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东西，在病苦和烦忙的工作当中，前后写了四年，因此，当它初步完成后，我是多么渴望能够早日得到人们的意见啊！可是，各种机会都不凑巧，因之从今年四月迄今，竟还没有得到编辑部门的任何意见，我的焦急心情想你们是能体会得到的。我盼望你们能够拨冗看一看它，早日给一点意见好么？11月19日，编辑张羽初审完毕，写了审稿意见书，提出了“处理意见”这部小说因为篇幅较长，我只初读了一遍，基本上是感动的。增加了不少感性知识。我想，一般青年读者也会欢迎的。如果能作适当修改，对读者是有教育意义的。这部小说整理好以后，曾由我社找人重抄了一份。作者已联系好，请阳翰笙同志审读，翰笙同志因为工作忙，一直没有看，我们才要回来先看了一遍，提出初步意见，他还是要读一遍的。我建议再送阳翰笙同志去，把初步意见告诉他，请他抽空审查，将来再把意见送作者作修改时参考。
这部小说如能大大压缩、改写，或删削掉一些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健康思想情感的地方，就会大有改进；如再能把前边所述那些薄弱的地方适当增强，是可以达到出版水平的。
同日，文学编辑室副主任陶国鉴在张羽的审读报告上签署了“同意这样处理”意见。11月25日，张羽访杨沫，一是把《烧不尽的野火》给杨沫，二是请杨沫再物色人审读稿子。12月8日，张羽从杨沫家再拿回稿子，因为他得到阳老的电话，说是“左联”时期的老作家、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欧阳凡海愿意帮助审读稿子。12月15日，张羽到颐和园拜访正在那里休养的欧阳凡海，把《烧不尽的野火》交欧阳审阅。1956年1月26日，欧阳凡海把审读完的《烧不尽的野火》送回出版社，并附有长达六七千字的《〈青春之歌〉的初稿意见》。欧阳凡海的意见共33条，前3条仅几十个字讲了此稿的优点，如“结构活泼而紧张”、所写卢嘉川等人物“相当成功”外，后30条，指出的则全是缺点。而他所提的“最大的第一个缺点”，恰恰是张羽的审读报告所没有提到的更核心的问题：
此稿最大的第一个缺点：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林道静作为书中最重要的主人公、中心人物和小说的中心线索。而对于林道静却缺乏足够的批判和分析。从林道静的出身看，她的性格，可以从两方面形成，即自小受虐待歧视的一面，和地主家庭生活、学生知识分子的一面。前者应该是她各种革命品质的发源地，后者则形成她的各种缺点。作者在这两方面的发掘都很不够。作者没有随时紧密联系前者，大量发掘她的积极方面，也没有充分做到不留情地多方面具体揭露她的消极的一面。以小资产阶级做主人公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对小资产阶级有足够的批评，而这位主人公，如果是走到革命方面去的话，那就必须使人明快地看出她在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改造教育下得到进步的各种具体情形，那才能对读者有教育意义。在林道静的性格中，有其消极的一面和积极的一面，她如何在无产阶级的教育下，发展了积极的一面，从而如何和消极的一面发生激烈的矛盾斗争，如何在实际生活中碰钉子、得教训，如何经过痛苦的自我改造，一步步向前提高等等，都应该有鲜明的刻画。当然，我知道作者是知道这个道理的，而且作者在作品中有过这种努力。（如550页，作者用晓燕的口，说到道静一些进步，说明作者是想表现主人公性格的发展的，但作者对于作品中主人公的发展，应把这种侧面透露的手法作为补助办法，只有和刻苦的正面刻画相结合，这种补助办法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我所说的是这种努力太不够了，还远达不到要求。（《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一期）
张羽和陶国鉴的意见，是“删削掉一些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健康思想情感的地方”，以避免作品产生“副作用”，而欧阳凡海的意见，则是“增加法”，增加具体的细节，来具体地刻画主人公性格中相互矛盾的两种“阶级来源”的斗争和正面性格的发展。中青社对欧阳凡海的意见当然是很尊重的。1956年2月4日，张羽把《青春之歌》初稿和欧阳凡海的审读意见送给了杨沫，并对杨沫说：“稿子很好，我们都很喜欢，希望你在意见的基础上，好好改吧，我们觉得欧阳的意见很好，你觉得有什么地方需要改，由你自己决定，你改好了，我们就出。”
欧阳凡海的意见等于基本否定了这部作品。杨沫起初还是很尊重欧阳凡海的意见的，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决心改好它。凡海同志的许多意见是极宝贵的。但目前我没有力量，我想多酝酿一下，准备好再执笔。”（《杨沫文集》第6卷243页）但她当时疾病缠身，真要按欧阳凡海的意见修改，又实在力不能及。她给中青社打电话，想再与责任编辑交换一下意见，却一直没有回应。看来，专家的意见对中青社起了作用。她只得把这部书稿放进抽屉，打入了冷宫。
事情忽然有了转机。杨沫之子马波在《杨沫与〈青春之歌〉》一文中这样记述：
4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学术上要百家争鸣。报纸广播立刻整天宣传双百方针，声势铺天盖地，如潮如涌。一时间，出版空气变得宽松。杨沫在沮丧中，看到了一线希望。杨沫就与张克联系，想把书稿请老战友秦兆阳看一看。
1942年杨沫在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时，秦兆阳当时是美术系的教员，彼此就认识了。从1943年起，两人都在冀中十分区工作，秦兆阳是黎明报社社长，杨沫在黎明报当编辑，两人关系变密切。他的爱人张克，还是杨沫给介绍的。自从进北京城后，秦兆阳的名气越来越大，而杨沫却还是个一般干部。从1949年到1952年，杨沫曾去看过秦兆阳几次，但他一次都没来看过。很敏感，以后就没再找他了。
1956年春，杨沫把稿子给了秦兆阳。请他过目，如无大问题，拜托他把稿子介绍给作家出版社。过了些天，秦兆阳来了电话，说稿子看过了，挺好，没什么大毛病，他已经把稿子转给了作家出版社。秦兆阳当时是《人民文学》杂志的副主编，他的话有分量。作家出版社果然非常重视，经过认真阅读后，认为这部手稿是一部有分量的作品，想尽快出版。5月底，责任编辑任大心把此消息通知了杨沫，并表示只需对个别的一两处地方做些修改即可，因为要落实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但事情发展到现在，杨沫并不着急发表。她根据凡海同志的意见，经过反复思索，认真写出了一个修改方案。任大心把修改方案拿回去研究了之后，同意了杨沫的意见，也认为还是争取尽量修改得好一些好。为表诚意，作家出版社还预支了杨沫一千块钱稿费。杨沫的体力发生了奇迹，她竟能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这样改了二十多天，如期在约定的时间6月20日前完成。全书约四十万字。（《百年潮》2005年第4期）
据江晓天回忆说：“1955年5月，我先去重庆、武汉、广州约稿，回来后就临时抽调出搞‘肃反’、审干。不久，萧也牧突然急匆匆地从外地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碰到《人民文学》的副主编秦兆阳，秦说，他们最近收到一部写‘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长篇小说稿，早知道萧调中青社就转给他了。萧也牧问明情况后，告诉我，稿子已转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我放下电话，急忙拨通‘人文’当代文学编辑室，告诉他们《青春之歌》是我们的约稿，回答说他们已发排了，毫无商量余地。”（《江晓天近作选》第97页，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显然，秦兆阳是无意地把《青春之歌》推荐给了作家出版社，而杨沫则是很有用意的，因为出现中青社的交涉后，作家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任大心曾和她商量，最终的裁决权在作者手里，她还是决定给作家社出。为此，她给中青社写了一封道歉信：
也牧、张羽同志：
首先向你们道歉，那部稿子文学出版社已经发稿付排了，他们计划七月发稿完毕。以前我对这些情况都不了解，后他们来人说到这些情况，我想算了，哪儿全是一样。过去，这稿子我一直希望由青年出版社来出，中间虽耽搁很久，我都在耐心等待。可是，等欧阳凡海同志看过了，总该最后决定它的命运了，然而出版社方面却缄默起来，一直没表明态度。当时，对于一个作者，这确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因为这作品我整整花了四年的时间，几乎把整个生命的力量全放了进去的。说这些也不是埋怨，只是叫你们了解这些情况，我确实由于这稿子没了办法，才拿给秦兆阳同志，而由他拿给了文学出版社的。
因为你们两位曾对这稿子费了精力和心血，所以我总觉得有些抱歉，但是事已至此，只好将来再补偿吧！
杨沫1956年6月18日
杨沫的这封信说是道歉，其实是把稿子跑到人文社的责任差不多全推给了中青社。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中青社之所以痛失后来产生了巨大轰动效应的《青春之歌》，其根本原因，不是他们没有眼力，而实在是在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挨批判之后，对处理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作品慎而又慎，生怕犯政治错误，才一再要杨沫请专家担任书稿的外审。而时任中国文联秘书长阳翰笙推荐的欧阳凡海，早年留学日本，1937年冬就到延安，曾任鲁艺的文学研究室主任以及华北大学教授等，是研究鲁迅著作的专家。他对《青春之歌》提出的意见，又把“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林道静作为书中最重要的主人公、中心人物和小说的中心线索”当作了“此稿最大的第一个缺点”，他们怎能不将书稿送回杨沫，请她好好修改呢？尽管张羽对她说“你改好了，我们就出”，其实他心里也明白，真正要按欧阳凡海的意见把稿“改好”，几乎是另写一部作品，其实是不可能的。张羽晚年，就在一份手稿中这样回顾：那时候，“中青社出版的东西都是教育青年的，教育青年要热爱斗争，如果里面有太过庞杂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那是不行的。我本人以及其他的人（当时）都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尽量（选）描写工人、农民、战士的作品，《青春之歌》写的（是）青年知识分子，萧也牧本人就是因为写青年知识分子才被打了一棒子，成了右派，受到了批判。对《青春之歌》这部作品，我个人看了后，还是比较喜欢的，因为我对‘一二·九’运动也比较了解，但是修改后究竟会怎么样，符合不符合当时的阶级政策呢？”是啊，阶级斗争的大“棒子”，毕竟是很可怕的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