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匿名电话：“当心，西蒙·波娃今晚要挨炸！”
《盛年》出版了。听到该书的订数十分可观的消息，西蒙·波娃心中很是不安，担心自己是否成了畅销书制造工厂？许多评论家则向她保证，这的确是她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书。对这一评价，她亦感到有点疑惑。不过，总的说来，满意远远超出疑惑。她以为，当初《闺中淑女》激起了许多人的兴趣，但这种兴趣在某种程度上是模棱两可的；如今，她觉得那些喜欢《盛年》的热心读者则与她心心相印。
萨特一直在拼命地工作。由于大量服用镇静药物，一到夜间就耳聋。一天下午，西蒙·波娃同往常一样去他寓所找他。按了足足5分钟的门铃，还是不见动静。她只好坐在楼梯上等他母亲外出归来。这时，一个可怕的猜测突然闪过脑际：是不是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了？一想到这儿，她马上扭门撬锁，终于闯进了他的书房，一看，他好端端的坐在那儿，原来，他根本没有听到门铃声。
为使萨特的工作状况有所缓解，他俩商议离开法国去罗马避暑，过一段宁静的生活。孰料动身的那天早晨，即7月19日7时半，他们正在打点行装，萨特的母亲打来电话，一枚可塑炸弹刚刚在波拿巴路42号的门厅里爆炸。这一企图暗杀萨特的活动是秘密军组织的成员干的。
萨特决定把母亲迁往拉斯帕伊大街的一家旅馆。安娜-玛丽，他那79岁的老母亲并不介意这一变化，反倒觉得旅馆使她摆脱了家务事的缠绕。这些年来，西蒙·波娃和她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芒西太太具有柔顺慈爱的天性。因为丈夫一肩挑起了照管她和她的孩子的重任，她满怀感激之情；她向来认为丈夫总是对的”。她把全副心思放在儿子萨特身上，并自信自己是儿子不可或缺的人。如果萨特在报纸上受到攻击，她会深为苦恼。当他们的剧本上演时，她一听到这样那样的传闻就忧虑和憔悴，甚至为掌声不够热烈而痛苦万分。
从罗马过了4个月回到巴黎后，萨特和西蒙·波娃以克洛德·福克斯的名义租下了拉斯帕伊大街222号一幢尚未竣工的高层楼房第10层的一套工作室公寓，他们觉得迁往那儿比较谨慎。果然，1962年1月7日，一声爆炸炸毁了波拿巴特街42号的上面几层。炸弹放在萨特所住楼面的上一层，炸掉了第15层楼的两套公寓和下一层楼的卧室。萨特的公寓反而安然无恙，只是楼梯给炸得挂在半空。
这次爆炸事件是对萨特在罗马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报复。几天后的一个上午，一个胖胖的高个警察找到萨特，自称接到上面指示，要保护他这位知名人士。这个指示来自于帕蓬先生。从此，他们的门口就有了两名警察。房东知道他们的身份后，总想撵他们走。一个晚上，城里发生了18起爆炸事件。翌日一早，两名便衣警察登门来访，称萨特为“大师”，还给了他本区警察的电话号码。
恐怖分子肆无忌惮。许多左翼记者、政治活动家、作家和大学教师都成了炸弹袭击的目标。那本有关德贾米拉·波巴查的书出版的第二天（在此之前，为了和吉泽尔·哈里米共担风险，西蒙·波娃决定作为她的合著者签上名字），西蒙·波娃回公寓去取信时，才得知公寓管理员一家人头一晚彻夜未眠，他们接到一个电话：“当心，西蒙·波娃今晚要挨炸！”
2 访苏印象：这个国家作别了“严酷的寒季”
接着，突然之间，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1962年3月18日，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代表签署了埃维昂协议，这个协议达成立即停火和在阿尔及利亚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以决定这个国家未来的条款。秘密军队组织气急败坏，决定掀起一场新的恐怖主义浪潮，在阿尔及利亚制造任意谋杀和有计划的破坏活动。但是，由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侨民大规模地撤回法国，而无视秘密军队组织的留在原地不动的命令，因此极端分子们遭到了失败。
应苏联作家协会邀请，萨特和西蒙·波娃于7月1日飞抵莫斯科。他们又见到了红场、克里姆林宫、莫斯科河、高尔基大街。走在城区，一栋栋枞木屋以及一座座曲径通幽的院落和花园掩映其间；在一个个平静的广场上，随处可见下棋的人们；女人们的穿着比1955年时鲜艳多了；广告技巧已大有提高，墙头告示亦排列成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状，内容逗人；入夜霓虹灯招牌争奇斗艳。满街是一片喜气洋洋、生气勃勃的景象。西蒙·波娃和萨特觉得，经过“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这个国家作别了严酷的“寒冷季节”，迎来了复兴的黎明。
这是一个暴风骤雨般的黎明——西蒙·波娃描写道——改革者和守旧者正在进行较量，大多数年轻人居于改革者的阵营。新一代人隐晦地指责他们的父辈们当年拥护斯大林主义，可换了他们，又能怎么样？父辈们得活命呀。是的，他们的生活中是有过矛盾、妥协、伤口，乃至懦弱；但未曾与之共渡难关的年轻人，却要对别人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显然是不太公道的。当然，年轻一代要求非斯大林主义不能只停留于否定，而应向未来踏出一条新路，则完全是正确的。他们没有丝毫向资产阶级价值观复归的迹象；而只是向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开战。在听了那么多谎言之后，他们要求了解真相，要求赋予革命的艺术和思想的自由。
此番旅行，萨特与西蒙·波娃想逗留于文化这个他们所特别感兴趣的领域。他们首先发现，诗歌成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祈祷方式，在频繁的诗歌朗诵会、诗歌讨论会上，人们如饥似渴地把那些冲破传统与模式的诗歌当成自己心声的流露与宣泄。一些评论家抨击年轻诗人，官僚主义者也给他们各种阻挠，但是都无济于事。事实上，没有这种随心所欲的宣泄自我，斯大林主义的某些清规戒律就会卷土重来。
1954年，萨特曾在这里走访过一个班的学生。当他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一个12岁女孩尖刻地发问道：“你为什么拿他来烦我们？”如今，学生们正在读萨特的著作并喜爱上了他。
旅行访问期间，没有隆重的宴会，没有庄重的祝酒词，也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他俩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与苏联文化界的新老朋友讨论问题，有时意见一致，有时则出现分歧。人们直截了当地触及了劳动营这一问题。西蒙·波娃听一个少妇诉说道：“整整一年时间，我父亲每晚都坐在手扶椅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等着他们来抓。他的战友一个个全被枪毙了，他至今搞不清自己是怎么漏网的。”一个教授告诉他俩说：“1942年，我被送入一家劳动营，因为我宣传人道主义，反对枪杀战俘。”一个女教师说：“我父亲在劳动营关了6年，可斯大林去世的那天夜里，我哭了。”西蒙·波娃后来回忆说，不知是出于厌恶，还是愚昧，抑或是官方有禁令，总之没有人给他俩详细讲述劳动营里的生活。听到的一则小故事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位研究普希金的专家被送进一个劳动营，他放风说，自己在被抓之前，刚刚发现《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后一章，原始材料虽已失落，但他记得很清楚。假如能给他时间，他能把诗篇重新写出来。当局果然允诺了他。待他完成这一作品后，斯大林主义者欣喜若狂地发现了一个完全遂合他们心愿的普希金。直至犯人们从劳动营释放出来，那位专家才承认一切都是他面壁虚构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