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琦
李元鼎先生弃世于1944年，此前一年，余始出生。元鼎先生乃辛亥老人，曾为民国政府要员，陕西有名之乡贤，以余生之晚，不及謦欬其侧，安得有机会整理并笺释其诗文也？六十余年后，即公元2006年初冬，元鼎先生外孙邢天华君奉遗稿一丛来，云：此我外公李元鼎诗文之遗稿。外公耽于诗，无论公私之暇，不废吟哦。尝录其诗，呈其业师毛俊臣先生，经俊臣先生删定，存三千余首。俊臣先生仙逝之后，外公继有所作，其数至六千余首。外公珍惜之，亲为楷书录之。装订为十数巨册，卒前，交付儿女曰：时局安定时，可刊刻之；不，则留儿孙辈读之，知我一生志向之所在；或可以砥砺其节，不使颓堕，亦可以借其略识音律，学为诗，不为无益也！然自外公去世之后，时局纷扰无有歇时，又遭逢“文革”大乱，外公诗稿不知所向，恐皆化作飞灰矣！吾母年且九十，每念及外公之嘱托，不胜悲戚，乃发愿重新收拾。数年来搜罗遗稿，得诗若干首，早期论文及碑文、书、铭文若干首，又书法、照片等，盼能在其生前得以印刷出版。我持此稿，询于陕西师大曹伯庸先生，曹先生谓此遗稿紊乱无次序，转手抄录，错讹屡出，且诗中多用典故，若出处不明，读者不解，有不便者。若能请人略为整理并作解释方好。西北大学阎琦颇善此道，可往请之。
天华君既述其来历，且云：“幸勿见拒，慰外公之灵于九泉之下，也使年迈人无遗恨。”
余闻天华之言毕，仰天太息，私叹曰：“噫！此岂非天意乎？”遥想三十年前，余人西北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从傅庚生先生习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有同年邢天寄君者，从刘持生先生读先秦文学。天寄君，即天华君胞兄也。古典文学专业数同学中，唯天寄君学历止于高中，而其学最赡，闻最博，辩才无碍，滔滔其言论如江河无阻遏，类战国时之策士；又豪爽耿直，遇事辄发，不畏难，类战国时之侠士。诚令人爱惜之而乐于相处也。与余相处既久，遂成至交，各道身世，略知其出身书香之家，复因家庭成员的“历史”问题而不得人大学，作“公办代理”教师多年；又不免走街串巷，为“引车卖浆”者流，操贱业而无愧色。余乃知其家学渊源，而其高贵亢烈之性格则来自底层历练及坎坷之经历也。研究生毕业后，天寄君与余俱留校任教，且共分一单身宿舍。天寄君在文艺路有家室，不常居，然每逢上课必来室中长谈；有时也曾来居一室，作彻夜之谈。天寄君有时语及其外祖父蒲城荆姚李元鼎先生，语极庄重，貌极敬仰，余于是略知民国元老李元鼎先生之学问、品格，并知天寄君学问固来自家学，即气质品格亦多源自蒲城荆姚一脉者。西大中文系薛瑞生教授亦蒲城人氏，好谈蒲城乡贤掌故，尝云：李部长（李元鼎曾任民国审计部部长）尝回蒲城，蒲城县长出城数里迎候，问：敢问李部长是如何回来的？李答：乘船回来的。县长不解，惊问：蒲城西安无水路可通，如何能乘船回来？李答：尔刮地三尺，蒲城已见水，我不乘船又如何？如此类者尚多。一则掌故活现元鼎先生之骨鲠、不留情面。倘新编《世说新语》，可人于“言语”“政事”“方正”之门矣。余其时虽未及一睹李元鼎先生诗歌文章，然私心已对元鼎先生油然生敬仰之心矣。
1984年，天寄君心脏病发作，仓促赴京就医，与余不及相见，不意竞猝死京华，从此幽明永隔。痛哉！其骨灰依其遗愿，葬于蒲城荆姚，与其外祖相伴。不意二十余年后，余得以拜读并整理李元鼎先生诗文，岂非天意哉！故余语天华曰：“令兄在世之日，最敬重者是其外祖。余由令兄之言语而得知元鼎先生为何许人。令兄学问在我之上，倘令兄在，何劳我整理元鼎先生诗文遗稿？令兄今不在矣，余当代令兄为之。”于是置元鼎先生诗文遗稿于案头，校错讹，勘异文，释典故，征史实，考交游，系年月……寒来暑往，三易其稿，其间遍征诸师友意见，至2007年冬初笺释编辑《李元鼎诗文墨迹散拾》讫。
《散拾》收元鼎先生各体诗五十余题、七十余首，仅其全部诗作什之一二而已。然元鼎先生诗之大要可得而言之。蒲城人李采白（1874—1941）尝有《赠李元鼎子逸》七律一首，其颈联云：“千秋继美高常侍，五体卑躬杜老祠。”为认识元鼎先生诗提供良好之视角。前句以盛唐诗人高适（高适官散骑常侍）拟李元鼎。高适中年始学为诗，终成大器。后句谓李元鼎诗学老杜。元鼎先生志存高远，并非严格意义纯粹之“文人”。其早年虽饱读诗书，留学日本亦入于文科，然观其发表于《夏声》杂志数篇论文，或论民族精神、民俗及政体改革，或抨击时政、揭发黑暗之政府，文字犀利，见解深刻，以思想议论见长，可知萦于其心者唯民族大业，尚无心专为诗也。李采白《赠李元鼎子逸》诗序谓元鼎先生“三十七而专事吟咏，褒然成集”；元鼎先生三十七岁当1916年。是年袁世凯窃国，派陆建章督陕，军阀专横，国事日非，元鼎先生辞陕西教育司司长之职，闭户读书，其“专事吟咏”当在此二三年间。元鼎先生今存诗七十余首，1916年前仅五古《哭治平》一首，句法质朴，格调未成。其后之作，古体（五、七古）仅五六首，其余皆为五、七律和入律之五、七绝，五律尤其多至三十几首，可见所谓“专事吟咏”主要指格律诗写作。此后，元鼎先生1918年有《悼井勿幕》（五律），1921年有《夏日郊居》（五律），又有《唐园行》（七律）、《感事》（七律），句法已然成熟，格律严谨，对仗工稳，用典贴切。从1916年到1944年元鼎先生辞世，三十年间，元鼎先生旧体诗写作数量在六千首以上，‘其苦心为诗，处处、事事不废吟哦可以想见。
元鼎先生“专事吟咏”、苦心为诗起步之初，其师毛俊臣先生指引、辅助之功良多。毛俊臣以经学家而兼擅辞章，为清末民初陕西著名学者兼诗人。光绪末年其执教三原宏道学堂，弟子中如于右任、赵守钰、胡景翼、茹欲立及李元鼎等，皆一时人中俊杰。毛俊臣尤其视李元鼎为“吾门佳士”（见毛俊臣《君子馆类稿·君子馆日记》）。元鼎先生习诗，但有作，即呈毛先生求正，毛俊臣《君子馆日记》载：“（民国九年）十二月十日……评子逸、右任诗卷毕。”日记又载：“（民国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以子彝诗集第一本送敬之，并片告以若遇应商处，从实指正，若能改正，更感，子彝于此甚虚心云云。但不知敬之肯从实否？读子彝诗第二本竣。（按：“子彝”“子逸”皆元鼎先生之字，毛先生日记中，往往两字并称。）”元鼎先生习诗甚勤，毛俊臣先生评阅亦勤，甚或请人代为指教。1926年西安围城期间，毛俊臣先生与元鼎先生俱被困于城中，时毛先生受聘为关中道尹，元鼎先生为省立第一师范教员。攻守双方相持不下，城中久乏食，道尹衙门与师范讲堂俱无所事。这二段时间，二人往来甚亟，元鼎先生所为诗已有长足进步，其长篇七言歌行《围城吟》竟使毛先生“今读君诗一神王”（见毛俊臣《和李子彝（围城吟）原韵》）。1928年，元鼎先生赴南京就国民党中央编纂委员会编纂之职，临行前有留别其师之诗，毛俊臣依原韵和诗达三首之多。毛俊臣《君子馆诗钞》中另有一首题为《李子彝诗卷有见怀之作依韵答之》，诗曰：“得士欧门盛，多才首子瞻。忧时常怫郁，疾俗特深严。顾我年垂老，思君时久淹。何当共几席，险韵更同拈。”元鼎先生原作今已无存。毛先生和诗以“欧门”（欧阳修门下）之苏轼（子瞻）许李元鼎，评价极高；又云“何当共几席，险韵更同拈”，已视李元鼎为旗鼓相当之诗友矣。毛先生晚年撰一联语赠李元鼎：“身多疾病思田里，晚有弟子传芬芳。”（见《君子馆类稿·君子馆日记》）衣钵传承，属望殊深。
李采白赠诗所谓“五体卑躬杜老祠”最能说明元鼎先生效法杜诗、以诗为史之特点。富平景志傅先生尝为元鼎先生《老曼斋诗存》作序，序云：“喜吟咏，初多拟汉魏乐府，中年稍稍变格，五十后多律诗。独喜陈后山（陈师道）及简斋（陈与义）两家。”所说固不差，然未道出元鼎先生诗师承之精粹。盖陈师道、陈与义皆江西派，江西派奉杜甫为宗，学二陈正是学杜甫也。元鼎先生今存诗直接提及杜甫（杜公祠）者有三首：1936年《少陵原行简同游诸子》，1937年《春日偕望尘敏生仲吕游杜子祠》，1940年《经岘首山麓望杜工部墓展拜》，其平生对杜甫及杜诗景仰之情可见。如：“投劾归何晚？肃衣拜拾遗。频年忧国泪，随处洒公诗……兵戈迫身世，粲粲鬓成丝。”（《春日偕望尘敏生仲吕游杜子祠》）宋李纲《校订杜工部集·序》云：“子美之诗……其忠义气节，羁旅艰难，忠愤无聊，一寓于此。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诵其词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为古今绝唱也。”元鼎先生之好杜诗，亦因其“亲更兵火丧乱”，即所谓“频年忧国泪，随处洒公诗”之意。故读元鼎先生诗，触目者皆是其关心时事、反映国事之诗句。如1918年为反对袁世凯窃国，陕西革命党人成立“靖国军”，未久（1921年）被北洋政府改编，元鼎先生尝有《感事》一诗致其感慨：“伏雨阑风晦八荒，远游何处足倘徉？触蛮蜗角终相斗，踊跃炉金本不祥。分土未闻罢戏下，收兵几欲聚咸阳。姬赀毕竟娴辞令，犹自文书动一方。”靖国军被北洋政府收编之细节今已难详，但当收编之际，革命党人之软弱、个别党人贪图升官轻易遭分化之情状，俱可从元鼎先生诗隐约感觉到。此殆不仅为史诗，且为史论矣。中日战事起，元鼎先生诗几乎篇篇语及国事与国难：“所惭国难急，无以称挥斤”，“锄镘宁捍患？鞭扑几伤和”（1935年《归田杂诗》），“锄镘捍患”似谓抗日民众装备之劣，而“鞭扑伤和”显然在说国共两党之同室操戈；“花开不是旧无赖，惊心烽火照桃李”，“夷甫诸人何足贵，嗟二三子谁逖琨？”（1936年《少陵原行简同游诸子》），“夷甫”即王夷甫，西晋末宰相，空谈误国，致使五胡乱华，西晋亡国。此以“夷甫”代国民党上层空谈抗战而不付诸行动者，指斥时弊，切中要害。诗中如此类者甚多。1942年元鼎先生嫁女贯珠于山西邢氏，有《遣嫁诗》，云：“生女愿有家，老至情倍切……择婿幸得婿，万事皆屑屑。国步方蹇涩，物力耗以竭。草草备妆奁，知我生事拙。汝家尚沦陷，关河远阻绝。何时拜姑嫜，念兹妇道缺。”一种慈父、仁者爱女儿，重伦理、忧时忧国心肠跃然纸上。其诗又多有化用杜甫诗句处，如《少陵原行简同游诸子》“花开不是旧无赖，惊心烽火照桃李”二句化用杜甫《奉陪郑驸马韦曲二首》“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及《春望》“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句；《春日偕望尘敏生仲吕游杜子祠》“亦有白杨感，几同青坂悲”，化用杜甫《悲青坂》诗意；《苦雨诗》三首其一“幸免叹其鱼”化用杜甫《潼关吏》“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句，“何当洗兵马”化用杜甫《洗兵马》诗意；《风夕不寐》“蝎走频生警，蚊来但益烦”化用杜甫《早秋苦热堆案相仍》“每愁夜中自足蝎，况乃秋后转多蝇”句意；《对菊》“临风三嗅立，聊以破牢愁”化用杜甫《秋雨叹》“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句意……似此者正多，毋庸一一举例。因为艰难时代之氛围，元鼎先生好学杜诗，每临其境界总有杜诗萦绕于笔头，而其诗亦始终充溢着一种忧患情绪，缺少明丽之“亮”色，缺少欢愉之“喜”色。此殆可谓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特色之体现，实非元鼎先生着意为之，而乃时代环境之投射所造成也。
如上所述，元鼎先生于五、七律两体用力颇勤。杜甫前期诗歌以五律最多，后期诗以七律用功最多，故可以说五、七律是杜诗最基本之体裁。杜甫五、七律的“律惊鬼神”、“笔底波澜”也最能体现他格律诗的法度森严和韵律严格。元鼎先生之五、七律固不能与杜诗相提并论，但从中处处可见其用力及苦心为诗处。如《感事》诗“触蛮蜗角”、“踊跃炉金”及“分土戏下”、“聚兵咸阳”用典之深晦，《题（屈复秋风罢钓图）》“所南心事人谁知，独坐西风掷钓竿”使事之贴切，《挽李采白先生》“家贫书自富，身老病长侵”用典之恰当兼对偶精工，《苦雨三首》其三“愧无鞋一屋，折得许多金”二句因谐调平仄有意倒装词序，更是经锤炼而成，是典型之杜诗范例。
元鼎先生其他体裁诗，也有成功学习杜诗之痕迹。如《过肖武村前有感》之“早时旧馆纷零落，惆怅寒天欲断魂”，“同来坠髻人何在？云外微阳照鬓华”，怀念亡妻，感情深沉，又极具含蓄蕴藉之美。几首七言歌行（《玉儿曲》、《围城吟》、《戏为邓宝山将军新婚歌》、《少陵原行简同游诸子》）尤其值得注意。《玉儿曲》为三十年代蒲剧坤角演员玉儿画像，为早年山、陕两省戏曲舞台留下了一笔实录。《围城吟》刻画书生毛俊臣勉为其难做官形象，明显在模拟杜甫戏赠友人广文馆博士郑虔之《醉时歌》，且得其神似。《戏为邓宝山将军新婚歌》当作于1926年西安围城解围之际。’邓宝珊（宝珊一作宝山）将军是著名爱国将领，青年将领，新婚燕尔，故“戏为”此诗，以示庆贺。全诗押人声韵，一韵到底，不但得杜诗诙谐幽默之一面，亦得杜甫以文为诗、以学问为诗之趣。《少陵原行简同游诸子》数句以“三平调”落脚（如“陈涛青坂悲如新”、“燕云千里重纠纷”、“嗟二三子谁逖琨”、“忍教非类污明神”等结尾三字俱为平声），也是在学习杜诗，有意识造成七言歌行扑茂古拙之意境。
兹由以上零星特点，解析元鼎先生诗内容及艺术。惜乎元鼎先生诗大部分散佚无存，管中窥豹，挂一漏万之处必然甚多。以元鼎先生诗之写实精神，一部民国史、陕西史失去了几多珍贵史料！亦造成今日近代陕西诗歌史叙述之重大缺失。此皆是无可奈何之事。
元鼎先生诗，搜集不易，一些诗经辗转传抄，文字不免有讹误而失其真者。虽经再三订正，错讹恐仍不能免。敬祈我三秦耆旧及文史专家有以补正。倘有元鼎先生佚诗之新发现，若能告知，则幸莫大焉。兹编中，元鼎先生早岁刊于留日陕籍学生所编《夏声》杂志上之数篇论文及碑铭、传记等文章，仅为标点，未作注释。不过，如《董福祥遗产之处理》、《陕西近数十年来民生之疾苦》等数篇论文，亟应引起有意研究清末民初陕情者之注意。
余之整理元鼎先生诗文，颇得西北大学阎愈新、赵俊蚧、薛瑞生、房日晰诸师友之指点和帮助，谨致谢忱。
2007年12月1日
于西北大学桃园校区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