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到了初冬。向来下班比我晚很多的妻那天回来得特别早。下午5点半当我买好菜走上楼梯时，家里传出一阵儿女的嬉笑和一股厨房中飘出的肉香。进得家门，女儿立即扑了上来：
爸，大备事！
什么大喜事？因为妈妈要做好吃的？我故意打岔。
羞，羞，女儿刮着脸皮笑我，爸爸馋，就把吃肉当好事！
不许说爸！儿子猛地上前把姐姐推开。
女儿先是一愣，接着又羞弟弟：马屁精，拍马屁……
弟弟涨红了脸，又朝姐姐扑来。
好了好了，都别闹，我听听，到底有什么喜事？
是……
女儿正要说，妻子从厨房大声提醒晶晶，就你嘴快，说好要保密的。
晶晶一下捂住张开的嘴，小脸儿也随之严肃起来。
妻子上菜，哈，她竟-下子做了4个菜，还做了-道肉圆汤，是我平时每顿只做一个白菜炒肉的5倍！难怪晶晶、曦曦如此兴奋。
全家围桌而坐。曦曦胃口好，肚童大，别人还没动筷子，他已急不可耐地舀了两个肉丸子大嚼起来。丸子还没咽下，就扒到妻的耳边悄悄说，妈，给我买支手枪……
弟弟泄密，不干，不干……晶晶跑到妻的跟前，摇晃她的肩。
是吗？我什么也没听见。我卜分认真地望着她，我不知妻在跟孩子玩什么把戏。
妻笑笑：好了，快吃饭，吃完我们去隆福大厦，逛商场！
逛商场？给我买什么？我打趣。
你呀，等着吧。妻瞟我一眼，又笑着发命令，谁先吃完谁准备，谁后吃完谁洗碗。
此话一发，两个孩子都不再闹了，只顾闷头吃饭，抢在前面做出门的准备；我则有意细嚼慢咽，最后一个吃完，乖乖地去洗碗。
穷日子过惯了，儿乎不进商场。偶进隆福大厦，那当时商品并不丰富的商场也招得我们眼花缭乱。曦曦惦记着他久盼的玩具手枪，我们进店的第一件事就是满足了他的要求，买了一把黑色带扳机的手枪；晶晶在小百货柜台前流连，显然被那些红红绿绿系小辫的缎带迷住了，妻为她红绿各买两条。接着又为我买了一把刮胡刀。
今天妈妈真大方，给我们每人买了礼物，你自己呢？我一半对儿女一半对妻说。
我自然要买的。说着，我们走到化妆品柜前，妻看了半天，最后为自己买了一盒凡士林搽脸油。
以我们当时的经济实力，逛一次商场买了这些小东西也就该回家了，可妻却站在玩具柜台前流连，她推起一辆三个轱辘的小孩自行车，标价大概是十几元，跟我说给曦曦买一辆吧，正是玩的时候，他们从来没什么像样的玩具。
我苦笑，是啊，真是愧对孩子，可我们哪有那么多钱！
我涨工资了，又补发了些，五十多元呢！当时的五十多元真是不小的数字》，她这才披露了他们的秘密。这秘密给我们带来不小的惊喜。
毕竟出自大家，又信教，我知道她们是历来十分重视孩子的。可想了想，我还是说出我的想法，孩子都还小，未来长得很，父母可都老了，这些年活得不容易，要不--
她一下明白了我的意思，笑笑说，听你的。
或许曦曦已经听到我们的悄悄话，站在自行车前就是不肯走，磨着说我要那个车……
妻拉起他说，我们上二楼，还得给爷爷奶奶买礼物呐……
晶晶总是跟曦曦反着想，虽然她只比弟弟大一岁多赖，还得给爷爷奶奶买礼物呢……
曦曦只好噘起嘴，用玩具手枪顶了一下姐姐的后腰，跟我们上二楼。
在二楼我们瞪大了眼看着一个个柜台上的商品，妻找来找去，找到卖丝棉棉衣的柜台，竟出手不凡，男女丝棉裤各买了一条：爸爸妈妈每年都穿那么厚的棉裤，太重了，走路也不方便……
一股暖流从身上流到我心里。在当今晚辈越来越淡漠老人的年代，妻对父母如此周到，真要比我尽孝强过百倍。我只好半调侃半自嘲地说广今天真大方，比我强多了。
妈妈涨工资了……晶晶终于憋不住了。
是吗？我明知故问地逗她。
晶晶伸伸舌头：妈，现在可以说了吧？
可以了，妻笑笑。
曦曦举枪朝姐姐做了个瞄准状，两个孩子在街上又追打起来。
20世纪进入80年代后，文学的春天和北京的春天一样，几度风雨后就迅疾地朝我们走来，先是《伤痕》、《班主任》等的控诉，接着，《于无声处》像地火岩浆般奔突而来，《乔厂长上任记》炸响了第一声春雷……文学复苏了，知青作家群、右派作家群等集聚了多年的话语敞开了闸门，各种各样的作品如怒放的春花满园开放。从《收获》的连载，我们看到叶辛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一下子被他描写的知青命运抓住了情思。《收获》与中青社历来交好，于是打去电话问询叶辛下落，那边回答说他们正请他回上海改稿，现就在上海。我于是乘火车赶去直奔《收获》编辑部。走进《收获》杂志社大门几分钟后，当时的副主编肖岱先生就匆匆出来接我。我知道，即使当时，主编巴金先生也已年事渐高，日常事物审稿完稿，基本由副主编肖岱先生支撑，对于他的人品文品早有所闻。果然如其所传，初次见面，老先生刚跟我握过手就拉我进会议室看电影，说叶辛正同编辑部的同仁们一起看参考片，这片子很难借到，一切等看完电影再说。那个年代，能看内部电影几乎是最高待遇也是最高享受，我一进门就受到邀清应该是最高礼遇了。记不清看的什么片子了，反正亮灯后大家都很兴奋，接着，肖岱介绍了叶辛和编辑部主任郭卓大姐、巴金先生的爱女李晓林等。我说了我们喜欢《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并准备出版的打算后，大家都由衷地高兴。那个年代，对文学真有一种神圣感，无论为自己为别人，谁都愿为一部书的出版尽力。话题结束后，《收获》编辑部要请吃饭。叶辛静静地说广还是去我家吧，我母亲能做一手真正的上海家乡菜。我愿意多了解他，更愿看看他的家和他的家人，于是说：听叶辛的吧。
上海的秋天同北京一样美，那秋风比北京少了些冷冽，多了些清爽，那满街的梧桐叶也比北京的槐树叶、榆树叶、柳树叶大了些，轮廓多了邱色彩。只是服装大同小异，满街都是蓝色或灰色的制服，叶辛也是一身蓝卡叽制服，一张俊秀沉静的面孔衬出他的多思多感。踩着沿街飘动的落叶，我们谈着、走着，从巨鹿路，七拐八弯，似乎走了不长的时间，来到一条旧式弄堂，距弄堂口不远，他带我走进一座旧式的二层楼房。在那个年代的上海，那房间颇不算小，寒暄未几，其岳父和妻子已摆上一桌上海家常菜。原来这是他岳父家。当时他们夫妻还同是在贵州山区插队落户的知青，是妻子生孩子才得以回上海。饭后他又带我去自己的家，距离不远，也是-样的弄堂，一样陈旧的二层楼，只是比其岳父家更小了些。母亲健在，张罗我们喝茶。是在自己家，叶辛从他的家世谈到自己的读书、插队、写作……整整一个下午，我们成了相知相敬的知己，而且有了一个不成文的约定，此后凡是他的长篇都是先给中青社，《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蹉跎岁月》、《风凜冽》都由我做责编。《蹉跎岁月》由蔡晓晴搬上电视荧屏并获奖后，叶辛的名字越来越响，先是从插队知青一跃而为贵州省作协副主席，几年后从贵州调往上海，成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直至中国作协副主席。此后我们就成了好友，无论他来北京还是我去上海，总要相互一聚。那时民风淳朴，谁也想不到去什么饭店酒楼，哪管在我独住的小楼吃碗鸡蛋面，或去外面吃顿小吃，也能谈得倾神倾心，友情更其醇厚，直到我后来移居美国。
也是由于叶辛的介绍和串联，我认识了正在崛起的知青作家张抗抗、王安忆、王晓鹰。她们中张抗抗成名最早，就在她的中、短篇小说一篇篇问世的时候，她进了初建的鲁迅文学院。那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骑车去鲁迅文学院找她组稿。当时的鲁迅文学院还在左家庄朝阳区党校院内，房子是旧楼，院内树却多，进到院内就觉绿绿森森，凉意流荡。加之同来进修的都是各地初露头角的青年作家，那气氛也就像院中的树，似乎每个人都是一片绿荫，每个人都是一棵意想不到的大树……就在知青作家们大多写他们下乡回城的知青生活时，张抗抗的笔触已经探人都市家庭和知识界。当时她正通过她的一个个艺术形象，重新喊出冲破传统意识中的封建禁闭，走向文化空间中新的沃野。这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无疑是更新鲜更有深度的。那个下午我们谈得十分投契，我提出将她当时发在各种刊物上的中短篇小说收集出书，叫做《张抗抗中短篇小说集》。未几，她就交齐稿件，在编辑审阅书稿中，最触动人的是她的敏慧多思，和写作中诗与哲的升华。
大约一两年后，叶辛来京开会顺便看我。饭后他说要去鲁院看两个朋友，约我同去。他要看的就是正在那里学习的王安忆和王晓鹰。记得我们走进院子时，安忆正端着一盆衣服奔向水房去洗，叶辛介绍后，她放下那盆衣服，就静静地坐在旁边听我们聊天。那时她显得很小，梳两条小辫子，穿一件花格上衣，对生人她没什么话，多是静静地笑；相比之下，小鹰则明快单纯得多，喜欢说话又多是孩子话。没想到，这两位却是厚积薄发，未久，她们就发出一篇篇小说，且各具情味，我于是先后约了安忆的《王安忆中篇小说集》和她的第一部长篇《69届初中生》；小鹰的书虽从未编过，她丈夫王毅捷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却写了一部长篇《闯荡美利坚》，因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美学生写的在美国的留学生活，书出版后颇得青年读者欢迎。之后我们都成了好友，她们每来北京，大家都要相聚；我每去上海，他们一家家都要轮流请饭。安忆典雅，小鹰纯净，程乃珊看似天真却最善安排，记得一次去上海，她先接我去她愚园路的家用饭，然后夫妻俩带我去跳舞，之后送我去我住的上海文艺出版社招待所。每次去上海都丰富温馨，如同回家。自1998年移居旧金山，已经十几年没去上海，常从海外传媒读到他们的活动和创作，人却久未联络，如今是越不联络越不好联络了。
1980年夏天，《十月》杂志连载了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读后，我被它那动人的故事、深邃的思想、摄人的才情感动得久难平静。经与《十月》联系，得知作者在青岛，是北海舰队的一名年轻军官。夏末秋初时节，我去青岛往访。这位笔名礼平的少尉原名刘辉宣，为感谢他的父亲和妻子，各取他们名字中的一个字才叫礼平。他安排我住在栈桥附近的一座旧时德国建筑内，如今的一家酒店里。我们白天去海边游泳，夜晚漫步海滩聊天。或许是机缘，我们一见如故，第一天他就跟我聊起自己的家世：其父原是四川山区的一个小石匠，红军长征路过他家乡，当时14岁的父亲就跟着红军走上了长征路。枪林弹雨，九死一生，如今已是解放军二炮后勤部部长；其母原是兰州市一大资本家的闺中小姐。红军到达陕北，她怀抱一腔理想，与几个女同学离家出走，奔赴延安，如今也是一位有相当职位的领导干部；其岳父职位更高，是当时总参三部政委。
听着他的述说我不禁奇怪，以这样出身的一位年轻军官，怎么会对文革和对文革中红卫兵的疯狂行为，对四十多年前的国共战争，对宗教和宗教与人，有他书中那么多离经叛道的思考？怎么会有那么强的思辨和悟性，有那么深的带有宗教性的悲悯情怀？
在我提出这个疑问后，他透过眼镜片看了我一会儿说，怎么直到今天你还以阶级出身论人论事？
他将我领人另一段回忆：文革高潮中，他正是北京四中高三某班的一位高才生，也是仗恃自己的红色血液，在那股狂飚接天跄地起于青萍时，他也疯狂地直登北京西纠的首要人物宝座，他带着一群人到处抄家，破四旧，直到有一天抄一家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家时，他还以那种痛快淋漓为彻底革命……几年后，他从他的乌托邦王国跌落下来，投军北海舰队，那少时的疯狂记忆才开始折磨他。他常常不知那些年是怎么过的，常常陷人思维混乱又精力过盛的无奈中。沉重的带有罪恶感的文革回忆，堵在记忆里想吐又吐不出，他先用两三年的业余时间设计了一套文字改革方案，兴冲冲送到文字改革委员会后，却如泥牛入海般再无消息。他先还日日等待，之后也就丢在脑后，又陷入混乱的无奈。一天，他试着将自己在文革以及以后的生活感受和思考编人一个故事，可不知好听不好听。在那没书读、没戏看、小道消息满天飞的时代，他把那个故事讲给人们听。听众最多的一次是一年春节之后，那晚，一群北京兵春节度假后返回了兵营，大家坐在一起吃着从家里带回的糖果点心，你一言我一语地讲着各自听来的小道消息。在人们讲得差不多的时候，不知怎么一个冲动，礼平自告奋勇，要给他的战友们讲那个他不知编了多少次又改了多少次的故事。开始，年轻战士们嗑着瓜子，吃着糖果有一搭无-搭地听着，有时还插科打诨地起哄瞎编的吧？是不是你被那小姑娘迷住了？可讲着讲着，咳嗽声、嗑瓜子声渐渐停歇，那间兵营里鸦雀无声。此时，熄灯号响了，他们关掉电灯，仍是谁也不想睡觉，一个劲地催他快讲。他一阵得意，正要开口，一个人急忙大喊：停一怎么了？有人着急地问。撒尿去。此人急急跑向厠所。他一跑，后面杂杂沓沓跟了一群。当他们轻手轻脚却仍是脚步杂沓地跑回屋子时，这故事又被催促着直讲到深夜。直到讲完，战友们仍是不肯去睡。
这就是好作品的震撼力。哪管还没成书、哪管在那灭绝人性一片肃煞的年代，人性的真、善、美也能在人的心灵中点燃通天烈火，哪管他们是军官、是士兵。我感慨地说。
其实，人是越缺什么，就越盼什么。那个时代天天做灭绝人性的事，人们就越发渴望人性的复明。他回应我。
为了一吐挥之不去的郁闷，其实更是为渲泄挤在心里的创作欲的鼓噪，他总想找人讲述他的故事，找一个能理解他倾听他的人。第二年春节回京休假时，这个欲望总在折磨他。找谁呢？他想到一位心仪已久的女孩儿。还是在中学读书时，他比她高三级，做过她的少先队辅导员。好几年过去了，他已成了一位海军少尉，女孩儿已成了一位大学生，她的清纯、她的娴静，至今使他一想起就评然心动……好在他们是-样的家庭，父辈常有往来，他又是那女孩儿哥哥的同学，借口总可以找到。尽管这样，还是拖到他假期的最后一晚，他才鼓足勇气，敲响她家的大门。女孩儿一家都热情接待他，可他刚要讲述自己的故事，女孩儿说真不巧，她买了电影票，说好要陪母亲看电影的。他陷人尴尬，为解这尴尬，女孩儿的哥哥大咧咧走过来好办，让她们去看她们的电影，你给我讲。虽然扫兴，也只好如此。开始他儿乎没了讲述的兴趣，可讲着讲着，自己也沉人那生命对生命搅格的故事中。快到尾声时，女孩儿母女俩回来了。她哥哥还沉在故事的惋叹中，对妹妹喃喃地说：你真不该去看那电影，他的故事比那电影好多了……
是吗？那你明天给我讲，行吗？她闪动着一双大眼睛。
我假期满了，他丧气地说，明天就得回青岛。
那……你给我写信，信上讲，好吗？那眼睛还是那么清纯。
他答应了，心里暖酥酥地答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