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里，哈内科夫独具风格，思想活跃，性格果断，信念坚毅。由于结识了哈内科夫，20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接触到了40年代末期革命知识分子的左翼。他们那受到压抑的活动，成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后来领导的、60年代的先进人物更为气势澎湃的思想政治运动的前奏。
如果说“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对俄国将来社会变革的实质，仅有模糊的认识，那么60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则已清楚地意识到，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通过消灭专制和农奴制度，人民才可能获得解放。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现在刚开始和这个小组的人员接触，还没有参加他们的组织活动。
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参加了彼得堡的另外一个“韦津斯基小组”的活动。
伊里纳尔赫·韦津斯基也是萨拉托夫人，算是同乡，比车尔尼雪夫斯基年长15岁。他8岁的时候便离开父母，被送进宗教学校。他的胆子忒大，最早独自去到莫斯科接受非宗教教育。
这个年轻人求知欲旺盛，嗜书成癖，书本成了他惟一的乐趣。如饥似渴地阅读弄到手的一切书刊，接触到了大量俄国的和翻译的文学作品。后来他成了狄更斯作品的著名翻译家。他还钻研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一共掌握了7种。
到了莫斯科他没能进入大学，便进了神学院。神学院教授的课程他毫无兴趣。有时从城郊步行到莫斯科去旁听大学的课，深入学习语言和文学。
1840年初，韦津斯基徒步到了彼得堡碰运气。首都初时对他非常冷淡，他一连好几天无物充饥，有时露宿在公园的亭子里。27岁时终于进入了彼得堡大学。
命运使韦津斯基遇上了阿拉伯语文学教授、《读书文库》的编辑先科夫斯基。这位教授对韦津斯基的能力甚为赏识，就把他吸收到编辑部工作。韦津斯基就开始不停地写，《读书文库》上大量出现他的译文和评论文章。与此同时他继续在大学学习。
1842年8月，他顺利地在彼得堡大学毕业了，获哲学候补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先在贵族团，后来在炮兵学校教俄语和语文学。1847至1848年期间，每逢星期五朋友们都到他的寓所聚会。谈论政治，议论俄国必须发生变革，讨论欧洲的事变。这个小组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部分成员有联系。1849年春，韦津斯基也遭到了危险。有人向当局告密：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间接了解到有一个叫韦津斯基的人，是个神甫的儿子。据说他聪明过人，恪守某种不讲道德、反对宗教的信条他是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挚友，但行为谨慎，因而不从属任何社团。”
一场灾难有惊无险。小组仍然到他那里活动，只是时间改在星期三。谈的东西比较小心——谈用笔杆子挣钱的办法，谈出版者和杂志，谈翻译，谈学校。1949年底开始，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按期到这里来。韦坚斯基不止一次地向大家介绍：
“他知识渊博，掌握了大量透彻分析的材料，而且思路开阔、眼光敏锐、思想活跃、有一副惊人的头脑！也许，他将超过别林斯基。”
近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突发奇想：万一他瘁然暴死，来不及整理他那用特殊的速写方法记下的日记，就谁也无法读懂成了一部天书。他的日记字体细小，笔迹密密麻麻，混杂使用了俄语、希腊语、拉丁语和阿拉伯语四种字母，外加特殊的线条符号。这种写法的代换和缩写，只有他自己才明白。他预感到自己不是平庸之辈，难道不该把这些本子，留给后来的传记作家吗？
看着眼前这些本子，心中一阵忐忑。这些日记的命运，和自己的前途是联系在一起的呀！
他抄写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时，用的就是速记方法。因此，他觉得这篇东西，可以成为别人解读他的日记的钥匙。
除了笔记的命运，他又想起了少年时代醉心的“永动机”。
从中学起，他就幻想创造出有利于人类的东西，使之流芳百世。这个幻想，是和他的“永动机”联系在一起的。为了以防万一，他想把所有的设计图纸整理好、绘制完成。
可是直到现在为止，他还从未进行过机器模型的试验，只是停留在脑子里琢磨。不过他坚信，这个设计是可行的。除了主要的设计图，他的心思曾一度放在一个附属的设计方案上。这个方案，在总体上正好与加里斯在1848年发明的仪器大同小异。
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上，看到加里斯的这项发明时，起初有点怅然若失，似乎他的发明权被夺走了。
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想：比起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不合实际，不如发明一种“永动机”，可以为普天下的人造福。
这之后，他更加用心琢磨这项“伟大的”发明。
3 不迷信权威
国际风云突变。1848年，革命浪潮席卷欧洲大陆，车尔尼雪夫斯基时刻关注着形势的发展。对政治的兴趣越发浓厚了。
这年，法国巴黎连续爆发了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广大群众高唱《马赛曲》走上街头，喊出了“消灭人剥削人”的口号。
同年德国也爆发了柏林三月起义，并取得成功。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被迫改组政府，召开国民议会，制定宪法。
奥地利、匈牙利也掀起革命风暴。
但是，不久欧洲大革命相继失败了。
巴黎公社起义被镇压，法国的形势发生了令革命者沮丧的转折。
在德国，参加国民议会的民主党领袖罗伯特·布鲁姆，被奥地利军队在维也纳杀害。
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公然充当国际宪兵角色，派遣军队进犯匈牙利，残酷镇压了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加强了对国内民主思想的控制和镇压。
彼得堡的大学里，一片肃杀之气。大学生们对政治的兴趣明显下降了。
有一个常来大学听讲座的海军军官，以前经常引导学生讨论政治问题；现在这类谈话很少听到。军官觉察出青年人的情绪起了变化，就很少到学校来，最后干脆销声匿迹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很遗憾，因为他打算和这人认真交个朋友，接近他。
正直、热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仍然初衷不改，对政治越来越敏感，兴趣越来越浓厚。他以激动和不安的心情，注视着动荡的欧洲。
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现，自己对大革命期间的事件、思想、人物的态度，爱憎是那么分明，反差是那么巨大。好像涉及到的都是他休戚相关的人和事。有的使他崇拜景仰；有的使他义愤填膺、慷慨激昂；有的使他轻蔑和憎恨。
1848年9月8日的日记中有：
“嘿，先生们，先生们，你们以为问题在于徒有共和国这个虚名，而权力却掌握在你们手里。——问题在于要使下层阶级不仅在法律面前，而且在物质生活方面也能摆脱其奴隶地位在于使他们丰衣足食、男婚女嫁、养儿育女、供养父母、受到教育。男人不变成行尸走肉或坏蛋，女人不致出卖肉体。否则就是胡说八道！”
他对镇压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匈牙利人民运动的刽子手，在日记中予以愤怒的谴责。他写道：
“普鲁士政府是一伙卑鄙的家伙，奥地利政府也是一伙卑鄙的家伙。对于他们，这种称呼还嫌不够，我找不到更恰当的字眼，来表达我对屠杀布鲁姆的刽子手们的极端厌恶。”
这时，自我牺牲的想法，突然十分尖锐地摆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面前。他在日记中有如下的独白：
“其实，假如我坚信自己的信念是正确的，并将取得胜利，那么为了我的信念的胜利，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富裕的胜利，为了消灭贫困和罪恶，我丝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假如我相信这一切将得胜，我就不会因看不到胜利的日子和平等博爱主宰人间而感到惋惜；只要我坚信这一切，我就会含笑而不是流着眼泪地死去。”
直抒胸怀，激扬文字；何等激昂慷慨，又何等大义秉然！
谁能想象这个腼腆的书呆子，政治视野竟如此之开阔，革命情怀竟如此之博大！他的心，早已飞越出了大学的校园。
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后的整个人生历程证明，他年轻时为革命而牺牲的想法，绝不是昙花一现的流露。因为他确实坚信，“为了理智的目标而忘我的人，总会为这些目标而去牺牲自己的。”
过了许多年，他在小说《怎么办？》中，全面发展了这一主题思想。然而，还在年轻时，他就一直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使自己言行协调一致，如何使自己行为始终如一，如何使观点和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
同哈内科夫交往，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起了良好的作用。他认为这位新朋友是一个聪明、精通哲学问题的交谈者。从他的谈话和借给的书本里，车尔尼雪夫斯基真正了解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还有康德的“实证主义”、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和费尔巴哈。从那时起，车尔尼雪夫斯基便认真地研究各学派的著作。不是选读片断（如他以前接触黑格尔著作时那样），而是精读原著。
哈内科夫对德国哲学不感兴趣。觉得它太抽象、太难懂，语言繁琐空洞，实在令人生厌。吸引他的是生活，而不是抽象的理论。
就精神素质而言，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时还没有摆脱黑格尔使他产生的景仰心理。他当时以为，黑格尔宣布的真理将普照一切，并使他内心有一种泰然的感觉。
他1848年10月在日记中写道：
“我觉得，我几乎完全属于黑格尔，当然，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同意黑格尔的观点，意味着我在决定一件大事。即对于小我的一件大事。而我预感到，我将迷恋上黑格尔”
奇怪的是，当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更深入了解黑格尔的哲学之后，没有别人的指点，就发现了黑格尔哲学体系本身的两面性。发现它在原则和结论之间、方法和内容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只有完全成熟的思想家，才能做到这一点；20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却作到了。
1849年1月底，哈内科夫把一本《哲学原理》交给车尔尼雪夫斯基，请他翻译其中的某些段落。车尔尼雪夫斯基第一次仔细阅读这本书时，他立刻发觉其哲学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即结论的反动性、狭隘性和中庸之道。
40年过后，回忆起年轻时研究哲学，车尔尼雪夫斯基写道：
“在原著里，黑格尔更像17世纪的哲学家，甚至更像经院哲学家，而不像人们用俄文介绍他的哲学体系时的他。”
这位青年当时已看出，黑格尔的思想“没有什么新鲜东西”，“他是现实情况和现存社会制度的奴隶”。
值得注意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前驱赫尔岑和别林斯基，在使俄国的哲学思想摆脱“黑格尔学说”的束缚这一事业上，各自起过促进作用。赫尔岑不无自豪地写道：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俄罗斯精神终将彻底改造黑格尔学说，尽管我们受过各种哲学思想的熏陶。富有活力的气质必将取胜。”
1855年，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以同样自豪的心情谈到，在摆脱了黑格尔哲学模棱两可和无所作为的说教之后，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别的权威，发展了彻底的观点。
他写道：“在我们祖国的精神生活中，现在第一次产生了能和欧洲其他各国的思想家并驾齐驱，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当他们的学生的人。以往，我们每个人在欧洲的作家中，都有一个乃至几个崇拜的绝对权威——有的人从法国文学界里找到，有的人从德国文学界里找到这样的权威。自从我们精神运动的代表，独立地批评了黑格尔的体系以来，我们的运动已不再受任何权威支配了。”
举出这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其洞察力多么敏锐。
再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初次接触傅立叶的著作时，善于在这些著作中，发现隐藏在奇特外形下的伟大真理的萌芽。虽然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忽略其中的弱点、观点上的局限性、以及缺乏根据。但他仍然明白，这个学派无可争辩地将会在历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车尔尼雪夫斯基又接触到了康德的哲学体系。它留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印象很不美妙。他把康德的实证主义简要归纳为：
“也许，这只不过是个颇为局限的头脑，为自己的数学体系找出社会、历史和哲学等科学的依据而已”。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年轻时起就不盲从权威。对他来说，真理重于一切名字；不管这些名字已受到社会的公认。
他一旦发现即便是伟大思想家的谬误，也毫不犹豫地抛弃它。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生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理论”。他对“种族主义”的这种看法，始于大学年代。1849年，《祖国纪事》上刊登了一篇题为《黑人化——游非洲内陆所见》的文章。作者在谈到黑人时，强调黑人“一点也不比我们差”。
车尔尼雪夫斯基拜读后，在日记中写道。
“我从心底里同意这种看法。当我听到相反的说法时，我就觉得，这就像亚里斯多德说的，住在希腊以北的各民族，由于气候和肤色的缘故，注定要当奴隶，注定比别人野蛮一样荒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