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原名《禁锢的世界》）是建国后出版的发行量最大的小说，萧也牧对这部名著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1958年7月22日，正是已错划为右派的他，在下放劳动改造前代表文学编辑室给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写的约稿信。后来，在责任编辑张羽协助罗广斌、杨益言修攺《禁锢的世界》第三、第四稿的过程中，萧也牧已从结束一年的劳动改造，回到文学编辑室当编辑。据吴家石讲，“我父亲对《红岩》的创作、修改一直很关心，常向张羽叔叔了解进度。罗广斌对我父亲也相当敬重，在写作上一遇到困难，就由张羽叔叔陪着，虚心地来向我父亲请教。两人关系处得很好，每到星期天，罗广斌都要来找我父亲聊天、下围棋……”《红岩》出版后立即激起巨大的轰动效应，尤其是随着北京电影制片厂将其搬上银幕（《烈火中永生》）、空政歌舞团将其改编成歌剧《江姐》上演，使红岩故事成了文化大革命前最为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文艺精品，萧也牧也一直以此而感到无比欣慰。
始料不及的是，“文革”开始不久，罗广斌竟成了“叛徒、特务”，于1967年2月10被造反派整死了。造反派在对罗广斌进行政治陷害的同时，还四处散布，《红岩》是一个右派分子写的，不是罗广斌的作品。当刘德彬和杨益言赶来北京，将罗广斌惨死的噩耗带到中青社时，张羽、周振甫、陈斯庸、严绍瑞、施竹筠等编辑同仁立即赶到萧也牧家里，向萧也牧通报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萧也牧听后，沉吟良久，决然地表态：“罗广斌如果活着，他也不稀罕我这号人去支持他。可是连他这样的人也被整死了，死得很冤，死得很惨，我们还怕什么呢？”这群老编辑当场商定，编辑出版《红岩战报》，发出正义的声音，为罗广斌雪冤。萧也牧挺身而出，全身心地投入《红岩战报》的编辑工作。《红岩战报》第一期发表了杨益言的发言、罗广斌夫人胡蜀兴的申诉和张羽的《不许污蔑〈红岩〉》，第二期发表的《罗广斌历史问题调查报告》，是胡蜀兴及一批知情人经过调查研究先写出初稿，萧也牧召集叶至善、周振甫、覃必陶、陈斯庸、金近、孙培镜、黄伊等老编辑来字斟句酌地反复推敲后，帮助定的稿。可以说，他既是《红岩战报》的主编，又是这群为罗广斌仗义执言的老编辑的核心人物，在浊浪翻滚的年代，表现出了他身上特有的一股当代文人的浩然正气。《红岩战报》发行数十万份，把《红岩》真相公诸于世，既捍卫了罗广斌的正当权益和声誉，也给颠倒黑白、造谣诽谤者以沉重的打击。然而，更没有想到的是，曾想借《红岩》中的江姐形象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江青，突然在1968年“3.15”四川问题会议上说：“现在有人在给罗广斌翻案”，“我们已经查实了，从华鎣山出来的人都是叛徒、特务，没有一个好人。”这样一来，《红岩》就成了江青钦点的大毒草，中青社的一些人立即在军代表的支持下，成立了追查《红岩》反革命事件及清查罗广斌叛徒集团专案组，把他当作在这一事件中“摇羽毛扇的军师”，进行非法审讯……
当干校此次大张旗鼓清查莫须有的“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时，就又有人借机把为《红岩》翻案事件上纲为一起“矛头指向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重庆54军”、“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涉及全国的反革命案件”。大字报指名道姓要追查张羽、萧也牧、黄伊等人在“红岩反革命事件”中的“罪行”。在沉疴折磨和新的政治压力下，萧也牧境况日趋凄惨。他的床头浸透着汗水、尿水，未加洗涤的衣服有十多件，床上的被子、床单以至狗皮褥子都湿透了；掀起被褥可以看到床板上印出一片一片白色的尿渍，连垫在屁股底下的棉袄棉裤也是湿漉漉的。夜间，他想撒尿来不及出门时，就只得撒到身边的热水袋里，拧上塞子，第二天再出门倒掉。因此，在那些日子里，他的身上、床上以至他的床周围，都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尿臊味。
10月1日，林彪在国庆21周年大会上发表《抓住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把革命新高潮推向前进》的讲话以后，“五七”干校的火药味更加浓烈了。从早到晚，川流不息的“积极分子”们，像赶集似的代表这个班、那个排，或是打着“专案组”的旗号走进“牛棚”来，把一个个题目交给萧也牧，要他限期写出材料，搅得他连喘口气的时间也没有了。
10月3日，萧也牧拿着写好的材料交到一个专案人员手里，这专案人员跷着二郎腿、慢悠悠抽着烟，把材料看了一遍，又临时出了个新题目，罚他站在门口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写完材料才能走。萧也牧双胯乏力，只得靠在一棵槐树上，颤颤巍巍地当场将材料写完。未料就在他转身往回走时，因肛门失控，一泡屎拉在了裤裆里。连长听到汇报后，不但不予同情，反而阴狠地说：“吴小武在向党和人民玩屎尿战术！”他立即下令开大会批斗萧也牧。会上，“群众专政”小组的成员对萧也牧推推搡搡，拳打脚踢，会后又罚他去挑粪，由“群众专政”小组组长监督执行。萧也牧站在塘边，已无力用钩担把泡在池里的粪桶挑上来，只能哆哆嗦嗦地下到水池里，湿了半截裤腿，把粪桶一只一只捞起来，倒掉水，拖到岸上，再上舀粪。好不容易舀了几勺，只盛了四分之一桶，摇摇晃晃地挑着朝地头走。组长寸步不离地跟在后边，用竹根不断抽打他的屁股。萧也牧哀求道：“你别打我，别打我！”组长毫不留情地叫道：“你不老实，就打你这小子！”萧也牧勉强把桶挑到菜园地头，就再也干不动了。
连长听了组长的汇报后，依然说萧也牧是装病对抗运动，随即决定进一步加重他的劳动量，把他从菜组又调到农活最重的二排大田班，由排长从严监督劳动。排长对连长的命令心领会，把打萧也牧当作“从严监督”的主要手段。萧也牧挨打最重的一次，是10月6日下午。那天二排大田班在柳树塘前的一号田里晒草，刚吃力地推了两车草，就被喊去挑草上垛。这本来是强劳力干的活，对久病无力的萧也牧来说，仅仅一把柄杈就像有千斤重。虽说被他挑起的稻草没有几根，可杈子还未举起，稻草就抖抖擞擞地掉了下来。场上的“红哨兵”在一旁嘟嘟囔囔骂他“磨洋工”、“装蒜”，但没有敢动手。没想到排长突然动了邪火，从旁边走过来，朝萧也牧腿上横扫了一杈，接着骂道：“吴小武，你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见排长动了手，群专小组组长也迅即扑了过来，厉声喝道：“旁人不敢打你，我敢打！”原先只是咋咋唬唬的“红哨兵”也赶上来噼里啪啦地追打起来。萧也牧边退边躲，当他从一个老实人身旁逃过时，那老实人为了表示和萧也牧划清政治界限，也从背后抽了他一杈。群专组长和“红哨兵”跟着追打，用木杈抽打萧也牧的屁股和小腿。萧也牧又跑了几步，就被打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追打者连声喊叫：“起来！不要装蒜！再不起来，我还要打！”萧也牧趴在地上，想站，站不起来，看着他们举着杈还要打，就拄着杈柄，挣扎着，颤巍巍地撑了起来。这时，除草垛旁的人以外，远处运草的人也都过来围观。群专组长和“红哨兵”见势不妙，才停下来手。
不大一会儿，收工了。排长下令说：“我们走，不要管他！”所有的人都走了。偌大的一号田里，只有萧也牧一个人孤零零地拄着木杈站在那儿。他走不动了。暮色四合时，就瘫座在空无人迹的旷野里。直到深夜十点以后，他的儿子吴家刚才找到地头，把他扶了起来。在家刚扶他回宿舍的路上，他含泪嘱咐儿子：“你长大了，做一个对党对人民有用的人，千万不要沾文学的边。我在革命队伍里奋斗一生，现在排长带头毒打我，要我死，看来他们的目的就要达到了。但是他们的这种做法，不是党的政策。你要相信党，我的问题终究有一天会搞清楚的……”
据张羽回忆：“这个晚上，“牛棚”里的气氛十分凄冷。先回来的几个人，还悄声地议论场上的情景，满屋人都回来后，反而鸦雀无声了。这里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管束自己的舌头。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大家都在思考着：下一个将会轮到谁？因此，当萧也牧被儿子扶回来时，谁也没有说话，所有人的脸色都像夜色那样阴沉。空气像凝固了的冰块。萧也牧被扶上床后，长吁了一声，就躺下，一动不动了。接连数日，除儿子偶尔来看看他以外，无人照料，病情在迅速恶化。10月15日凌晨，我们一批强劳力乘上卡车，到黄寺岗去抢收花生。傍晚，拖着疲倦的身子返回“牛棚”时，房子里阒无声息。进门一看，萧也牧的位子上，只剩下一张空床。原来，在这天中午，他已溘然长逝，遗体被抬了出去。”（《萧也牧之死》《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