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苏军坦克，怎能摧毁这万众一心的抵抗呢
苏军坦克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那天，西蒙·波娃和萨特正在罗马。萨特当即向共产党报纸《国家晚报》发表谈话，他把苏联称作“战犯”。3个月后，西蒙·波娃和萨特到了布拉格，表面上是出席《苍蝇》和《肮脏的手》在捷克的首演式，实际上是以挑战的状态反对瓦茨拉夫广场上的苏联坦克。
他们观看了由捷克人在那个悲剧之夜以及随后一天拍摄的纪录片，一个个怵目惊心的镜头，使得他俩对苏军的侵略行径有了更为真切的了解。捷克朋友也让他们俩看由俄国人拍的纪录片——它们在苏联到处放映，解说词纯粹是颠倒黑白。举个例子吧：在某个部的地窖里找到武器后，便被说成是反革命分子们的弹药库。这个苏联版的纪录片也在布拉格上映，其歪曲和欺骗暴露无遗。
同他俩交谈的每个人，都会谈到有关十四大的情况。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公然无视占领者，秘密举行了这一次大会。大会旨在使社会主义改革合法化，并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通过交谈，他俩确认捷克之春的目的不是背离社会主义，新政权想做的是摒弃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统治和警察手段；是以诱导代替强制；是通过人民秘密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而不是自上而下地指定领导者，是让工人掌握政治权力，承担经济责任——他们想把真正的社会主义付诸实施。如今，俄军的铁蹄蹂躏着他们的国土，扼杀了杜布切克的含笑的社会主义，他们愈发紧密团结，反对占领。
那么，苏联干涉的真正原因在哪里呢？“我们的朋友斯韦特拉娜认为，苏联官僚们是被布拉格打算彻底揭露审判真相的想法吓坏的；老百姓支持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但不支持其中哪个特定的成员；那些要为审判负责的人就面临着被另一些受到较少牵连的人排挤的危险。”西蒙·波娃这样描述道。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是莫斯科不能忍受放弃集权，他们非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置于自己的支配下不可，他们无法容忍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争取一定程度的自主的要求。
在离开布拉格的时候，西蒙·波娃和萨特怀揣着比抵达时大得多的希望，乐观地认为：苏联侵略军的坦克，怎么能摧毁这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抵抗呢？
4 埃及：拾捡文明碎片
近些年里，除了越南战争外，对西蒙·波娃影响最大的政治事件便是阿以“六日战争”了。
埃及是她从孩提时代就盼望了解的国家，尼罗河、金字塔、梅农的塑像对于她充满了吸引力，令她一直心往神驰。她和萨特决定访问埃及和以色列，两个国家也都接受他们也去另一个国家访问的想法。
1967年2月，应纳赛尔发言人兼《金字塔报》总编海卡尔邀请，他们乘飞机抵达开罗。那里，有收藏大量珍贵文物的博物馆，使你不能不惊叹这个文明古国的历史的厚重；落日下郊外的金字塔，以神奇的抽象派雕塑，使你忽然想到某些超现实主义绘画；开罗还有少数从古城墙留下来的垒门建筑，堪称壮丽；还有苏丹哈桑的清真寺中，那三柱廊尖塔、伸到纪念碑门口的雄伟的阶梯以及与之相称的清真寺内景，都令你不能不流连忘返。
埃及政府拨出一架小型飞机供他们使用。他们于是遍访历史遗迹，拾捡文明碎片。此外，他们还走访了工厂和村庄，因为他们一直关注着在现实中生活的人们的生存状态。
他们去了一个名叫卡姆希什的村庄参观，并受到了精心组织的欢迎。这个村庄由于同封建地主作斗争而闻名。纳赛尔试图进行的农业改革遭到了封建地主的顽强阻挠，政府发现了许多地主杀害农民的案件。卡姆希什村也不例外，该村一位教师——他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联盟”组织在当地的负责人因领头与地主费克基斗争而被暗杀。政府逮捕了费克基一家，并成立了消灭封建主义委员会，号召各地以卡姆希什为样板，积极开展反封建斗争。当西蒙·波娃和萨特一行在当地行政官员的陪同下来到这个村庄时，一大群村民出来迎接，标语上写着：“纳赛尔万岁！”“纳赛尔是农民之友！”并尽力放开喉咙高呼：“萨特万岁！西蒙万岁！”一位女教师领着一群穿黑衣服的农家妇女高呼：“西蒙万岁！西蒙万岁！”
不过，这次旅行没能了解到任何与贫苦雇农生活条件有关的情况。只是知道农妇们不到至少生下五六个小孩，是不愿避孕的。雇农们把儿子视作宝贵的财产，他们年老时需要儿子耕种土地。纳赛尔已发动了鼓励控制生育的运动，但收效还不太明显。
纳赛尔还主持制定了男女平等的宪章。但伊斯兰教反对这种平等。西蒙·波娃遇到几个埃及女权主义者，从而得知这里的妇女根本享受不到与男子同样的社会权利、公民权和经济权。西蒙·波娃应邀在亚历山大大学演讲时，便对这些现象进行了狠狠的抨击。在开罗作的一次演讲中，她又措词激烈地指责埃及男子在对待女子时，活像封建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并从他们自己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自主而英勇奋战这一点出发，对他们不平等对待女性的立场进行了谴责，赢得了听众中一大群女子的拼命鼓掌。
旅行接近尾声时，纳赛尔在赫利乌普利斯他的住处会见了萨特一行。在西蒙·波娃眼中，纳赛尔根本不像一些不怀好意的摄影者拍的照片那样“露出白牙窃笑”，他的声音、他的表情透出一种沉静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忧郁的魅力。
他们被带往边境。以色列的旗帜在迎风猎猎飘扬。在两国之间的无人地带，驻扎着戴蓝色头盔的联合国士兵。萨特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作了一番交谈。萨特总希望找到一个能兼顾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的权利和以色列人生存权利的办法，但巴勒斯坦人坚持要把犹太人从被占巴勒斯坦土地上赶出去。
5 以色列归来：战争只不过是个遥远的威胁
埃及和以色列之间不通航，所以，西蒙·波娃和萨特取道雅典飞抵特拉维夫。以色列方面出面邀请他们的是包括政界、大学和文学界各方人士在内的接待委员会。参观梅尔哈里亚集居区时，统一工人党领袖梅尔·约厄里在那里欢迎他们，并与萨特作了一席长谈。与此同时，西蒙·波娃则与一群妇女聊了一通。在最早一个集居区——“集居区之母”达加尼亚·B，以色列议会议长卡迪什·路兹陪他们在社区食堂吃了午饭，议长的妻子深情地回忆起当初如何挥汗如雨从零起步创基立业的过程。
他们与这个民主国家的各种派别、各种组织、各种职业的人们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并接待了包括各种政治倾向的代表在内的阿拉伯人代表团。不久后，萨特接受了一份由弗拉帕编辑的评论杂志《新视野》编辑人员的采访，他在总结旅途印象时说：
“我从没遇到哪个阿拉伯人对自己在以色列的生活感到满意，我从没有遇到哪个阿拉伯人说他目前享受到一个以色列的公民应有的权利。”
在耶路撒冷，他们同阿拉伯人作了最后一次接触。“我们一路交谈、争论、收集情况，一路察看以色列的乡村和城镇——加利利、泰布尔、约旦河、至福山、太巴列湖。在小时候，我曾激动地为这些神圣的地方做过梦，现在一看，它们不过是些世俗的场所。在那片绿色的世界里，我找不出那些曾被耶稣的双脚践踏过的灰土飞扬的秃山丘……”
西蒙·波娃和萨特在不同境遇中完成了在埃及和以色列的旅行。每个国家的要求对另一个国家来说都不可接受。埃及不会承认以色列，以色列不会接纳100万巴勒斯坦人。但双方都说渴望和平，以色列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们需要的仅仅是和平。”为开展工业化和沙漠灌溉化建设，埃及当然需要长期和平的环境。因此，在西蒙·波娃他们看来，战争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威胁。
但是，回到巴黎后不久，那里的局势动荡不已，战争爆发了。“出于不同的原因，我觉得两个国家都很可爱”。在西蒙·波娃心目中“都很可爱”的这两个国家终于兵刃相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