期间问世。我国茶叶，在公元六至八世纪传到朝鲜、日本以后，十七世纪前半个世纪开始，又传到了欧洲和南北美州。因此，过去世界上一致认为，中国是茶的故乡，世界茶树的原产地在我国的西面地区。不意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有的人对茶树的原产地提出不同看法。为此，我曾在这个期间就我所掌握的史料写出了《茶树原产地考》一文（发表在中华农学会1923年2月刊行的《会报》第37期上）。
晚年的吴觉农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用了最心平气和的口气，这在25岁时的吴觉农刚刚面对这个问题时是断然无法做到的。一切都产生在爱国护国的历史大背景下，对茶树原产地的考证之背景也是如此。他在文中历数外国人无视事实的现状之后，公开声明说：特草是篇以告海内外学者有怀疑于华茶非中华产茶者。
有什么具体的事件触发了吴觉农、以至他下决心要把这个问题向世界讨之以公道吗？就像鲁迅在日本看到麻木的国民面对屠杀、因而转而弃医从文、以文学救国一样，吴觉农也不是没有遭遇到过这样的刺激。不止一次，有日本的年轻同道或者学生，手里拿着一个梨子或者桔子，在他眼前晃着，问道：中国也有这种东西吗？吴觉农一面觉得这种问题近乎荒唐，另一方面又认为不足深怪，因为日本教科书上往往填着的就是这些水果的日本学名，以至于不少学生认为只有日本才有这样的东西了。推之于茶叶，也是一样。不少英美人看到茶叶包装袋上印着“CHINATEA”就感到不可思议，问：中国也有茶树么？
在那样一个民族危难深重的时代，吴觉农即便是用了最严正的学术态度来考证此事，但出发点却是完完全全地爱国，因此，通篇文章二万余字，却是热血青年的激昂基调构成，字里行间的那种据理力争义正辞严的口气，便是不言而喻的了。
《茶树原产地考》通篇是从英国人开刀的，小标题的题目就叫“英人的偏见”。这也难怪，茶叶原产地印度说，正是从英国人开始的。吴觉农开门见山地指名道姓：勃拉克氏在《茶商指南》里说：有许多学者的提议从茶的优越和茂盛上说起来，就主张茶的原产地，为印度而非中国。所以印度的茶树是原来就有的。
然后，吴觉农干脆就用一种嘲讽的口气再举例说：易培生氏所著的《茶》是一本商业上用书，果然没什么价值可言，但是他开卷第一章中说道：“中国只有栽培的茶树，不能找到绝对野生的茶树，只亚萨（印度国土作者注）发见野生茶树曰THE AASSAM ICA，植物学家都视为一切茶树之祖。”
最后，吴觉农又点出一个人名，他读的很细，说：伦敦出版勃郎氏所著的《茶》在第4~5页中大意说：亚萨是茶的原产地，但是发见亚萨的野生树还是十九世纪初。在中国并没有野生茶树的发见，而且古书中主张茶树自生于中国的，从来没有这一种的记载，这是印度说最有力的证据了。那中国种是亚萨种茶树的变种，这是植物学上所主张的。
即便是在那个时代，任何略稍有茶学知识的人，也知道这些论点的不堪一击，但吴觉农没有展开，他还有第二个要指名道姓的对象。文章第二小段的标题也就成了“日人的附合”。
吴觉农依然首先摆出的是日人的观点：《日本大辞典》卷页数万，出版于1911年，总算是唯一的一部大辞典了，但是关于茶的解说道：茶的自生地在东印度ASSAM及CAEHAR地方，产于该地者为亚萨茶，命名曰THE AASSM ICA，在中国虽有自生之说但尚未证明，日本于伊豆、纪伊的熊野、四国、九洲等暖地的山中，虽也有自生之说，但尚未明了……
吴觉农又进一步摆出证据，说：在1914年出版的《日本茶业史》总论中的标题上“日本的自生茶”说道：“我国（自指其日本）的茶树，虽说是从中国输入茶种而后栽培的一说，但在以前，事实上已有茶树了，所以现在所栽培的茶树说，都是从中国传来者，怕不能断定（2~3页）。”
这一次吴觉农不像对英国人那么留点余地了，或许以为西洋人对中国不了解尚有距离的原因，而东洋人作为邻邦对中国如此缺乏了解便十分可疑了，接下去便说：他们只要真有良心，当然不肯湮灭从前的故事的。
这里已经把话锋转到了批判上，但吴觉农又把主题拉了回来，他依旧还要把这些谬说的由来作进一步的考证，因此，他的第三个小标题的题目便是“各学者对于原产地的传说”。
关于各学者对于茶原产地的种种判断，归结起来，无非几条：主张非中国者；主张中国印度同时者，主张日本者。
综上所述，我们后来的人们大约可以知道吴觉农当时要来做这样一篇文章时的重大意义了，事实上，关于茶非中国原产、茶乃英国殖民地印度所产的论点已经进入了一些先进国家的经典专著，至于英国人，大约差不多就以为是那么一回事了。英国人自从开辟印度茶园制造印度茶叶以后，英国商人公开就叫印度茶为“OURTEA”--我们的茶，议会及政府对于印度茶的入口税，特别减五分之一，这是可以想见的，印度当时属于英联邦，证明印度茶是原产地，就等于证明英国人的茶是原产地一样，在当时茶叶贸易激烈争夺的国际市场上，这怎么会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呢？
吴觉农正是因为看到了这所谓学术背后的政治、经济、民族等问题，才立志做出这样一篇文章的。
真正要证明中国才是茶的原产地，其实并不困难，因为中国的古籍中，关于茶的记载，比比皆是，但吴觉农先生还是专门用了一小章题为“中国茶的原始及茶产地”来历数，然后又用一章题为“中国原产地的证明”来论证。
最后的结论当然是无可辩驳且充满着作者的欣慰和自信的，吴觉农明确地说：中国茶树之起源，既然有如是的古，中国茶叶历史的渊源，又如是的深，我们在近代带了有色眼镜的学者们，虽然所给我们的都是欺人之谈，但是我们这材料绝少，搜集觉得十分苦闷的环境中，倒能收到以上的材料，这是笔者所十分欣幸，而且我深深地记忆着一句“真理不灭了”。我最爱看的一册《茶的历史和奥秘》，是美人韦尔须氏的作品，他在第五节上，论到中国的茶业有几段说得很好，我草在下面，当作我的结论……
……茶和中国是形异而义同的，中国当然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茶的国了。
就此，现在一般英国的学者们，要想把中国以外的国家，当作茶的家乡，他的糊涂和矛盾，仿佛想以阿美利克思（意大利航海家）来替代哥伦布，或是以培根去代替莎士比亚啊！
如果说《茶树原产地考》是一篇拨乱反正的力作，重在纠正谬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那么，差不多与此同时写的《中国茶业改革方准》则是一篇有指导性建议性的茶之论文。这篇论文共2万余字，发表在《中华农学会报》的第37期上。也就是说，两篇文章发在同一期会报上。
如果说，上一篇文章重在攻击对方的谬误，痛快淋漓，那么，下一篇文章，则是对本国的茶叶现状的痛心疾首开始的。1922年的25岁的吴觉农，一提到百年的痛心史，字里行间，大有到了扼腕叹息捶胸顿足的地步：不必说，在这种工商业竞争的舞台上，在这种科学发展强烈的世界中，我们承袭了封建主义闭关主义的余毒，只依恃着自然的一点天惠，两相接触，焉得而不失败，焉得而不落后。
中国茶业现状这样晦暗，失败到这步田地，一言以蔽之，无非人家能够改良，以图进步，我们只会保守，不知道应时势的需要以谋发展而已……可以说失败而又失败，悲观而又悲观……
然而吴觉农不是一个诗人，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科学家。在高涨的情绪之后，往往就来了深刻的思考，绵实的考证，严谨的科学学风，这一切组合在一起，使他的见地有超越时光的洞察力，以至于今天读来，依旧有着强烈的现实性和指导意义，吴觉农25岁时的观点，也就成了以后一代代茶人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