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天还没来得及把他调动的事告诉姚雪垠，就收到姚雪垠10月20日来信，说已找到一位可靠的负责同志转送给毛主席的信。关于书的出版问题，姚雪垠解释道，他原想只求主席批交国家出版局处理，这样，国家出版局会找中青社联系，但这位负责同志建议他“写明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免得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不清楚”，因中青社没有复业，不能出书。他犹豫数日，再三斟酌，最后是这么写的：“请主席将《李自成》的出版问题，批交中央主管部门处理，或直接批交人民文学出版社。”他还再次解释，“交别家出版，既不是我的心愿，也于中青的影响不好。但这事容易处理……”因姚雪垠给主席的信是10日19日发出的，所以他还关照江晓天说，“因目前结果不知，关于我给主席写信的事，不必对第二人谈。将来如蒙主席批示，只说我是直接由邮局寄给主席一信，不能谈另有渠道。”在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之后，江晓天当然清楚他建议姚雪垠上书毛主席的事要绝对保密。他把姚雪垠提及此事的两封信悄悄收了起来，连李茹都没有告诉。至于将来书究竟由哪家出的问题，他就更没有放在心上，因为到11月初，他就办完调动手续，准备去《中国文学》杂志社报到了。
从1951年创业起，江晓天到中青社工作已整整25年，创造过让同行不胜羡慕的辉煌，也经历了令自己黯然神伤的坎坷，最后被迫调离，临走之前，到办公室清理案柜里积存的文稿、笔记，想起如烟往事，他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11月17日上午，他在字纸堆里发现有部叫《冀鲁春秋》的长篇小说稿，见上边没有审稿签，说明收到后还没有看过，出于职业习惯，就随手翻看了起来。小说写的是他熟悉的抗战题材，生动有趣，一下子就把他吸引住了。这说明，当他果真要离开这个岗位时，还着实是有些不舍。不然，他早就回家了。可就在临近12点钟时，电话铃响了，他去接，原来是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丁盘石打来的，告诉他说：“王冶秋同志刚才在邀请五省区煤矿掘进队长座谈会上，讲到保护文物时说，有位写历史小说的老作家给毛主席写信，主席指示，给他提供方便条件，让他写完。看来这位老作家是指姚雪垠。”王冶秋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文革”开始后，“旧文化部”被“砸烂”了，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只留下出版局和文物局继续工作，并直接隶属国务院，而不归后组建的于会泳的文化部控制。文物出版社也是“文革”中少数有幸没有停业的出版社之一。丁盘石和江晓天相熟，又是近邻，知道他是《李自成》的责编，所以一听到这消息，就立即跑出会场给他打来了这个电话。姚雪垠的愿望果然实现了，而且这么神速，真令他兴奋不已。放下丁盘石打来的电话，没有转身，就拨号码找长途台，要武汉市委宣传部的电话号码，找文艺处长丁力。不到一个小时，电话接通了，他把这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了丁力，请丁力马上派人通知姚雪垠，让姚雪垠赶快给他回电话。下午3点多钟，姚雪垠的电话打来了，异常高兴，并一再说：“你无论如何到武汉来一趟，许多事等你来之后一起商量！”接完电话，他忽然觉得肚子有些饿，才想起还没顾得上吃午饭呢！
江晓天走出办公室，见一位从中青社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急急忙忙走进大门，说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找“革筹组”的领导，心想自己已调出中青社，“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没打听“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径直回家了。没想到晚上就有人到他家来告诉他说，张春桥把毛主席在姚雪垠信上的批示转给了国家出版局局长石西民，指定《李自成》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下午来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那位编辑，就是来要《李自成》第一卷的样书和第二卷稿子的。问他怎么办？接着，又来了好几位闻讯而至的中青社老同事，都希望他去武汉一趟。第二天一早，“革筹组”的头头，又亲自登门，请他去武汉找姚雪垠，把《李自成》第二卷稿子拿回来。许多共事多年的熟人也纷至沓来，向他央求：“快去找姚雪垠，能拿回《李自成》稿子，出版社马上就能复业，大家也就有个呆处了。这个机会丧失了，复业遥遥无期，我们就可能‘面向边疆、面向基层’，被处理走了……”他们都不知道姚雪垠给毛主席的信是怎么写的，只是相信江晓天能把稿子拿回来。可江晓天心里想，中青社和人文社作为兄弟出版社，“文革”前17年在长篇小说的出版上激烈竞争，但从没有发生过争抢稿子的不愉快事情，如今，自己已调离中青社，就更不能去干这样得罪人的事了。何况，人文社是在落实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批示呢？当初，自己之所以建议姚雪垠上书毛主席，完全是为了党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让他把《李自成》五卷写完，留下一部传世之作。至于由谁家出版，并不要紧，人文社是国家顶级出版社，对于任何一个作家来说，能在人文社出书都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当下政治斗争风云莫测，万一惹出点是非或风波咋办？到时候，“革筹组”的头头们肯定是不会承担责任的，为了《风雷》一案，早已领教够了。他思前想后，去与不去，犹豫了一整天，都没有当众吐口。吃过晚饭之后，几位共事多年的老编辑又找上门来，再次说：“老江，你有了去处，不用愁了，可中青社复不了业，我们都是拖儿带女的，今后怎么活？”就在他有些动心之时，晚上10点半了，“革筹组”派人把一张第二天去武汉的飞机票送来了，说：“明早7点半，车已派好，来送你去机场。”不容他再说什么了，他收下机票，一副份外的重担就这样落到了他的肩上。
无巧不成书。19日中午11点，江晓天飞抵武汉，刚走下舷梯，就看到姚雪垠站在出口处迎候，他感到有点惊奇，心想：17日下午通电话时，我并没有答应老姚立即来武汉呀！因此，他劈头就问姚雪垠：“你怎么知道我这么快就乘飞机来？”姚雪垠笑而不答，伸手拽过他，向他介绍一位来接机的干部，说：“这位是市文教局管文艺的副局长吕西凡同志。”江晓天愣了，一时不知怎么一回事儿。吕西凡当即问他：“您认识韦君宜同志吗？”他回答：“当然认识了。”吕西凡又问：“她是不是和您乘这个航班来的？”他说：“没见到。”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吕西凡和姚雪垠原本是来接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的，但他们都不认识韦君宜，也似乎不相信韦君宜没乘坐这次航班，一直等到40多位乘客全下完飞机，果然没有韦君宜，才对他说：“请上车，宾馆已安排好了，你们住在一处，有事好商量。”那年月，落实最高指示不过夜，他当即判断，一定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头天先给武汉市文教局发来了电报，结果后来未能买到飞机票，让他捷足先登了。于是，他连忙向吕西凡声明：“我是作为老姚的朋友来的。因为我曾是《李自成》一卷稿的责任编辑，这两年又看过二卷全部稿子，有些具体修改意见和建议，信中没法详谈。现在，毛主席批示下来了，大家都很高兴，希望尽快把二卷改好出书，我就更有责任来一趟，和老姚商量一下二卷稿修改问题。谢谢你们的好意好排，我就不到宾馆去住了。”姚雪垠心领神会，说了句：“老江住我家。”话刚落音，丁力乘车赶到，他显然是代表市委宣传部来接韦君宜的，恰好给了江晓天以交通方便的好机会，他和姚雪垠一起向吕西凡告辞，坐上丁力的车子，出机场进城。
到了姚雪垠家，姚雪垠才告诉江晓天，帮他上书毛主席的人，是原先中共武汉市委分管文教的书记宋一平。宋一平复出后，于1975年调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并参加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是宋一平把姚雪垠给毛主席信，通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任胡乔木报送给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再转呈毛主席的。而主席作出批示之后，并没有直接向姚雪垠传达，而是头天他才得到通知，去接来武汉取稿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韦君宜同志，压根儿不知道江晓天也忽然飞来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17日下午派编辑到中青社没取到稿子，再派人到武汉来直接向姚雪垠要稿子，这本在江晓天的意料之中，但他怎么也没有料到，竟然是韦老太（文学界对韦君宜的尊称）亲自出马，这就大大增加了他处理此事的难度。他对姚雪垠说：“韦老太今天不到，明天就一定会到。她是人文社的主要负责人，又有中央的指示，而我1951年初调到团中央出版委员会工作时，她是宣传部副部长，《中国青年》总编辑，是我的上司。她亲自来，不见面，有失对老上级的敬重，见面，又无法谈。我已调离中青社，既不能代表中青社答应将《李自成》给人文社，也不能说一定要给中青社。老姚，现在只有你出面说话了。”姚雪垠也感到左右为难，说：“我虽然在给毛主席信中表明可以‘直接批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处理’的态度，但那是在中青社‘能否复业、何时复业，至今音信渺茫’背景下作出的选择，如果中青社复业了，我当然愿意同中青社继续合作啦！”整整-个下午，江晓天反复琢磨姚雪垠致毛主席信的全文，终于形成了一个借毛主席批示的东风，推动中青社尽快复业的构想。吃晚饭前，他对姚雪垠说：“你写两封信给我带着，一封给张春桥，一封给石西民同志，把中青社与你的关系，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才考虑给人文社的，细说清楚。我明天就回去，如果很短时间解决不了中青社的复业问题，二卷只好给人文社出。这样，咱俩都好交代，中青社也不会怪我，人文社对你也会满意。”姚雪垠不大相信中青社拖了几年的复业问题能够在几天内得以解决，有些迟疑。江晓天进一步为他作了前景分析：“张春桥、姚文元对文艺界和出版界控制得很严。《李自成》惊动了毛主席，其影响远不止是一部书稿的问题，他们不会撒手。但对出版局，他们控制得还没能像上海那么严。人文社社长严文井、总编辑韦君宜都是文艺界的老人。而中青社是归团中央管的，团‘十大’筹备组的头头谢静宜，可是他们的铁杆，估计让他们批准中青社立即复业来出版《李自成》是有希望的……”姚雪垠觉得他的分析有一定道理，答应晚上就把给张春桥、石西民的信写好，但希望他不要明天一早就飞回北京，还是等韦君宜来了和韦谈过后再走。为了不使姚雪垠为难，他就答应等一天再回北京。
20日上午，姚雪垠随吕西凡等去火车站接韦君宜，午饭时分回到家中，告诉江晓天，说已经同韦君宜谈过了，局面有点僵。还说丁力希望他能直接与韦君宜面谈一次。吃过午饭，他找到丁力家，详细说明了他不便与韦君宜见面的原因，同时建议：《李自成》的出版问题涉及中央两家出版社，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个难题推给北京，由两家出版社领导和国家出版局一起协商解决。丁力赞同这个建议，并答应向市委汇报。傍晚，姚雪垠告诉他，韦君宜下午来过了，很焦急，开门见山就说这是国家出版局交待的任务，希望姚雪垠予以支持。姚雪垠非常理解，但坚持要考虑他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历史关系。韦君宜则咬住一条不松口：“中青社还没有复业，怎么能谈出版！”江晓天心急火燎，晚饭都没吃，就去了火车站。火车18点开，21日下午3点多到北京，下了车就马不停蹄赶到团中央，向团“十大”筹备组副组长王道义作了汇报。王道义让中青社赶快写份申请复业的报告，由他们上报党中央。22日，中青社将由江晓天口授的申请报告一早送给王道义。报告称：《李自成》第一卷由中青社出版，二卷稿中青社也已看过。作者本人也愿意继续与中青社合作。基于这些原因，中青社申请复业，以承担《李自成》第二卷的出版任务。复业后的领导归属问题，提了三个方案：一、鉴于团中央领导机构没有正式成立，复业后归国家出版局领导；二、由国家出版局与团“十大”筹备组共同领导；三、由团“十大”筹备组领导。25日下午4时半，团“十大”筹备组打电话告知“中央已批准，于一小时后把批件送到中青社”。江晓天看到了批文的复印件，报告是姚文元先批的，他在一、二两个方案在划上×，勾出第三方案，写了“同意”二字。张春桥批“同意姚文元同志的意见”，还有好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都画了圈。中青社立即拍发电报向湖北省委宣传部、武汉市委宣传部和姚雪垠通报消息。此时，韦君宜还在武汉，姚雪垠立刻到旅馆面见韦君宜，向人民文学出版社表达深切的感谢和歉意。
11月28日，国家出版局正式发出通知：《李自成》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别的出版社不能出版。为了《李自成》第二卷的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复业比共青团中央正式恢复整整早了3年。为此，中青社的老同事们对江晓天都分外感激，奔走相告，并齐声赞叹：“一部书救活了一个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