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食用新鲜有机的蔬果也俨然成了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在国际上，绿色食品总体处于供不应求的趋势。据有关资料表明，84%的美国消费者希望购买无污染的蔬菜和水果，在欧洲有40%的消费者喜欢购买绿色食品。英国人在经历疯牛病的噩梦后，开始一窝蜂地吃起绿色食品。据统计，英国人对绿色食品的需求量增加了40%，而英国现有的农场只能提供占食品总量的0.5%的绿色食品，英国超市不得不靠进口满足需求。英国、奥地利、德国等国家对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需求量已经大大超过了本国的生产量，其中德国98%的绿色食品需要从国外进口。据国际贸易中心的研究报告透露，绿色食品（AA级绿色食品）已成为一项大宗贸易品，其增速非其他食品可比。如美国绿色食品市场自1998年以来一直以20%的速度增长，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食品市场。欧洲、日本绿色食品销售也一路攀升，市场前景看好。预计，今后几年许多国家有机食品的增长率将达20%～50%，到2010年仅欧美市场就将超过1000亿美元。2006年的一份数据显示，美国总人口中有65%的人购买过有机农产品，团体消费者中有10%的人主要购买有机农产品。而且消费群体日益扩大，产品种类也逐渐增加。有机农产品的购买者70%为女性，其中37%是有孩子的家庭。
目前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20世纪80年代吃饱，20世纪90年代吃好，21世纪要吃得营养、健康。”为了吃得营养、健康，现在人们不惜“高价”以求。
一根糯玉米棒7元钱，一盒6个装的蒜头10元钱，大米6元钱一斤……这些食品虽然有些贵，但销路还不错，因为它们是有机的。广州一家大型超市销售的“无公害猪肉”1公斤贵了5元，仍引得大批市民购买。厦门一家公司推出“放心肉”，并向消费者提出了严格保证质量的10项承诺。尽管价格高于普通猪肉，但“放心肉”却热卖厦门，一些家住城郊的市民甚至打的赶往销售点买猪肉。2007年，产自日本新澙县和宫城县的一级大米在上海久光百货地下一层新鲜馆上柜开售，这批漂洋过海运来的日本大米价格不菲，每袋售价在188～198元（2公不等，比我国本土大米贵了近20倍。据报道，第一天就售出500袋。
可见，消费需求质量的提升对农产品供给的挑战是全面的和发展的。
与此同时，国内农产品的消费形式日益感性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精神和心理需求的满足，注重感性消费。这种特点表现在农产品消费方面，就是消费者对农产品的品质、功能、外观、包装等方面的需求增加。但是，由于同类农产品的同质性较高，消费者无法用肉眼识别其内在的品质，包括是否安全、是否绿色环保等，只能凭直觉判断农产品的新鲜度、清洁度。实施农产品品牌营销，向市场提供品牌农产品，突出了农产品的差异性和内在品质，既满足了城乡居民对农产品的基本需求，又满足消费者多层次、优质多样和感性化的需求。因而，国内农产品消费中的品牌意识也在不断地增强。
1.1.2.4农产品消费需求的群体差异明显，农产品需求层次呈现多样性
从数量上看，国内人口众多，农产品消费总量巨大；从分布上看，国内地域辽阔，农产品消费者点多面广，分布广泛；从层次上，国内经济发展具有不平衡性，消费者需求层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显着。国内的农产品消费需求因为消费群体的差异性，也体现出明显的多样性特征。
我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以社会化生产为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人均家庭总收入从1990年的990元提高到2006年的5025元，但城镇居民的增幅更大，从1990年的1510.2元增加到2006年的11759.5元。1990至2006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从2.2扩大到了3.3，其中，东北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最小，而西部地区的差距最大，差距达到3.7倍。如果将城市福利等因素计算在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6.00∶1。2000年我国冲破了基尼系数0.4的国际警戒线，进入“比较合理”的发展区间，然而，2006年又回落到警戒线以内，达到0.496，已达到拉丁美洲平均水平，远远高于印度，居亚洲之首，进入“高风险”发展区间。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异性反映在农产品的购买上，也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消费特征。从2006年的情况分析，农村居民的消费中主要以粮食为主，蔬菜次之，猪牛羊肉、家禽、水产品等动物性食品消费量很少，形成了“粮食＋蔬菜＋动物性食品”的食品结构；而城镇居民的蔬菜超过粮食成为主要的购买对象，动物性食品明显比农村居民的购买量要大，形成了“蔬菜＋粮食＋动物性食品”的食品结构。可见，与农村居民相比，城镇居民对粮食的依赖度在下降，其食品的多样性更加丰富。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同时，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也直接反映在农产品的购买上。按收入等级划分的城镇居民的主要农产品购买品种和数量也有较大的差别。在主要农产品购买中，不同收入层次的居民在购买食用植物油、猪肉和鲜蛋等基础性食物时没有太大的差别，购买量差距较小；而消费者对牛肉和羊肉的购买，无论从高收入还是低收入家庭看，购买总量都很小；购买差别较大的体现在鲜菜、鲜瓜果和鲜奶的购买上，虽然这三类产品在不同收入阶层的食谱结构中都占最大的比重，但显而易见的是，不同收入阶层的购买量是有明显差别的，高收入阶层对鲜菜、鲜瓜果和鲜奶的购买显着高于低收入阶层。这表明，一定程度上鲜菜、鲜瓜果和鲜奶的购买是生活水平的一种反映，具有较大的需求弹性，在这些生鲜农产品的销售上注重更多的营销策略和销售技巧，可以更好地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从地区分布看，东中西部的农产品购买也体现了一定的地区差异。除粮食以外，包括猪肉、牛羊肉、鲜蛋、鲜奶等统称为动物性食物，鲜菜和水果这三类主要农产品的消费上，东部地区的水果购买量最大，人均购买量达61.02公斤，仅次于鲜菜的消费；中部地区的鲜菜消费量是三个地区中最大的，动物性食物的消费量最小；西部地区的动物性消费在国内是最多的，这与西部相对发达的畜牧业和传统的饮食习惯有着直接的关系；东部地区对动物性食物的需求增加，则更大程度地源于对营养结构合理性的追求。
1.1.3国内农产品流通现状
从国内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分析，国内农产品的供给还存在一定的总量供求平衡压力，农产品生产的经营现状使得农产品的生产很难完全按照市场需求收放自如，而农产品的市场需求总量是递增的，而且国内农产品的消费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不同等级的产品在不同的细分市场上还存在较大市场空间，国内农产品市场的现状对农产品生产者来说理应是乐观的。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从原来数量型开始向质量型转变，必然会导致部分劣质次等的农产品被市场所淘汰，这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也是值得尊重的事实。但事实上，在市场上出现大量卖难现象的农产品既非供给大大过剩，也非产品质劣级次，而更多的却是产销脱节所致。其中，农产品流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
1.1.3.1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演变历程
我国的农产品流通体制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有不同的特点，主要经历了统购统销阶段、由计划调节向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过渡阶段以及宏观调控下以市场为主的自由流通等六个阶段。
1.统购统销阶段（1953-1978年）
从1953年开始，我国农产品出现供需紧张。为控制这一局面，保障基本的生产生活需要，我国农产品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的流通体系。到1956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实现了对粮食的统购统销、对棉花的计划控制，农业的发展开始纳入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1957年，国务院进一步指出，凡属国家规定计划收购的农产品，全部由国家计划收购。其后，农产品基本上都由国营商业独家收购。1961年，中共中央文件又提出了三种收购政策，即第一类物资（粮食、食油、棉花）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第二类物资实行合同派购政策；第三类物资实行议价政策。这一时期基本上采用了农产品计划供应的方式，将农产品流通直接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实质上否定了农产品的商品交换性质，农产品基本上不存在随行就市的自由交易。
2.由计划调节向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过渡阶段（1979-1984年）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农产品流通体制也开始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从1979年起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对农产品统购派购的范围和品种进行了重新规定。政府逐步减少统购统销和派购限售的品种和数量，缩小国家收购农产品范围。到1984年年底，国家对主要农产品量和播种面积下达的25种指令性计划指标已基本取消，并逐步放开了三类农产品的购销价格，根据市场供求，实行议购议销。由于政策的放宽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实施，我国剩余农产品大量增加，曾被取缔、合并的农村集贸市场和传统农副产品专业市场得到了初步恢复和发展。
3.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并存阶段（1985-1991年）
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市场取向的推进阶段，对计划经济的流通秩序造成了严重冲击。在家庭承包制与先行放开的农产品收购价格和集市贸易相配合下，农村经济超常规发展，一举改变了长期存在的农产品供应匮乏状况。
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核心内容是改革计划经济时期的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1990年9月，国务院决定筹建国家粮食储备局，对粮食收购实行最低保护价制度，并建立用于调节供求和市场价格的粮食专项储备制度，这标志着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进入了市场取向的大跨步推进阶段，对于促进农村产业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和发育农村市场机制都起到了显着作用。
4.农产品流通市场阶段（1992-1993年）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农产品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大大加快。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指出，经过10多年来的改革，粮食统购统销体制已经结束，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购销体制正式形成。
5.回归双轨制时期（1994-1997年）
以市场化为目标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并未顺利付诸实施，并由此导致1994年粮食供需缺口的扩大，引发粮价大幅度上涨。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和其他重大改革措施的顺利出台，国家再度强化了对市场的介入，实际上又恢复了粮价的双轨运行。1998年6月，国务院又出台了“三项政策，一项改革”，即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
6.农产品流通改革的深化阶段（1998年至今）
1999年以后，我国改革了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体制，农业全面对外开放。
按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要求，我国对有关农产品贸易的国内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等方面进行改革，降低了农产品进口关税，取消了出口补贴，对大宗农产品采取配额制度，并逐步向关税化过渡。从2004年开始，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家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购销多渠道经营，清理和修改不利于粮食自由流通的政策法规，推进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使其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这项改革意味着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最后一个堡垒被攻克，农产品市场的改革重点将放在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上。
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演变历程是计划经济逐步退出，市场经济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农产品流通领域是政府干预较强的领域，在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农产品购销改革的步伐，国家逐步出台了各种政策性法规和文件，利用市场机制来推动农产品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1.1.3.2我国农产品流通的现状
我国农产品流通市场经历了由商品短缺时代感的统购统销到市场化改革的阶段，经过这些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综合性批发市场、专业批发市场、集市贸易、大型超市和零售并行的市场流通体系。目前，我国农产品的流通主要呈现以下一些特征。
1.多层次的农产品市场流通新格局初步成立，批发市场的中心地位已经形成
批发市场是整个农产品市场建设的重点，它具有价格形成功能、交易手段创新和调查生产的功能。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已初步形成以集贸市场为基础，以批发市场为中心，期货市场为引导，以农民经纪人、运销商贩、中介组织、加工企业为主体，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主体、多类型的农产品市场流通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