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明同学想不起爸爸妈妈曾经向他道过歉，但他对父母惯用的“高压”手法极为熟悉。他说，爸爸、妈妈每年给他不少压岁钱祝愿新年快乐，但他更想让爸爸妈妈听听自己的心里话，对自己表达的乐西作出反应。
-立高中男生回记说：“上初中时有一次我的作业迟交了，被老师罚停课。父母知道后认为我不昕老师话，把我臭骂一顿。我不明白，因迟交作业，老师和家长就这样对我，而不是跟我好好谈心，让我吃一堑长一智。难道因为他们是老师、家长就可以这样？这件事像一道阴影笼罩了初中三年的学习生活，使我非常自卑。”
福州有关教育部门对小学四到六年级学生做的一项题为“我害柏……”的调査结果显示：小学生害怕之首是考试，排在第二位的是怕父母和老师。原因是孩子怕老师当着同学的面不留情面地批评，怕老师向家长告状；柏家长不分青红皂白对自己或打或骂。
记者同时对一些家长进行采访，发现“家长权威”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张先生是位中学教师，他说：“我的小孩在茶园山小学念书，今年三年级。在家里，我们有时也锗怪孩子，事后觉得有点后悔，但都是心里想，一般不会向孩子道歉。家长嘛，毕竟还要有一点权威。”林女士是一个13岁孩子的母亲，她说：“向孩子赔礼道歉，我们从没想过。家长干吗要向孩子道歉？”
福州市教委一位同志说：“孩子的心是柔弱的，经不起伤害。”他提醒道，“老师和家长都应尊重孩子的人格，给孩子平等对话的机会，给他们创造一个平等、宽松的成长环境。”
子女成才路上的“殉道者”
1997年3月，我在《中国青年》杂志策划并主持了一次题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母》的问题讨论，这次讨论，首先引发于我的朋友郭盖一篛来自北京“陪读村”的釆访报告。最初，郭盖向我谈起北京“陪读村”许多家长的陪读故事时，我的心灵遭受了一次强烈的震撼，进而是一种说不出的悲哀。这种震撼和悲哀交织着冲击着我，促使我以编辑的身份策划并约请郭盖写出了这篇关于北京“陪读村”的采访报告，我给这篇报告起了这样一个题目：《子女成才路上的“殉道者”》。
为何要起这样一个题目呢？我以编者的身份在采访报告写下了这样的题记：“殉，本是指因为维护某种事物或追求某种理想而牺牲了自己的工作、事业乃至爱情，我们权且将他们称为殉道者。”
现在，就让读者跟随我读一读郭盖这篇至今仍震撼着我并让我悲哀的采访报告吧--
在北京西城区鲍家街43号，坐落着我国音乐的最高学府一中央音乐学院。校园内新老建筑共存，看上去让人感到凌乱。更为特殊的是，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原因，这座音乐学府的附中、附小家属楼都在一个院内。由于校园的局限，大中学生们共用一个球场。附小的学生们，则只能插空进行一些体育锻炼。
环境等方面的原因，给学校的教学及生活管理带来了很多麻烦，同时也给很多附中、附小学生的家长带来了深深的优虑。要知道，能够从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学生中过五关斩六将杀进这所音乐圣殿的学生，何其不易。哪一个孩子的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儿女能顺利地度过令人心神不安的一年试读期、顺利地升入中学直至大学，然后进入乐团或出国深造？为了能够顺利地达到这个目的，从80年代至今，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入音乐学院附中、附小的学生家长们，纷纷在音乐学院乐门外的一片杂乱不堪的居民区中凭屋而居，以便就近照顾他们的孩子们。由于经济的原因，他们租住的房子往往是当地居民在自己的正式住房前自建的七八平米的小房子，甚至是四五平米的小厨房。为了他们的儿女，这些三十多岁或四十出头的父亲或母亲，除了原单位不景气下岗待业的，有办法给自己办一个病休的，绝大多数辞去了自己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放弃了自己年富力强的大好时光，用以换取儿女的成才。同时，他们也放弃了正常人的夫妻、家庭生活。他们的这种奉献，给当代子女教育留下了极为沉重的一笔。
考入这所学院的，有很大一批人釆自东北三省和山东，因此陪读的母亲和父亲也大多来自这些省份。因此有人把这些陪读家长居住的地界叫做“陪读村”。享誉世界的青年小提琴家吕思清，就是出自这个“村”。来自山东青岛的吕思清在音乐学院学习时，他的父亲满头乌发，身板挺拔，离开北京时却双鬓斑白，老眼昏花，背驼腰弯……今天，一部分陪读的家长已经成为历史，另一部分陪读的家长却正在书写他们的历史，历史应该记住他们！
宁凤兰：“我和他爸下乡插队回来就攒钱，在孩子1周岁时就给他买了一架钢琴。我们都没有出息，想让孩子出点儿成绩。”
来自哈尔滨的腼碘少年赵光耀，1996年考上音乐学院附中，专业是贝司。他40岁的母亲宁凤兰来北京陪他。他们在音乐学院东门外租了一间小厨房。宁凤兰原来在一家工厂当工人，后来那家工厂不景气，让工人回家待业，并且停发了生活费。他们娘俩的生活全靠当小学教师的父亲工资和业余时间干些杂活的收入来维持。
宁凤兰：我和他爸下乡插队回来就攒钱，在孩子1岁生曰时就给他买了一架钢琴。他爸爸喜欢音乐，现在是小学音乐教师，他想干专业没干上，愿意让孩子搞音乐。孩子5岁开始学键盘，后来觉得学钢琴的太多，竞争激烈，改学贝司吧。他爸给他在黑龙江省歌舞团找了个老师学了一年多。
4月20号考试，我们2圬27号到的北京。4点半下了火车，7点钟把孩子安置在一个熟人开的饭店，我们就出去了。从7点多出来到晩上9点多也没找到房子。走到中央电视塔这儿，桥下有个自由市场，我说干脆下去吃碗面吧。向周围一看，有很多平房。我说就在这儿打听打昕。他爸不好意思问，我说我问。吃完饭边走边问。有入一看外地的，就说没有没有，把我们轰走了。后来问到一个老太太，我说我们是陪孩子来考试，想租间房子，把身份证拿给她看。她说有间房子8平米，月租350元。我们给租下来了，让孩子开始复习。
我们还算顺利，一下子就考上了。哈尔滨有个女孩叫梁苹，考了3年没考上，连租房子再交学费，听说家里房子都卖了，也没考上，回去了。我们都没什么作为，想让孩子出点儿成绩。家长来陪着，一是对学习有利，二是怕被有些孩子拐带坏了，毕竟孩子还处在是非不分的年龄。这个学校一些孩子穿讲名牌，旅游鞋一千多一双。我要有那么多钱，我不会给孩子这么花，这样孩子不会珍惜家长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他爸为了挣钱晩上到酒店去伴宴，现在这个活也没了，哈尔滨大酒店都不景气，养不起乐队。他爸业余修修琴，一些朋友帮着找点活干。附中的这些孩子，你说他明白，他做糊涂事，你说他不明白，他什么都知道。正是这个年龄，不陪不行。
孔怡欣：“我现在觉得我不是这个大社会中的一员，把希望全寄托在孩子身上。所以有好多人说，哎呀你真伟大。我说谈不上。我总觉得我现在把自己给卖了。像赌博。”
来自沈阳的郭帅去年考上音乐学院附小六年级，小提琴专业。陪读的母亲叫孔怡欣，40岁，是位中校军官，就为了陪读，她复员了，成了一名家庭妇女。
孔始欣：我儿子4岁半开始随姥爷学琴。我也是从小跟父亲学琴，后来考上部队文工团。我弟弟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姥15也想把外孙培养出来。我和爱人都在部队，孩子一直由姥爷姥姥带。1995年招生时，我带孩子来考“小五孩子，直进了三试。那年5个学小提琴的进了三试，只要两个。我们没录取上，但心里有点数了。考完试在北京找老师。我们两个星期来一次，早上沈阳上车，晩上到北京，第二天早晨到阜城门买回程车票。这样星期五到，星期六下午上课，星期天早上4点多又走了。
到了年底，我打报告要求转业。我当了24年兵，先在文工团，解散后又到部队，先升了上尉，又少校，最后从中校复员的。复员就意味着部队给你一笔钱人家就不管了，心里挺难受的。工作习惯了，在北京屋里一呆着，特别不踏实、闷得慌，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我天天买报纸看。我想最起码陪儿子到初中毕业，因为孩子从小生活能力差。中央音乐学院是全国最高的，我们在沈阳拉得再好也是业余的。只有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才算迈进了专业的门。孩子能成为音乐家，首先要有音乐天赋，家长必须下功夫培荞，老师再好好教，三方面！不可。这孩子挺敏感，来了几天就说我们班上谁谁家攒了多少钱，一看他家就有钱。我问郭帅你怎么看呢，他说那些有钱的除了自费生就是支教生，专业上不怎么好。我跟他讲我们的家庭跟他们的家庭不一样，我们应比谁琴拉得好、文化课学得好。我平时不许他在外边吃零食。有一次他在学校吃苹果，我很严肃地枇评了他。我说这事呈小，但哪个学校允许学生在学校里随便吃东西？
杂见在觉得我不是这个大社会中的一员，把希望全寄托在孩子身上。所以有好多人说，哎呀你真伟大。我说谈不上。现在又不能去工作，发挥自己正常才能，所以心里不平衡。有人劝我搞搞传销什么的，可我不是做买卖的人，也可能搞政工搞习惯了。文工团解散到政治处搞宣传，总是在教育别人，不适应商业社会。
这房子每月租金450元。我们娘俩每月花销1000多元。有时一细想挺害怕，就部队给的这点复员费，也就够在北京生活3年左右。这笔钱花光了没有着落。爱人在部队是固定工资，全给我们也不够花的。我总觉得我现在把自己给卖了，像赌博。好多人劝我不能为了孩子把自己的事业全扔了，可我不扔孩子出不来怎么办呢？
朗国任：“几年了，无论是风是雨，每天早晨送儿子上学比过去上班还准时。儿子进了琴房，我就窝在窗下听老师讲课，手拿笔记本记下老师讲的重点……”
来自沈阳的朗朗1993年考入音乐学院附小钢琴专业，他陪读的父亲叫朗国任，今年44岁。原在沈阳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拉二胡的朗国任是个矮壮的汉子，面相比实际年龄要大。他的陪读生涯其实在沈阳就开始了。儿子3岁开始学琴，每个星期天他带儿子去沈阳音乐学院上课，5年多的时间里没缺过一次课。1991年朗朗在沈阳青少年钢琴比赛中获得业余组第一名，1993年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准爸考附小的一个插曲令人感慨不已：铺导朗朗的一位老师在临考前数月提出不教了，沈阳的朱雅芬老师给他介绍了一位老师。这时是节骨眼上，孩子也有点泄气，平时是早晨6点起床练琴到7点，中午练1个小时晚上再练3个小时，可一天中午朗朗和同学出去玩了，回到家后当父亲的拿出一包消炎药扔在儿子面前说要么把药吃了要么爬学校8层楼跳下去！儿子第一次见到爸爸如此愤怒，他叫了两声爸，当父亲的盯着儿子说不吃药就跳楼你先死我后死！面对推门而去的父亲，儿子将热水倒在桌上，摔了药瓶，大声喊我不吃怎么的吧……
父亲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激励了儿子。1994年，入学刚一年多的朗朗参加在德国举办的埃特林根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荣获第一名。1995年，朗朗参加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少年钢琴比赛获杰出艺术成就奖第一名。世界的目光在此向东方倾斜而这骄人成绩的背后，除了老师的培育，当父亲的付出的心血是常人难以想像的。
朗国任：几年了乡无论是风是雨，每天早晨送儿子上学比过去上班还准时。儿子进了琴房，我就窝在窗下听老师讲课，手拿笔记本记下老师讲的重点。琴房里我让儿子带进去小录音机把课程录下来。冷天在身上裹一件军大衣，档挡西北风。我原来在沈阳空政文工团做二胡独奏员，后来民乐不景气，自己又没成名成家的可能，心想老子不行儿子上，民乐不吃香了咱搞西洋乐器。
家长各有各的优势。我的优势是学过民乐，搞过配器，音乐上懂得多一些。别的孩子大多是母亲陪读，做饭洗衣照顾好孩子，这些做父亲的不行。我炒个白菜往里搁点肉，早晨煮点牛奶打个鸡蛋。朗朗皮实，吃什么都长肉。我有时在业务上比儿子还钻硏。白天儿子跟老师学，我帮他记。回到家里儿子练琴我在一旁听着，有什么不对了指出来，提醒他老师是怎么说的。晚上儿子睡了我洗洗涮涮之后听听MP3。中外专家来学院讲学，儿子没下课我先去占位子，儿子听不着的我都听。几年来我听专家们的课比儿子都多，把昕到的东西拿回去和儿子分析研究。后来我不但辅导朗朗，还自己带了几个学生。
工作、家庭当然是牺牲了很多，但后来是牺牲得比较习惯了。有时把这些年的酸甜苦辣合计一下，甜的时候就那么一刹那，其余的时候都是苦的。苦的时候我能老20岁，甜的时候我一下能年轻40岁，只不过这冲年径只是一瞬间的事。但不是所有家长都有这一瞬间，99%的家长都没有。两代人造就一代人，就是这么想的，就是这么过来的。
王晓敏：“我不是一位为了孩子能牺牲一切的母亲。我和儿子之间的亲子之情绝对到不了让我牺牲自己来成全他的地步。我现在做出牺牲是不情愿的，真的是无可奈何。”
王晓敏原是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她主持的青年控目是全国电台最早出现的一个杂志性栏目，多次在全国青年节目评比中获一等奖。她于1992年来京陪读，那一年学长号的儿子13岁。她陪读的原因比较特殊：进入青春期的儿子情绪反应非常强烈，专业课越来越差，脾气喜怒无常，发作起来不管死活。刚入学不到家长。这就好像病人生活在健康人中间忍受不了，生活在病友中间就梃高兴。我不想让别人同情，但我渴望别人帮助。对待生活的态度，我只愿看到好的一面。我经常想，家长陪读是不是一种必然？许多家长更注重培荞孩子的良好人格，这个问题更重要。学校应该更多从人性角度教育孩子。随着社会发展，有些道德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作为人格上的东西应该是不变的。比如正直、善良诚实，对社会做贡献、应该什么时候都不变。既让孩子们健康发展，又使个性得到发挥。如果学校从音乐、文化、道德教育、管理机制上都有一个完整体系，我们家长可以不来陪读。但在现有条件下，陪读就是一种必然。
邢进过生日的时候，忘不了将最大的蛋糕留给母亲；可另一位母亲就没那么幸运，她带女儿去西单时，女儿不跟她在一起，说母亲穿得土了吧叽的掉份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