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淳先问：出版社的意见怎么样？我答：外审和社里都看了，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基本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他说：是的，我们也这样认为。又问：你知道吗？姚是毛主席点过名的。指的是1957年春。我说：是不是在一次内部谈话中，点名批评他的一篇散文《饮茶》（即《惠泉吃茶记》）。曾笑笑，点点头。我说，1957年以后，中央宣传部发过一个文件，有规定，姚写的是历史小说。再说，毛主席是称赞李自成的。又把《永昌演义》的情况说了一下。曾淳说：是呀，书，我们也认为可以出的，但要慎重。我赶快说，我们研究了三条“限制”办法：一、不宣传，包括不在报上登新书介绍；二、控制印数；三、稿酬标准从严、偏低。曾淳同志说：好吧，就这么定了。（《江晓天近作选》第25页）
有了湖北省委的明确态度，江晓天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1963年8月，42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终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分上、下两册出版了，首次印数10万。当姚雪垠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样书后，为了表示他对毛主席的敬仰，立即同妻子王梅彩一起，到武汉邮局给毛主席寄去一部。（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呈送毛主席的这一部书不仅没有石沉大海，而且还对他今后创作《李自成》竟起到了神奇的巨大作用。）尽管中青社事先定下了“不宣传”的“限制”办法，但据原《文艺报》资深记者阎纲回忆，他当年曾将他阅读《李自成》第一卷的肯定意见和了解到的有关反应，及时报告给侯金镜和冯牧二位副主编，“侯冯二位胆识兼备，一致称赞《李自成》一卷的创作成就，认为它在当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中无疑鹤立鸡群”（《三十八朵荷花》第398-39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经过商议，同意他在由他起草的以本刊记者名义发表的《一九六三年的中篇、长篇小说》一文中公开肯定了《李自成》第一卷的成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青社文学编辑室收到了二百多封读者来信，一致称赞《李自成》第一卷艺术性高，知识性强，特别是现实思想教育意义大，这一点，完全出乎江晓天的意料之外。于是，不得不一再加印，截止“文革”前夕，就突破了百万册大关。这也是姚雪垠先前连做梦都敢想的事。因此，对江晓天在逆境中不怕担风险，敢于支持和帮助他出版《李自成》第一卷，始终铭记在心。二十年以后，当他成就辉煌，闻名中外时，仍在其长篇回忆录中，带着深厚的感情说：“如果有人问我谁是《李自成》的伯乐，我只能回答说是江晓天。他是我在困难时期遇到的第一个知音。”（《学习追求五十年》第196页）
为《风雷》当责编与“利用小说反党”
1968年7月8日《人民日报》第三版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安学江”题为《彻底砸烂中国赫鲁晓夫篡党复辟的黑碑--批判陈登科的反动小说〈风雷〉》的“大批判”文章，并加了由姚文元亲自审定的长达500多字的编者按。该“编者按”说，《风雷》“肯定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亲自授意下炮制出笼的”，它披着“写农业合作化”外衣，大刮反革命黑“风”，大打资本主义妖“雷”。“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我们要谢谢陈登科等人的劳作，谢谢这些反面教员，他们使革命的人民懂得：阶级敌人是如何利用小说推行反党活动的，反革命分子是怎样耍两面派手法的……”显然，在《风雷》作者陈登科后面加上“等人”二字，首当其中的，就把《风雷》的责任编辑江晓天给“等”了进去，一夜之间，使他也成了“反面教员”。
江晓天回忆，那天的报纸是上午9点多钟送到的中青社的，他见好多人抢着看，议论纷纷，就预感事情不妙，等到快中午时，碰到黄伊，见他手里拿着一份《人民日报》，要过来一看，才知道一场灾难降到自己头上来了。果然，刚看完“安学江”的文章，一位同事就奉命来对他说：“你回去一趟，我们一起走。”他一听就明白，这是要去抄他的家、搜查所谓“利用小说反党”的罪证。出了中青社大门，又来了3位。幸好其中只有一位偏激的“左派”，另两位与他并无恶意，仅是奉命例行公事而已。尽管如此，进他家之后，那阵势还是把他的老母亲吓得瑟瑟发抖，年少的女儿靳虹更是害怕得直哭。翻箱倒柜搜了个遍，竟一无收获。于是，就通知他收拾行李，提前吃了晚饭到社里去接受隔离审查。于是，当晚他就住进了中青社东院的“牛棚”。关他的是一间只有五六平方米的小黑屋，除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桌和一把破木椅外，连只暖瓶都没有。室内潮湿，空气不流通，呛人的霉味令他感到窒息。细听说话声，他得知紧隔壁住的就是造反兵团的一号头目。室内的灯泡很小，虽然那时他的视力还挺好，但在那昏暗的灯光下根本看不了书也无法写字，只得早早躺下。睡不着觉，就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回想往事。他想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多次遇险，3次被敌人包围，却都没被抓住，没坐过敌人的牢，现在可好，却被几个造反派关进了这“小黑屋”。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风雷》当了一回责编，为何就成了“利用小说反党”的罪人呢？
“安学江”的大批判文章一开头就说，1962年，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代名词）赤膊上阵，特地指使他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之流：“回去之后，把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如果勇敢些，就把他编剧演，再勇敢些，就立碑传给后代。”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回到安徽后，找“工农作家”陈登科，“精心炮制”出了长篇小说《风雷》。
这显然是在捏造事实。江晓天记得很清楚，陈登科早在1956年就酝酿写这部小说了。那年夏天，陈登科来京出席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住在前门饭店，接到电话，他就去看陈登科。陈登科对他说到正在构思的一部长篇小说的梗概：一个在淮海战役中负伤，被抬担架的老农冒死救出的战士，抗美援朝回国后，当了连长，要求到地方工作。为了寻找、报答那位老农的救命之恩，选择了淮北地区，带头创建农业合作社的故事。书名叫《樱桃园》。他说记得契柯夫有个剧本也叫《樱桃园》，你改个书名吧，陈登科就说干脆叫《寻父记》吧。于是，他就与陈登科签订了约稿合同。不久大跃进起来了，中青社“放卫星”，他就报了10部长篇，柳青、梁斌、杜鹏程、王汶石、陈登科等作家的大名都列在其中。3年后，张羽去合肥，回来带了本《寻父记》的铅字印稿。中青社领导认为《寻父记》是写农村阶级斗争题材的，正合当时形势需要，就决定作为重点书稿，下大力抓。中青社有个传统做法，因社领导不看长篇小说稿，要求一部长篇小说稿在文学编辑室必须有三个人看，一、二、三审统一进行。这样，新派来的室主任就要他也参与《寻父记》的审看工作。发电报请陈登科来京后，室主任、张羽和他，一起住进西山八大处作协招待所，逐章逐节讨论商议了10多天，定下了修改方案。这时，因张羽要请创作假，室主任就让他来当《寻父记》的责任编辑。他坚辞，说《李自成》第一卷还有些工作没处理完，手头还有两部长篇稿要看，更主要是他为家事被撤职、降级，就是安徽农村问题扯起来的，《寻父记》将来一旦发生什么事故，联系起来算总账，他可实在吃罪不起。室主任说，你放心，不会有什么事，万一有事，也由领导承担。当时，他的留党察看两年处分刚撤销，他想到自小在淮河两岸长大，对《寻父记》中描写的淮北农村生活是熟悉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党的文学事业，有时就得承担一点风险，既然是领导上交下的任务，他就只好答应下来，同陈登科及其助手耿龙祥先住西山八大处作协招待所，后进炒豆胡同招待所，采取流水作业，交错进行的办法，于1963年底，完成了修改和发排工作，印出了征求意见本。因他们共同认为，小说反映的农村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是一场革命，所以就将书名改为《风雷》。？？？《风雷》征求意见本印出后，除送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人手一册外，江晓天还以中青社的名义，送了一份给分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因抗战期间，谭震林一直是他所在的新四军二师政委，他想争取老首长谭震林看看并写个序。但后来得知，谭震林太忙没时间看，江晓天又想起曾在中央党校同学的姚力文，听说他1959年毕业后，已调中办给胡乔木同志当秘书。姚力文是位热心人，很愿意帮忙，他打电话告诉江晓天，乔木同志到南方休养去了。他本人已调任刘少奇同志农业方面的秘书。中办有个地区研究组，专门研究农村工作问题，成员多是任过多年地委书记的老同志，他也可以请他们帮忙看看，要江晓天把《风雷》排印本寄3份给他。几乎同时，陈登科给江晓天来信，并附有安徽省委副书记陆学斌写给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的信，要求他们能看看稿子，提提意见。江晓天请作协的张僖同志把陆的信分别转交他们二位，各附排印稿一本。邵荃麟看过后即召江晓天面谈，对排印稿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姚力文告诉江晓天，他和中办地区组几位多年从事和研究农村工作的专家，都一致认为《风雷》在政策上没问题，并对陈登科深厚的生活功底大加赞赏。在正式出版之前，江晓天汇总了各方面的意见，又请陈登科来京，用了3个月的时间，对书稿作了第二次修改。由于江晓天很喜欢邓拓的书法，就请美编室的一位副主任去信请邓拓题了字。就这样，《风雷》（第一部）分上、中、下三册于1964年5月出版，首印9万册。
该书的创作和出版经过，正如陈登科后来所说：“《风雷》是一九五八年冬开始结构，第二年冬动笔，一九六0年五月底在宿县城完成初稿的，不但有时间、有地点、有人证、有物证，初稿的结尾上，全写明了完成的日期，而那些文痞们，为着向叛徒江青表示效忠，硬是昧着良心，甘愿充当叛徒江青的帮凶，诬陷《风雷》是在刘少奇亲自授意下炮制出来的。他们不仅将《风雷》挂上刘少奇的黑线，还牵上曾经担任安徽省主要领导工作的一位同志。而江青和姚文元，明明知道那位领导同志，是一九六二年春才调来安徽的，当我写《风雷》的时候，他还未来安徽，刘少奇怎么可能授意他呢？他又何能来策划我呢？除了谎言，除了陷害之外，还能找出其他言词来解释么？”（《关于〈风雷〉的一封信》，《人民日报1978年1月24日）
确实，“安学江”的谎言，对陈登科来说，并不难批驳。但在江晓天关进“小黑屋”时，有两张造反派办的小报，用心远比“安学江”的文章要险恶，并公开点了他的点。江晓天后来在《〈风雷〉的旋风》一文曾这样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