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依照落实政策的惯例，下达一个死者的冤案平反昭雪文件后，同时就为死者补开一个追悼会，以致悼词的方式对死者的一生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价。由于李威和吴家四兄弟对团中央《调查报告》中的结论不满意，萧也牧的追悼会一直拖到1979年11月7日才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之所以选定这一天，是因为第四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正在北京举行，许多文艺界的朋友，一致向李威提议的。
这次文代会是1979年10月30日隆重开幕的。这是各路文艺大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打散之后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盛大会师。开幕式上，萧也牧作为当代文坛第一个挨棍子的著名作家，和其他八十多位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作家、艺术家一起，受到了与会代表的悼念。当代表们得知萧也牧的追悼会尚未召开时，他们就希望趁外地的作家朋友都在京时，能亲自参加萧也牧的追悼会，以寄托他们的哀思与怀念。李威告诉他们，萧也牧的追悼会之所以一直拖着没有开，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萧也牧的遗骨至今没有找到。萧也牧死时，还扣着“没改造好的摘帽右派”的帽子，按照“五七”干校当时的规矩，他不能入“革命同志”的墓地，只能埋在乱葬岗上，连做标志的墓碑也没有权利立一个。他得到平反昭雪以后，她让长子家石和中青社当年参与埋葬他的人一起去黄湖寻找他的遗骸。那个土岗已被开垦，坟场被拖拉机夷为平地，棺材早不见踪影，遗骸也已荡然无存。
在李威同意在文代会期间开萧也牧追悼会后，中青社再次派人去黄湖寻找萧也牧的尸骨，依然空手而归，只好从那里带回大别山下的一团泥巴，放在了萧也牧的骨灰盒里。在追悼会前，李威与中青社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除中青社领导人在会上致悼词外，萧也牧的家属代表要在会上发言，向吊唁者介绍萧也牧遭迫害致死的详细情况，但不能点出打手的姓名。吴家石告诉我，那天的追悼会是由中国青少年出版社党组副书记、中国少年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陈模主持，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社长李庚致的悼词。陈模和李庚不只是萧也牧的生前好友，而且也都是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参加追悼会的有三百多人，除萧也牧在晋察冀时的几十位老战友外，大部分是文学界的领导和作家朋友，文代会出动了好几辆大巴士。当吴家斧代表家属讲话，说到萧也牧在黄湖农场遭迫害，大小便失禁后又遭二排排长等毒打时，现场一片哭泣和唏嘘声，八一电影厂编剧史超和外地的一位作家朋友，因悲恸难忍而突发心脏病，当场晕倒，急送医院抢救。二排排长等几个曾经在“文革”中打过或整过萧也牧的中青社编辑，那天也去了八宝山，作为工作人员在礼堂外张罗，未敢进礼堂悼念萧也牧，更未敢上前与李威等萧也牧的家属一一握手、慰问，显得十分尴尬。
1979年11月末，《萧也牧作品选》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随后，李威和吴家四兄弟打印了一封《感谢信》，连同《萧也牧作品选》寄赠给所有出席萧也牧追悼会的亲朋好友留作纪念。从这封《感谢信》列出的长长的名单中，我看到了许多著名作家的名字。其中有全国文联主席周扬，中国作协第一副主席巴金，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欧阳山，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孔罗荪、刘宾雁、秦兆阳、袁鹰和著名作家、艺术家丁景唐、于黑丁、马烽、方纪、韦君宜、王莘、王蓓、王蒙、王西彦、王汶石、王若望、王愿坚、邓友梅、公木、公刘、牛汉、从维熙、丰村、艾芜、白桦、田间、江流、江晓天、包蕾、朱丹、刘伍、刘金、刘真、刘知侠、刘绍棠、邢野、杜宣、杜鹏程、许杰、林斤澜、林呐、西戎、孙谦、孙福田、吉学霈、那沙、李乔、李束为、李清泉、曲波、赵丹、赵自、赵寰、玛拉沁夫、阿凤、何为、苏金伞、李准、李满天、杨沫、杨犁、杨益言、吴强、吴茵、青勃、房树民、陈勃、陈伯吹、陈学昭、陈残云、陈允豪、陈登科、陈企霞、张志民、沈默君、金近、苗培时、周振甫、周钢鸣、茹志鹃、袁静、骆宾基、胡万春、唐弢、梁斌、梁上泉、康濯、浩然、徐怀中、钟涛、柳溪、黄宗英、菡子、高缨、唐铁海、雷加、萧马、萧殷、郭汉城、雁翼、端木蕻良、碧野、彭子冈、彭荆风、钱谷融、曹火星、蒋路、蒋孔阳、潘之汀、管桦、臧克家、魏钢焰……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丁玲的名字！
丁玲是1957年错划的文学界最大的右派，她获改正后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成了一条引人关注的大新闻。吴家石向我提供了一个与此有关的情况，就在文代会期间，丁玲曾托人捎话给他的母亲李威，说阜平县抬头湾（即她当年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地）的老乡得知她复出后，到北京来看她来了，给他们家也捎来了不少红枣、小米等土特产，让李威有空到会上去取。这就是说，抬头湾的老乡来京之前尚不知萧也牧已经在9年前被迫害致死，他们还以为他的错案也已获得平反，理所当然地出席文代会呢！这也就是说，抬头湾的老乡一定和丁玲谈起了萧也牧。文代会期间开萧也牧的追悼会，她不可能一无所闻，来自全国各地的那么多的著名作家都出席了，作为老战友的她却偏偏没有参加，这就不能不引人深思了。
我问吴家石：“你妈去文代会上取抬头湾老乡留在丁玲那里的土特产了吗？”他回答说：“没有。”
我想李威不去见复出后的丁玲，肯定是怕提起1951年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挨批的往事。她丈夫就是从那时开始倒霉的呀！假如当初《我们夫妇之间》不挨错误批判，后来萧也牧就不会被错划为右派，到了“文革”，也就不会被迫害致死！祸根就是丁玲挑头批判《我们夫妇之间》种下的！
那么，丁玲当初为什么要挑头批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呢？她写《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背景呢？在萧也牧的冤案获得平反昭雪之后，他的亲密同事张羽、黄伊就着手编选他的作品集，并开始了准备为他立传的采访工作。他俩首先想揭开的，就是《当作一种倾向来看》的出笼之谜。张羽遗孀杨桂凤向我提供的资料中，有一封陈登科给丁玲的信－－
丁玲同志：
去你处两次，想问你一件事，全忘了。据讲，当年批肖也牧同志，是江青向你提出的，这件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希你回忆一下。详情由张羽同志和你面谈。
握手
登科 元月廿二日
丁玲当时暂时落脚在和平里文化部招待所，张羽持陈登科的信去找她，进招待所时，正好碰到当年的同事、《人民文学》编辑王扶从丁玲的房间出来。张羽向王扶讲了他来找丁玲的原由。王扶劝他说，丁玲是来京落实政策的，她的右派问题是改正了，但党籍问题还没有解决，正四处奔走，心情不好。她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呢，哪顾得上小武当年挨批的事啊！你就先别去打扰她，惹老太太不高兴了。王扶说得在理，张羽就没去敲丁玲的门，立即打道回府。陈登科的这封给丁玲的信也就保存了下来。
其实，在张羽持陈登科的信去找丁玲时，他自己头上还有一顶“叛徒”的帽子压着，正为申诉之事忙得焦头烂额呢！为萧也牧编作品选，先是黄伊提出来的，在与他磋商时，黄伊自告奋勇地说：“为小武编集的事，我来跑腿，你最后选定。我还年轻，有辆自行车可以跑遍北京城；你已年近花甲，又有冤案缠身，成集之前不多打扰你了。”为了征集萧也牧的遗作和征询编选方案，黄伊给全国各地上百位萧也牧的生前友好发了信。秦兆阳、萧殷、孙犁、马烽等老作家都立即回信表示支持，认为这是“功德无量的事”，要“当作昭雪冤案的工作来做，不单纯是纪念”。陈登科在回信中说：“接到你们的信，我非常赞颂你们的行动，因为你们所想所为是正义的……关于也牧同志的死，我曾听张羽谈过，前不久，《文艺报》在新侨召开座谈会时，我想也许有人会提到他，但失望了……”（王立道：《烛照篇－－黄伊和当代作家》第186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为了搞清楚当年《文艺报》大张旗鼓批判萧也牧的政治背景，陈登科就给丁玲写下了上述的这封托张羽面呈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