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华
“1971 年冬天，林怀民在艾奥瓦大学艺术馆表演后，郑愁予写《旋转橡木》一诗：月在云门/ 橡木般的/ 那人/ 黑衫敞开/ 一胸刺青的/ 扶疏……附注：散场后见怀民披黑衫踽行跫音桥跨艾奥瓦归去，忽又企立桥端，若一旋转橡木于风息时之静止。”
这段文字在聂华苓著的《三生影像》里看见，是林怀民一张照片的说明。1971年他在艾奥瓦，写小说，是一位公认的有才的年青作家。黑白的照片，照的是林怀民自编自演的第一支舞：《梦蝶》。看他，眉宇间闪着英气，紧抿的嘴角有坚持。聂华苓的女儿，著名的现代舞编舞王晓蓝形容当时的他：“身着白黑色的头蓬在空间中飞旋，不时爆发出高能量的弹跳，激昂的情感非常吸引人。”
因为这首诗这照片，留在我脑海里的他的形象，说不清是诗人还是侠客。
2011 年，他的《流浪者之歌》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见到他，依然一身黑，黑的上衣，黑的裤子，黑的鞋，黑的大双肩背包，只是衣裤是那种洗过多次的旧黑，质地粗软，顺从地贴随着他的动作，并无通常黑衣人带来的炫酷。
他谦和温雅地笑着，轻言慢语。调子是低的，低得泰然，让人一时联想不到他特立独行的作品和他那些耀眼的成就。
他讲自己，讲《流浪者之歌》，有的故事我听过，有的没有。聊久了，就看见那个“旋转橡木”平和里的力量，只是岁月给他脸上画了皱纹，头上扑了白粉。
“小时候家里不许出门，一身规矩，所以最后我变成一个不规矩的人。我想跳舞，但台湾没有这个行业，报大学的时候，填了一百多个志愿。后来上了政大法律系，成为我们家唯一一个没有考上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的人。家里人到现在还指指点点，说从我开始，才坏了这个传统。”
18 岁他遵从父母的意愿考上政大法律系，后来转学新闻。
1970 年，23 岁的他到了美国艾奥瓦大学，“仍旧念新闻，仍旧觉得无聊”，后来他又转到文学系，用英文写小说。
到了美国，他才发现，“世界如在眼前，地理课本的地名，原来是真的可以去的城市！”
那个时候，林怀民会在暑期去餐厅打工，端盘子，目的是拿着赚的一点钱到纽约去上舞蹈课和去欧洲“流浪”。在王晓蓝的记忆中，“他一边肩扛着很重的堆满了盘碗的大铝盘，敏捷快速地在餐厅中穿走，从不失去重心和信心，很戏剧性地扮演那个角色”。
“暑假我去打工，赚了钱就到玛莎???葛兰姆的学校上暑假的班。那是很专业的学校，是要当专业舞者的学校。刚开始我笨得疯掉，老是做错，后来两年上了一百多堂课。”他说。23 岁开始跳舞，左脚右脚都还分不清楚。身体骨架子都已经成型的他花时间把固定的筋骨撕开重组，驱策身体去做它原做不到的事。
王晓蓝曾与他一同去上课，虽然课堂上手忙脚乱，但“他毫无惧感地将他的肢体延伸去拥抱最大的空间；他用集中的精力去达到葛兰姆技巧所要求的爆发力；当他做错的时候，他既不停顿也不放弃”。那一刻，王晓蓝看到他对舞蹈的真心投入，无畏的精神、干劲、坚决和意志力。
1973 年，这个叫林怀民的男人在台湾创立了云门舞集。
怎么走上这条路？
“5 岁那年看《红菱艳》中了邪开始跳起来？ 15 岁在台中体育馆看荷西?李蒙把手伸得高高演出《奥塞罗》，发愤要当个舞者？ 23 岁在葛兰姆学校流汗挨骂，才决心做出一番事业给那个日本老师看？不错，台湾应该有个舞团。你希望促成这件事。就这样，在初回国的高热状况下，‘一失足成千古恨’地步上云门之路……”
父亲告诉他，舞蹈是全部的艺术里最了不起的，因为舞蹈用的是身体。但他又说，舞蹈可能是一个乞丐的行业。长辈告诉他，你在台湾做这个事，根本是在水泥地上种花一样。
于是努力，在水泥地上种花，努力让云门人不做乞丐。
一定是辛苦的，不会像有些人表白的，因为艺术，一切的苦痛都是幸福。
苦的就是苦的，痛也是真的痛。
编不出新舞、不想编、找不到钱……
脖子痛、肩膀痛，不停受伤，脚踝骨骨折、小腿肌肉撕裂、大腿筋扭伤……
喝闷酒，哭嚎啕，要逃离舞台，想解散云门。
1988 年，他将云门停掉。因为眼里是越来越拜金的城市，越来越稀少的文化，他失去了再努力的力气。暂停云门的三年里，背起行囊，他独自流浪。
当他来到印度，来到许多旅客眼里可怕、肮脏的印度，他却意外找到了安宁。
在他的书里他这样描述印度：“许多人怕去印度，因为脏乱和贫穷，因为火车飞机从不准时。这些正是让我一再回到印度的理由。生了两回气后，我有了顿悟，即使慢上七八小时，火车一定会来。我放心地在火车站读了一本又一本平日没时间读的书。人生可以不必急吧，我终于摆脱时程表。印度的燥热飞尘，天天在街头上演的生老病死，为我晓示生命的本质。我也去过恒河畔，看到骨灰撒入河中，焚烧一半的残体逐波而下，下游的印度信徒面不改色地掬起圣水，仰头吞下。生死有界，流水无痕。我惊悸而感动。”
1994 年夏天，带着德国作家黑塞根据佛教传说改写的小说《悉达多》，林怀民又一次飞往印度。他去了佛祖得道的菩提迦叶。印度再一次震撼到他：“我看到印度人的生老病死都在街上发生。有一天夜晚我走进一座乡间火车站，在黑暗中踩到软软的东西，仔细一看，整个候车室睡满了人。我当时就哭了。一个人要饥饿和疲惫到怎样的程度会被踩到都不吭声啊？我天天都哭，人整个粉碎掉。”
一日，在佛陀悟道的菩提树下静坐，阳光穿过叶隙洒在身上，他忽然感到眉心一股温热，从未有过的安静与感动笼罩他的身心。印度归来，流水般地创作出《流浪者之歌》。
就像小时候一遍遍看那部《红菱艳》，一次又一次，他流浪印度。不同的是，《红菱艳》让他“执著”，印度却教他“放下”。“在印度，一切都归了零—一杯水就是一杯水，一切节奏都放缓。印度安顿了我。毛躁起来时，闭眼想起圣牛踱步的火车站月台、流水悠悠的恒河，心就静定一点。我开始觉得云门的工作不是磨难。得失心淡了以后，作品慢慢成熟。”
“许多人以为云门的舞者才华洋溢，到戏院化好妆就可以上台起舞。更多人认为场场满座，一定赚翻了，或者，‘你们一天到晚到世界各地去玩，好好喔！’”
真实情况是什么？“以2007 年为例，云门在台湾演出27 场，另在10 个国家19个城市进行了49 场公演。年初有澳大利亚之行，春暮再赴澳大利亚、俄罗斯、欧洲，以及香港、北京，秋天则有美洲之旅。结果，农历除夕在澳大利亚珀斯，端午节在伦敦，中秋在魁北克吃月饼。年初到年尾，拖着行李跑江湖，到了每个地方，下飞机就是工作。”他说。
但，“舞蹈表演就是要现场，从排练到一二百场演出，是劳动力密集的行业，没办法复制，不可能赚钱，永远是这样的宿命”。云门总是在很努力地卖票，发行DVD，和那些娱乐性节目去竞争。已经是编舞大师的他还是免不了要自己出面去拉赞助，据说，陪云门的金主看演出，他也会弯下腰满地为金主找掉了的耳环。
在北京见到他，他总是很辛苦地在做宣传，对身边的记者讲呀讲的，他说不希望主办方在他身上亏钱。
2013 年，云门40 年。当代世界舞坛领军地位的美国舞蹈节宣布，将这年的终身成就奖颁给他，他由此成为欧美以外地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编舞家。
“有奖没奖，有钱没钱，都在工作。40 年了，每天不变的就是工作……”他淡淡地说。
年轻时的他总想自己有能力改变世界，而现在他看到生命的本质，逆境是人生常态，“舞蹈是一种修行，需要全心全意地投入，即便鞠躬尽瘁它也不一定对你微笑”，知道一切皆空，要活在当下。“我在世界上跑来跑去，把云门搬来搬去，尽责任地编一些舞，给他们一个舞台，让舞者好好表现，让看舞的人有地方看。”
看他的作品有时会想睡觉，有时会哭出来。我说：看不懂现代舞。
他说：舞蹈和音乐不是让人看懂听懂的。外面树木长出新绿，木棉花开了，你看到觉得开心，知道春天来了。但你懂木棉花吗？你根本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吧？我们现在总会问看不看得懂，难道你是来剧院考试的吗？进剧场是稍息，不是立正，千万别绷着。
2004 年，他把“‘行政院’文化奖”的60 万奖金捐出来，成立“云门流浪者计划”，因为他觉得“年轻人应该去流浪”—出走，回家，再出走。去奉献，去挑战自己，或者，只是去放空—“我希望看到一代代人不断出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