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去！亲眼看看国民党怎样灭亡！
据传，有人翻阅本世纪初美国的历史资料，曾从中查阅到一篇有关中国问题的国会辩论记录。这篇记录记载了当时美国国会中对使用“庚子赔款”在中国设立“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不同意见。
反对派认为：这笔“赔款”是我们好不容易从中国人手中抠出来的，不管中国人愿意不愿意，既然他们已经同意付给我们了，我们理所当然应该留做己用。没有必要拿它去为中国人做好事！
赞成派则认为：以武力短期内降服一个国家容易，但要改变一个民族的意识，真正从根本上降服一个民族，就不是武力所能解决的了，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应该从长远考虑，及时切入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让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与美国结缘，在年轻人中培养出一大批今后能为我们所用的亲美的中国人。他们说，以我们美国人的名义用中国人的钱投资于表面上看来有利于中国而实际上有利于美国的事业，我们何乐而不为！
辩论的结果自然是赞成派的意见占了上风。国会顺利通过了用清政府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设立“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提案。
美国的这一举措立刻引起了英、法、德等国家的注意。这些因入侵中国而获得利益的国家对中国的兴趣始终不减。他们马上积极效法美国，纷纷利用“庚子赔款”设立留学基金，吸引优秀的中国学生到自己的国家留学。
于是，便有了这样那样的基金会。
于是，便有了清华大学校史上这样一段文字记载：清华大学的前身为清华学堂。清华学堂创建于1911年，系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
于是，便有了“庚款留学”这个颇为费解的名词。
于是，便有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留学潮”。
王大珩从重庆来到武汉后，暂时留在兵工厂工作。但在当时那种兵慌马乱的情况下，兵工厂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了。那一段日子王大珩很苦恼，眼看着江河沦丧，自己却报国无门，有劲使不上。正在这个时候，传来了开始招考赴英国“庚款留学”人员的消息。王大珩毫不犹豫地立刻前去报名了。
赴英“庚款留学”两年招考一届，每届招收20名。1938年这一届共有400多人参加了报考。这一年的物理专业只有两个名额，一个是理论物理专业，一个是应用光学专业。王大珩因为毕业论文做的是一个光学方面的实验，又由于自己向来对物理实验极感兴趣，便报考了其中的应用光学专业。
考场设在汉口，考试共持续了两天。一走进考场，王大珩就抑制不住地激动起来。很久没进考场了，他喜欢考场里那严肃认真的气氛，喜欢在考卷上挥洒自如的感觉。他甚至想起了父亲那句硬硬的苏州话：考胚！一展开卷子，王大珩的心立刻就平静下来了。他审视着卷面上一道道的题，从不同的出题方法和内容上，他几乎毫不费力就能猜出哪些题是出自哪位先生之手。普通物理题一定是吴有训先生出的。而光学题则肯定出自严济慈先生。王大珩满怀信心地抽出笔，俯在考卷上沙沙沙地一路顺利答了下去。
刚考完试，王大珩所在的兵工厂就离开武汉撤退到衡阳乡下了。衡阳的乡下很闭塞，住在那里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消息进不来，王大珩被困在乡下干着急。他心里明白，如此下去，即使自己考上了也会因为得不到消息不能按时报到而失去这个机会。眼看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王大珩几乎彻底失望了。就在王大珩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同事突然从武汉来了。一见面，这位同事就笑呵呵地朝着王大珩嚷嚷道：“请客！请客！”说罢，塞给王大珩一张登载着录取名单的报纸。只看了一眼，王大珩就一屁股坐了下来，长长地吁了口气。
他考上了，但他得到消息的时候距报到时间只剩下了一个星期。
在“庚款留学”带来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留学潮中，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中国青年被陆续送到了美、英、法、德等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确如预期的那样，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后来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成就。但是，令西方政治家们始料不及的是，这些他们曾经寄予了极大希望的优秀人才，并没有按他们的设想成为西方国家进行文化侵略的辅助工具。这批人才学成之后纷纷回国，竞相为振兴中华民族的科技事业效力。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了科技领域中各学科的奠基人，在各学科的奠定和发展过程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正是这批人开拓了新中国的科技事业，推动了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王大珩就这个问题所说的一段话就很能说明问题。在讲这番话时，王大珩显得很激动，他不停地挥舞着手臂说：笑话！我们怎么可能忘记鸦片战争？我们怎么可能忘记八国联军？仅一个“庚子赔款”，列强们就从我们中国勒索去了十亿两白银。十亿两啊！相当于当时中国人口的两倍半，相当于满清政府十几年的财政收入。说到底，“庚款留学”用的是我们自己的钱，用的是强盗从我们手中夺走的血泪钱！用中国人的血泪钱留学，我们怎么会感激强盗？我们这批人留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今后再也不受这些强盗的欺负，就是为了今后再也不必白白付给他们这种血泪钱！
是的，西方的政治家们以为他们已经了解中国人了。他们大言不惭地写下什么《中国人之性质》一书，大肆宣扬所谓“中国人种者，世界上最易驯服之人种也”的观点。据说这部书在美国曾重印了1500余次！据说“欧美之人之欲观察中国人性质者，多借其书为证断。”
这些西方的政治家们毕竟还是太不了解中国人了。对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民族来说，对一个曾经立于世界之颠的东方大国来说，仅凭这点管窥之见而立论，不免显得过于肤浅了。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我们就不难看出，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重民族气节，崇尚英雄气概的民族。中国人的性格中虽有儒家的忍让、道家的中庸，但更不乏豪侠烈骨、燕赵之风！
这些西方的政治家们太自以为是自做聪明了。他们忘了中国有一个流传了两千多年的老故事，叫做“卧薪偿胆”。他们忘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广为流传的那句话：“师夷长技以制夷。”
他们太小瞧中国人了！
不得不再重复一遍这句俗的不能再俗了的话：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
王大珩离国时的情景与三十年前父亲离国时的情景几乎毫无二致。当年，父亲是在甲午战争炮火的敦促下走出国门的。如今，王大珩是在“七七事变”的炮声震撼下离开祖国的；当年父亲所去的日本和如今王大珩所去的英国，都是近代史上对中国伤害最深的国家；当年父亲所抱的理想和如今王大珩所怀的志向，都是忍辱求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当年，没有一个亲人来为父亲送行，父亲是孤身一人登上渡轮，告别祖国的。如今，王大珩身边也没有一个亲人。他已经与亲人们失去联络很久了，他甚至不知道陷于日寇占领中的亲人们是否依旧活着，不知道他们即便活着又该怎样生存。
与三十年前的父亲一样，王大珩俯在船舷上，默默地望着眼前那片渐渐远去的土地，默默地望着还在战火中呻吟着的祖国，泪水一下浸湿了双眼。
雾，到处都是雾。粘稠的浓雾濡湿了太阳的眼睛，濡湿了城市的毛孔，濡湿了人们的脚步。一切都变得沉甸甸的了。
伦敦到了。
英国以其特有的绅士般彬彬有礼的冷淡接待了王大珩。王大珩发现英国人很注重仪表，很有教养。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自然就少了许多在殖民地时的飞扬拔扈，多了许多拘谨稳重的绅士风度。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们在看到中国人的时候，使用那种居高临下的轻蔑目光。并不妨碍他们在走过中国人居住区的时候，使用一下“China Town”这个带有“贱民区”、“下等人住所”意味的侮辱性称谓。
初到英国，有一件事给王大珩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有一次王大珩与一位中国同学一同上街购物。不知为什么店里的老板那天对他们二位格外殷勤。直到临走时他们才搞明白，原来，是因为同去的同学那天穿戴的比较讲究，老板错把他们当成日本人了。待到弄清楚他们的身份后，老板的态度就立刻明显冷淡下来了。虽然中国和日本同为亚洲国家，虽然中国人和日本人同为黄种人，但在英国人的眼里，日本的经济比较发达，而中国则是个落后的不发达地区，他们理所当然地应该看重日本人，他们理所当然地有理由瞧不起中国人！
落后会使一个国家受到外强的侵略，会使一个国家丧失应有的地位。落后会使这个国家的国民遭受羞辱，会使这个国家的国民丧失人格的尊严。这些过去父亲曾无数次讲过的，今天王大珩都体验到了。王大珩把这一切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他憋足劲儿一头扎进实验室，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
王大珩到英国之后，被分配在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物理系，在技术光学组的实验室里做研究工作。为了学习方便，王大珩在学院附近找了一个“学生店”住下了。这是一个十分简陋拥挤的“学生店”，王大珩租下了顶层上一个长期没有人愿意租用的小阁楼。小阁楼只有八平方米，里面勉强放进一张床以后，就连再塞一张桌子的地方都没有了。但王大珩对这个住处却十分满意，因为这个住处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离实验室近。从王大珩的小阁楼到实验室，只需要走五分钟的路。
其实，王大珩也很少能有时间回到这个小阁楼里，他几乎白天晚上都埋头于实验室的工作中了。在伦敦学习的整整两年的时间里，王大珩就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把这个世界著名的城市游览一下，他没去过伦敦的任何一个景点儿，他几乎就没走出过从实验室到阁楼之间那段只有五分钟路程的直线。
帝国学院的同学们很快就对这个小个子的中国留学生刮目相看了。王大珩不仅基础知识扎实，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做实验的动手能力极强。清华大学物理系注重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教学特点，在这里显示出了极大的优越性。王大珩做起实验来方式方法灵活，仪器设备摆弄的得心应手。同学们有了问题便常常喜欢请他帮忙，同他商量。
在此期间，王大珩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这是一篇关于光学设计的论文。其中论述了光学系统中各级球差对最佳象点位置和质量的影响，创造性地提出了用优化理论导致以低级球差平衡残余高级球差并适当离焦的论点。直到今天，这篇论文还经常被国内外有关专著加以引用。其中所阐述的一些思想和观点，至今仍是大孔径小象差光学系统设计中象差校正和质量评价的重要依据。日本学者小仓磐夫在近年出版的专著《现代照相机和照相物镜技术》中，不仅全文引用了王大珩的这篇论文，并在其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两年以后，王大珩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物理硕士学位。随后，他开始向下一个目标进攻：攻读博士学位。
至今，人们还对王大珩为什么没能在英国拿到博士学位有着种种猜测。
有人说王大珩大概是没能找到继续读博士学位的机会；有人说好象听说王大珩与他的博士导师在学术上的意见有分歧，没能通过；还有人说那是王大珩自己放弃的。这几种说法听起来都不那么可信。尤其是最后一种说法，其真实性尤为令人生疑。试想，一个由学士而硕士，一心攀登博士学位的学子，在付出了许许多多的努力之后，怎么可能主动放弃眼前垂手可得的学位呢？这种解释似乎更象是一种推托，一种遁词。
但这却是事实。事实上，的确是王大珩自己主动把垂手可得的博士学位放弃掉的。
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但却的的确确曾经发生过。
王大珩到英国后的第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起初，战争距英国还远，一切似乎都没有太多的影响。但法国沦陷以后，战火便开始迅速向英国蔓延。1940年7月，纳粹终于挑起了“不列颠之战”。纳粹德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开始整日在英国的上空盘旋交战，战争带着恐怖的喧嚣清晰地闯入了人们的生活。
1940年8月24日夜晚，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的王大珩走出实验室。夏日的月夜很透彻，月光如水，微风把一阵阵清爽撩在他的脸上，疲劳顿时减轻了许多。王大珩舒展了一下，便向他窝居的那栋小阁楼走去。
此刻，伦敦市中心的一个电影院刚刚散场，人们正簇拥着走出电影院的大门，走上大街。天晚了，电影院附近的几个小酒馆里，那些喝了一个晚上的人们也被散场的人声唤醒，纷纷起身离座，准备回家去了。市中心的大街上一时竟有了许多的人。
突然，空中响起了一阵飞机引擎的轰鸣声。人们还没来得及抬头看个清楚，两颗炸弹便呼啸着从天而降，一下子落入了人群之中。两声巨响之后，伦敦街头顿时血肉横飞，一片惊呼惨叫。
爆炸声使刚刚走到小阁楼前的王大珩吃了一惊。王大珩停下脚步，向发出巨响的方向望去，远处浓烟滚滚。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紧紧地攫住了他……
据载：1940年8月24日夜晚，两架迷航的德国飞机闯入伦敦上空，扔下两颗炸弹后慌忙逃窜。这是炸弹首次落入伦敦市内。次日，被激怒的邱吉尔首相立刻命令英国皇家空军对柏林进行报复性轰炸。8月25日，由81架轰炸机组成的迄今为止英国皇家空军派出的最大机群空袭了柏林。
不列颠之战迅速升级。
战争又一次在王大珩面前打开了它那残酷的画卷。伦敦再没有了往日的绅士风度。空袭的警报声越来越频繁地在城市的上空发出哀鸣。人们象蝗虫般拥向深藏在泰晤士河下面的地铁，拥向那些废弃多年的铁路隧道，躲避从天而降的灾难。到处是是尸体和鲜血，到处是危险和恐惧，到处是呻吟和哭泣……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冲突，是一场涉及面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破坏性最大、流血最多的战争，也是一场在武器及技术装备上投入最多、发展最快的战争。这场战争第一次动用了大批的飞机、坦克，使用了多种新式兵器和技术仪器，运用了许多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武器，这个战争的宠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强刺激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然间迅猛发展起来了。
给王大珩带来最直接感受的是光学玻璃在武器中的大量使用。战前，英国的光学玻璃生产量每年只有30吨左右，光学玻璃制造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靠国家的补贴来维持的。二战爆发以后，光学玻璃的需求量开始急剧增长，由原来的每年30吨骤然猛增到2000吨。这使王大珩对光学玻璃发生了极大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