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丁玲发表《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的《文艺报》第四卷第七期上，还刊出了该报记者的《记影片〈我们夫妇之间〉座谈会》。此文一开头就介绍，是“《文艺报》编辑部与电影局编导同志们邀集了文艺界一部分同志，看了这部电影，并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会议推丁玲同志主持，应邀出席的有：严文井、钟惦棐、袁水拍、王震之、黄钢、葛琴、吴祖光、瞿白音、干学伟、伊明、贾霁、羽山、汤晓丹、杜谈、陈涌、柳青、韦君宜、吴一铿、刘宾雁诸同志及《文艺报》编辑部同人。”
从与会的名单来看，在文学界和电影界，都是很有影响的重量级人物，共推丁玲来主持，可见丁玲在当时所处地位，确实尤如文坛的“总司令”，无论多有名的作家、艺术家，也都得听从她的调遣。但是，有的人（如中国青年报文艺部主任吴一铿和刘宾雁）不得不来，来了却一言不发。最机敏的莫过于吴祖光，凭他与夏衍的私交，肯定知道，这部电影是受到夏衍的好评并由夏衍推荐公映的，因此，他拖到会议临结束时他才勉强表了个态。尽管仅说了几句话，却很耐人寻味。他张口就先声明：“我没有看过电影，来参加开会是想来学习一下。”这分明是说，他不是来批判这部影片的，而是不得已来“学习”的。接着，他又说：“我听了大家的发言后，从自己想，觉得自己也可能犯这些错误。因为我看萧也牧作品的时候也觉得挺新鲜，挺有趣，虽然觉得李克这一人物有缺点，绝对不足以作为我们所最尊敬的共产党员来看，但总是对这一小说发生了兴趣的。”话里有话，骨子里他还是喜欢这篇小说的，根本不会想到，丁玲出面召集这个会，是要把这场批判“一种倾向”的运动推向高潮。
当然，多数与会者，还是把准了丁玲的脉，与她口径一致地由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批到郑君里编导、赵丹及蒋天流、吴茵主演的《我们夫妇之间》的。如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创作所所长王震之就说得很明白：
据说在上海最受欢迎的是萧也牧的作品，《我们夫妇之间》的所以拍摄成为电影绝非偶然的，郑君里同志也就是因为：“这作品与我有共鸣！”所以这里底问题是很明白的，我们必须指出一切披着无产阶级思想的外衣而宣传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东西，这是当前文艺创作中应该展开的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这样的讨论，将会使我们在识别无产与非无产的分野上，认识得更清楚起来。
王震之还煞有介事地说，郑君里在影片中把“许多小市民的看法集中地、形象地表现出来，这种对党的事业及其干部的歪曲看法到了无可容忍的地步”。电影剧作家赵明则更显得义愤填膺：“这部影片的问题很大，很恶劣，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工农兵诬蔑，共产党的诬蔑。”
丁玲在做座谈会总结时，又补充发挥了公开信里的意见：
有人问，萧也牧生活在解放区多年了，为什么还会对这样人物和生活加以歪曲呢。我以为毛主席的话是可以说明的：“……不爱他们（指工农兵）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他们有时也爱这样的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萧也牧同志写了这样的小说，在他个人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这小说竟有很多读者，也摄电影，问题就不只是他个人的，因此就不能忽视这种倾向的危害性。
最后，她还强调：
类似这种倾向的影片，我以为还有不少。今天这个会，也不过是一个开端。
这个“开端”阵势不小，刊登在《记影片〈我们夫妇之间〉座谈会》之后的，是贾霁的文章：《关于影片〈我们夫妇之间〉的一个问题》。加上丁玲的“公开信”，这期《文艺报》竟然用了14个版面，几乎成了批判萧也牧的专号了。虽说贾霁的文章上纲上线并没有超过丁玲在座谈会上总结发言的高度，但贾霁在当时也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第一篇文章《不足为训的武训》就是出自他之手。而在这之后，他又随江青赴山东调查，是经毛泽东修改发表的《武训历史调查记》的执笔者之一。调查团7月返京，这篇《关于影片〈我们夫妇之间〉的一个问题》8月11日就在《文艺报》上刊出，显而易见，贾霁当时在电影界已经充当了一个“御用”的枪手。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清楚地记得，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就是江青授意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发表开始的。原来，这种从政治上将文艺作品上纲上线，把作者“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早在建国之初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批判以萧也牧为代表的“创作倾向”时就发明了。只不过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批判以萧也牧为代表的“创作倾向”的运动前后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丁玲、贾霁等来自老解放区的作家和文艺评论家，并没有像姚文元那样陷入江青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成为历史的罪人罢了。
几乎与召集批判电影《我们夫妇之间》座谈会同时，7月31日丁玲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作第二学季“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单元学习总结的启发报告时，要求学员们“从《武训传》、《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里，讨论无产阶级的，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为害人民的东西。”说“上海认为萧也牧是解放区最有才华的作家，其次是秦兆阳，认为萧也牧的作品有工农兵，又有艺术。人家反对我们，不是从内容上，他们不敢，而是从形式上反对我们，认为缺乏爱，缺乏感情，缺乏人情味。”那些天，她以批判萧也牧为代表的“创作倾向”为契机，在讲话中公开点名批判了一系列作品：朱定的《关连长》，“专门去找坏的东两，夸大甚至造谣”，“故意出解放军的洋相”；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虽写的是小资产阶级，但就以小资产阶级的面目出现”；卢耀武的小说《界限》，“也是不好的作品，不仅是面貌，连它穿的衣服都是资产阶级的”；《人民文学》上的《烟的故事》，“也是坏作品”……（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附录》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出版》）
就这样，在丁玲不断的发号施令下，从“不过是个开端”迅即扩展成了一场运动。9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第四卷第十期上，就在“读者中来”栏目中刊出了《对批评萧也牧作品的反应》。《编者按》说：“在《文艺报》上展开了关于萧也牧创作倾向的评论后，引起了各方面读者的重视和广泛的反应。在我们陆续收到的许多读者来信中，一致地肯定了批评这种不良的创作倾向的必要，许多读者，还联系自已的思想，指出萧也牧作品所以获得一部分读者欢迎的原因，有的则指出了萧也牧的作品在群众中所起的不良影响。”所谓的“不良影响”是什么呢？第一篇读者来信的标题就是《不良影响侵蚀了工人作者》。这封来信说，《石家庄日报》发表了一篇工人作者吴燕写的短篇小说《好同志》，因他觉得萧也牧的作品“引人入胜”，受其影响，“就借上了《我们夫妇之间》中李克的情感”，“凑了一堆《我们夫妇之间》的话”，写完了自己的小说。为此，“这篇作品不久便受到严格的批评”。来信末尾还这样说：
由此可见，萧的作品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不但给广大读者散布了不良影响，而且，这种违背毛泽东文艺方针的创作思想，不顾生活的真实，而追求低级趣味，损害劳动人民的形象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倾向，也侵蚀到我们工人作者中来了。因此，进一步展开对萧也牧的创作倾向作严肃的斗争，与肃清它在作者读者中的不良影响，这是我们的重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