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烈火中永生》座谈会以后，我去西南、西北地区组稿时，又到重庆。我去重庆的目的，除了组织革命回忆录和传记稿以外，主要是向《在烈火中永生》的作者汇报作品在读者中的影响，以及读者的要求，同作者进一步交流思想，交换意见；同时，受二编室委托，顺便向他们了解一下关于小说《禁》的写作进度。另外就是向陈联诗同志催要她的回忆录。
我于1959年4月11日晚抵达重庆，住在重庆团市委。听说罗广斌、杨益言已从2月起，由重庆市委批准，得到三个月的创作假，现在正在埋头创作。次日清晨，我到他们的住处去访问，看到罗、杨二人正关在楼房尽头的一间狭长房间里紧张地工作。他们把已写好的章节给我看。罗广斌谦虚地说：“我们本来不会写小说。可是想起死难烈士的遗言‘只要这里能有一个人活着出去，就一定要把这座人间地狱的真实情况告诉全国人民！告诉人们，我们是怎样和美蒋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我们的心就不能平静。”罗广斌说：“他们见我们年轻，就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亲历的事详细告诉了我们。我们是幸存者，有责任完成他们的委托。虽然我们不会写，但也要学着写。本来是想写点材料给专业作家写作时作参考，但没有人承担，只好由我们执笔了。看来，作报告还容易，一动笔才知道比我们早先设想的要复杂得多。新的困难又需要我们去解决”。
？下午，我到重庆文联访问了陈联诗同志。这位饱经风霜、面容憔悴的传奇人物在会客室里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我。她把她写的20万字的回忆录交给了我。晚上，我和罗广斌谈起陈联诗的回忆录，引起了他的强烈兴趣。他要我迟半天寄往北京，让他当晚先翻阅一下。[在我1959年的记事本上这样写道：4月12日访曾克、陈联诗同志。拿到稿（注：陈联诗自传），晚交罗、杨先看。晚访廖伯康同志。4月14日，给江（晓天）发信（注：寄稿）。罗广斌后来在信中告诉我，陈联诗就是他在小说中创造的双枪老太婆的原型。回想起来，这位面庞清癯，看上去质朴、文弱的老人，原来竟是当年华蓥山地区神出鬼没、威震敌胆的中华英杰。在重庆期间，适逢团中央学校部在那里开会，与会同志以及几位越南友人要参观“中美合作所”旧址，罗广斌特来约我同往。我有机会亲眼观察了《在烈火中永生》中描绘的“特区”场景：歌乐山的复杂地形，曲折的盘山公路，隐伏在山坳上的白公馆，袒露在山峦环抱中的渣滓洞。当年敌人的电台、射击场、酒吧间、舞厅，已随着他们的失败而销声匿迹，但他们留下的围墙的断垣、残破的岗楼、碉堡以及迫害爱国志士的各种刑具，却作为美蒋反动派血腥罪行的见证，供人们参观，提醒人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车过白公馆时，罗广斌告诉我，那里现在还关押着一些战犯，所以不让参观。他诙谐地说：“这也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
？进渣滓洞后，我和罗广斌及团市委学生部长陈家俊一起到旁边一个残留的岗亭下合影留念。后来，罗广斌曾告诉我，陈家俊和他在西南学院，在秀山中学曾长期并肩战斗过，他在小说中写的成瑶，就是以她作模特儿的。（《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
张羽欣然接受为《禁锢的世界》当责编的任务之后，认真读了总计约80万字的第一稿和第二稿。他感到可喜的是，作品描写的生活场面比《在烈火中永生》宽阔了，虽人物众多，但刻画细致了，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奇特引人了。然而，对于监狱的日常生活描写，作者还没有完全从低沉的基调中跳出来，总的感觉，正如作者后来认识到的：“满纸血腥，不忍卒读，让人喘不过气来。”为此，张羽在编辑部专门为《禁锢的世界》第三稿召开的座谈会上，就《结构与布局》、《开头和收场》、《暴露与歌颂》、《人，英雄人物，英雄形像》、《江姐和许云峰》等问题作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发言，代表编辑部对小说的进一步修改和补充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与此同时，沙汀和王觉同志也反复读了第三稿，又给罗广斌、杨益言出了许多好点子。1961年9月中旬，罗广斌和杨益言带着川渝两地众多同志的意见，再次来到北京，住在出版社宿舍，准备对书稿做最后一次修改。张羽为了便于和他们交流情况，及时解决问题，也搬进他们的宿舍，3床、3桌依次摆开，进行流水作业：杨益言先改出第一遍稿，交给罗广斌修改；罗广斌改定后再交张羽加工处理；张羽对稿件进行推敲、订正、删削或润饰后，再交罗、杨传阅；三人都认可后，即作为定稿，等待发稿付排。几乎每个晚上，三人都是彻夜工作，直到天亮以后，才各自上床，蒙头睡觉。
在这一次修改中，张羽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据他在《我与〈红岩〉》中回忆：这一稿“除一般性修改的章节外，重新构思、重新写作的部分约有10万字，可见修改工程之大。”“我和罗广斌合作得非常得心应手。在修改过程中，对有些设计，我提出几个方案，任他挑选。他很机灵，很快就从里面挑选出一个最佳方案。我们两人总能达到高度的一致，同他的合作是十分愉快的。”“我们既是以编辑和作者的身份谈业务，又是作为战友和至交谈生活，谈创作，交流思想，切磋技艺，直面问题。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使用过外交辞令，而是推心置腹，以诚相见，各抒所思、所想。和老罗的合作，是我数十年编辑生涯中最令人难以忘却、最值得回味的一幕。”1983年，他在业务自传《我的编辑和写作生涯》中还曾这样描述：
初冬时，杨益言因事先走，我陪罗广斌完成定稿，在12月9日凌晨我们改完最后一页时，罗广斌感慨地说：“我们这样的合作，使我改出兴趣了。如果现在能再给我时间，我愿意全文重写一遍。”我对他说：“改无止境，为了纪念党的四十周年，现在的面貌，可以出版了，将来再版时还可能修改。”
（《张羽文存》第80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出版）
正式发排之际，用什么作书名，又煞费苦心。当时，编辑部和作者拟有《地下长城》、《地下的烈火》、《激流》、《红岩朝霞》、《红岩巨浪》、《红岩破晓》、《万山红遍》、《嘉陵怒涛》等十多个名字。经反复斟酌，最后一致商定，并报请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批准，取名为《红岩》。这是因为重庆的红岩村，曾是党中央代表团的驻地，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也曾在此居住。给这部小说取名《红岩》，就意味着国统区的人民是在党的光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和指引下，同美蒋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才迎来了大西南的解放和革命的伟大胜利。
从《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上发表，到《红岩》的最后定稿，历时近5年，中青社的江晓天、萧也牧、张羽、黄伊、王扶、毕方、王维玲等编辑，都不计个人得失，为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功付出了辛劳，可以说，这部书稿不仅是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作的成果，也是这群文学编辑心血的结晶。这对于作者和编辑来说，都是一段难忘的岁月。江晓天1993年在《早该还历史真面目》一文就写到，“1961年底，《红岩》定稿发排后，罗、扬要回重庆，新来的编辑室负责人要为他们饯行，在萃华楼饭庄请吃饭，要大家凑分子，每人10元，多一人多摊一分，这才找到了我。当时，我工资每月降了50多元，一切待遇都取消了，全家老小五口粮食定量都降低到最低的25斤，老母、妻子儿女陷于异常窘困、饥饿中，10元几乎是我全部工资的百分之十！为了面子，我当时咬咬牙答应了。晚饭后，罗广斌提出要到我家坐坐、聊聊。我当时住在演乐胡同，很近，不好拒绝。陪同他去的有张羽，杨益言是不是一起去了，记不清了。我一无所有，只好用白开水招待，唯一有的三根劣质香烟，罗、张、我一人一支就抽光了。罗广斌对我说了一通客气、感谢的话，1960年那次谈的修改意见，对他如何有帮助。身陷逆境的人，对不歧视、不忘情于自己的人，总是忘不了的。”
《红岩》于1961年末问世后，立即激起巨大的轰动效应，很快发行到百万册以上，尤其是在我国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遍及城乡的“《红岩》热”在鼓舞人民群众和广大青少年的斗争精神方面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红岩》出版时，虽然根据重庆市委的意见，刘德彬“暂不署名”，但罗广斌仍把刘德彬视为作者之一，他主持将稿费的一小部分由三人均分，并将大部分稿费以他们三人名义交作党费及捐助烈士遗属。1962年秋，罗广斌、杨益言到北京听取中宣部、全国文联、团中央有关领导及一些著名作家对《红岩》的意见。10月7日，罗广斌在写给妻子胡蜀兴的信中说：“中宣部对刘德彬很关心。据谈，周扬同志曾说，刘德彬以生命参加了斗争，为革命流过血，又参加过《红岩》的写作劳动，组织上对他应有个全面的估计才对。中宣部的同志很同意并且鼓励我们同老刘长期合作，搞集体创作，还谈到苏联有三个同志曾长期集体创作，迄未分开，搞了一辈子，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何蜀《刘德彬：被时代推上文学岗位的作家》，《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2期）按照中宣部意见，1962年12月，刘德彬就被调到重庆市文联任专职创作员，接受的任务是同罗广斌、杨益言一起创作《红岩》的“前续”。从这时起，他走上了专业文学创作道路。因此，当196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小说《红岩》改编为电影时，他和罗广斌、杨益言一起，被邀请到北京讨论改编剧本，提供素材。于蓝主要是从刘德彬介绍的江竹筠的事迹和形象、性格来塑造影片中人物江姐的。以后，她同刘德彬保持了长久的友谊。
始料不及的是，“文革”运动开始不久，《红岩》的主要作者罗广斌竟成了“叛徒、特务”，于1967年2月10日被造反派整死了。杨桂风告诉我，2月23日，躲避造反派组织追捕的刘德彬和杨益言逃到北京，把罗广斌从被绑架到惨死的经过告诉了张羽。刘德彬还对张羽说：“他们造老罗的谣，一是说他是叛徒，二是说他‘文革’中是政治扒手，三是说《红岩》不是他写的，是重庆的一个右派分子写的。历史上的事，‘文革’中的事，重庆的同志清楚。关于《红岩》写作问题，出版社清楚，你们应该站出来说话，帮助澄清。”听完刘德彬的话，张羽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和命运，已经和《红岩》及其作者、甚至电影《烈火中永生》编导、演员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他当即答应，尽快写一份有关《红岩》创作、出版情况的材料，上报中央。
在中央美院附中的学生宿舍与刘德彬、杨益言秘密会见之后，张羽就赶到萧也牧家，向萧也牧通报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闻讯而来的，还有周振甫、陈斯庸、严绍瑞、施竹筠等文学编辑室的老同事。他们纷纷表示，甘愿冒风险，仗义执言，去为屈死的罗广斌作证。他们除当场草拟了一纸关于罗广斌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写作《红岩》的真实情况的证明外，还商定，立即编辑出版《红岩战报》，发出正义的声音，为罗广斌雪冤。萧也牧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红岩战报》的编辑工作。杨桂凤向我提供了张羽生前珍藏的一份《红岩战报》第一期。我看到，《红岩战报》第一期是1967年4月15日出版的。报头上的毛主席语录十分醒目：“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我想，萧也牧当年选用这条语录，无疑是要标明《红岩战报》的办报宗旨和这群文学编辑保卫新中国革命文学成果的坚强决心。但他未必会料到，他高举先烈的旗帜、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竟然果真在这场《红岩》保卫战中付出了血的代价，以至宝贵的生命……
据杨桂凤介绍，在那场《红岩》保卫战中，冲在最前面的，一直是张羽。在首都大专院校举办的为罗广斌申冤的大会上，他作了《不许污蔑〈红岩〉》的长篇讲话，近8000字的讲话稿，全文刊登在《红岩战报》第一期上。《红岩战报》发行数十万份，传遍大江南北，深受广大《红岩》读者的欢迎，给颠倒黑白、造谣诽谤者以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他和中青社的一群老编辑一起，先后把罗广斌的妻子和儿女，以及刘德彬、杨益言接到中青社保护起来，在生活上予以种种照顾、关怀，帮助他们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曾想借《红岩》中的江姐形象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江青，突然在1968年“3.15”四川问题会议上说：“现在有人在给罗广斌翻案”，“我们已经查实了，从华鎣山出来的人都是叛徒、特务，没有一个好人。”这样一来，《红岩》就成了江青钦点的大毒草，中青社的一些人立即在军代表的支持下，成立了追查《红岩》反革命事件及清查罗广斌叛徒集团专案组，在追查“在萧也牧家中开的黑会”的同时，专案组长率先贴出大字报，公然道出：“叛徒张羽伙同叛徒罗广斌、杨益言炮制了大毒草《红岩》”，“张羽是专门为炮制叛徒文学、为叛徒树碑立传的大叛徒”……紧接着，是非法审讯、公开批斗，无休无止的折磨。在专案组长亲自指挥的一次批斗会上，张羽被扭断了左肱骨。随后是持续9年下放“五七”干校的劳改生活，他每月只能领取20元生活费，直落得妻离子散、孑然一身，形影相吊。
“四人帮”垮台之后，罗广斌、萧也牧及刘德彬的冤案相继平反，《红岩》也得以重新出版，累计印数超过700万册，成为建国后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优秀长篇小说。遗憾的是，由于某些人作梗，张羽连续30余次为“叛徒”冤案的申诉，到1989年5月才由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亲自批示、团中央机关党委常委一致通过，恢复了他1938年党籍，冤案彻底平反，加上江晓天、毕方、张羽、黄伊等编辑出版《红岩》的重要见证人都未能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致使《红岩》再版时，不仅刘德彬依旧未能得以署名，而且当年追查《红岩》反革命事件专案组的组长，竟然恬不知耻地成了这部红色经典的“责任编辑”……吴家石给我送来的这封萧也牧写给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约稿信，不就是证实《红岩》由来的一份弥足珍贵的资料吗？它提醒我们，曾为写作和保卫《红岩》这部红色经典付出心血以至生命的刘德彬、张羽、萧也牧，如同《红岩》塑造的革命先烈形象一样值得敬重，更不能将他们久久遗忘。
2008年11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