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初进编辑部
学位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问世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在《现代人》编辑部站稳了脚跟，并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现代人》杂志是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在1836年创办的大型刊物。它在全国名气很大，影响很深。
1847年，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取得了该杂志的发行权，特邀请别林斯基主持评论专栏。有了别林斯基掌握方向，杂志团结了大批进步作家参与工作。如赫尔岑、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名家，都是《现代人》杂志的经常撰稿人。由于涅克拉索夫和别林斯基通力合作，《现代人》越办越好，成了宣传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培养进步作家的肥沃土壤。可惜紧要关头别林斯基不幸逝世，文学评论专栏改由德鲁日宁继任。此君是个典型的自由主义派文人，学术崇尚唯美主义。在他的手中杂志质量江河日下，进步作家纷纷转投别处。加之这年月沙皇政府强化思想控制，书报检查制度越来越严酷。几乎每一期都要遭到审查机关大刀阔斧的砍削，有的篇章竟胎死腹中。为了保证能按期出版，涅克拉索夫经常不得不自己提笔“补白”。直累得这位主笔自叹分身无术，《现代人》杂志面临困境。
恰好这时，慧眼识人才，他发现了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车尔尼雪夫斯基。
那还是1853年，刚到京城不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给《祖国纪事》等报刊写稿，发表了几篇文学评论。涅克拉索夫凭着多年搞编辑工作的经验和过人的洞察力，从那最初的几篇评论中，发现了年轻人的才华。他马上预感到，这个小青年很可能成为别林斯基第二。于是主动发出邀请，两人在编辑部会晤面谈。这次见面时，主编的热情接待和诚挚的谈话，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以此为契机，决定了他投身文学和革命事业的道路。
真是时来运至，梦寐以求的愿望突然实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被邀请参加《现代人》杂志的编辑工作，遂辞去武备中学的职务。这个在当时社会上最有影响的刊物，为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舞台。使他有可能针对俄国社会最重大的问题，发表指导性的见解。别林斯基去世后的俄国文学评论界，呈现出一片萎靡不振、死气沉沉，奉行的是中庸之道。评论家们在名作家面前，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根本不敢触及作品的缺点。他们写的所谓评论文章，装腔作势、言之无物、模棱两可、又臭又长，令人生厌。车尔尼雪夫斯基上马伊始，对名家和权威的作品绝不迷信和盲目崇拜。他的评论语言新鲜活泼，直率尖锐，一扫评论界多年来死水潭般的沉闷。
不仅批评文学作品，他进而批评整个评论界丧失了战斗性。车尔尼雪夫斯基鲜明地提出，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应当同时注重它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千万不可只看它贴的是哪位名家的“标签”，而判定其优劣。他的这些评论文章，观点之鲜明、内容之深刻、角度之新颖、风格之泼辣、分析之精辟，与当年别林斯基一脉相承。
那时的俄国刊物有个习惯：文学作品发表时署上作家笔名；评论栏刊登的文章，大多不署名。《现代人》杂志上出现的系列不署名评论文章，在文坛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地震。许多大牌作家，特别是自由主义派文人，始而惊讶，继而愤怒。是谁敢于打破文坛秩序、对众多名流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他们向涅克拉索夫打听：撰写这些评论的究竟何许人也？
主笔坚决采取保护态度，顾左右而言它，不作正面回答。某位知名评论家，似乎听到一些风声，单刀直入追问：
“涅克拉索夫，你说老实话，有人说你从一所教会中学挖掘出这么个评论家。是也不是？”
涅克拉索夫回答：“这是我的事情，无可奉告。”
心有灵犀一点通。涅克拉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由于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文艺观点而紧密联结在一起。他们同心协力办好刊物，决心使《现代人》成为一面指引人民群众向前进的旗帜。
《祖国纪事》开始与《现代人》论战了。有趣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同时在两家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自己的观点。1855年以后，他完全与《祖国纪事》脱钩，专门为《现代人》一家撰稿。
车尔尼雪夫斯基得罪的人多了，首先遭到来自内部的攻击。有人企图破坏他和涅克拉索夫的关系，在他们之间制造不和，最后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赶出《现代人》杂志。其中以德鲁日宁最积极，他不断地攻击、诽谤、挑拨。指责车尔尼雪夫斯基冒犯了杂志的重要撰稿人。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效果，德鲁日宁自己忿然辞职。
德鲁日宁所说的重要撰稿人，的确非同小可。他指的是列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这样一些大作家。
本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激进思想，同这些作家是有距离的。加之有人从中挑拨，他们也从不同的角度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俄国文坛，文学艺术观点和作家间的关系，就这么错综复杂。
那时的托尔斯泰与德鲁日宁观点相近，当他得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位论文中，有“艺术就是对生活作出裁判的一种人类活动”这样的见解，简直感到“惊讶不已”。读罢那篇论文，他甚至说那是作者奉献给公众的一个“臭鸡蛋”。看见德鲁日宁被迫离开《现代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编辑部得势，托尔斯泰很不高兴。他在1856年6月写信责备涅克拉索夫，并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
“他的为人愤懑、易怒、毒辣您从我们的联盟中放走了德鲁日宁，是犯了一个大错误。”
涅克拉索夫直言不讳地回信写道：
“对您写的我丝毫也不能同意。使我非常难过的是，您竟这样责骂车尔尼雪夫斯基您说对待现实的态度应该是健康的；但您忘了，只有对健康的现实才能有健康的态度。装着气愤是可憎的，但对于真心愤怒的人我却愿五体投地——难道促使我们气愤的原因还少吗？”
大作家屠格涅夫，对《现代人》的新倾向也持否定态度，尽管他当时对文学理论上的辩证观点并不一概拒绝。他并不是“纯艺术”的辩护士，但他总是站在中间立场，在纯艺术和民主主义之间持双重态度。他的政治态度，与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特别是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想是存在着很大差别的。这可能是他的贵族自由派思想和平民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的社会隔阂吧。
大作家们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矛盾，使涅克拉索夫这个主编的处境为难。他既想要保持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等人与《现代人》杂志的特殊联系，但也明白分裂早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评论栏既然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纲领，上述作家是不会赞许的。
1856年春，又是那位知名评论家，写信给涅克拉索夫，推荐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主持评论专栏，条件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再参与此栏编务。涅克拉索夫断然拒绝，反而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聘为专职编辑。到了8月，涅克拉索夫因健康状况不佳，需出国长期治病。此时他索性把《现代人》杂志的主编权力和责任，完全委托给了他。毫无杂志工作经验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编辑部总共才干了一年半，便完全熟悉了业务。因此，知人善任的涅克拉索夫，才能放心地把重任相托付。启程前夕，两人订立了一个协议。涅克拉索夫另写了一份文件交代工作：
“在我即将离开之前，谨向您提出请求：除了参与《现代人》各栏的工作之外，还请您主持杂志的工作。我把有关杂志选择和订购资料、编辑、选用稿件等权限，都委托给您。希望杂志上不出现任何一篇未经您同意的文章——请您在同意发表的原稿和校样上签上字。”
根据和涅克拉索夫协议的条件，车尔尼雪夫斯基除了领导整个杂志，还要给评论栏和书刊介绍栏撰稿，还要主持这两栏的编务；为科学、综合和国外消息栏写文章；编写刊物简评；审阅《现代人》的第二校校样。关于报酬，协议中也明确规定：
“车尔尼雪夫斯基先生一年应得3000卢布，亦即每月250卢布。稿酬年底按文章的页数结算。”
现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在涅克拉索夫离开后，为了专心一意工作，建议妻子带着儿子亚历山大回到萨拉托夫老家过夏天。
2 《诗集》惹风波
车尔尼雪夫斯基接手《现代人》杂志的领导职务时，已经是一个知识渊博、完全成熟的学者了。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季节。为了指导刊物的方向，他把主要力量用在研究作品和撰写评论上面，真个是文思如喷泉，成果满枝头。他写的书评或其他论著，几乎涉及一切知识领域。他熟悉每门学科的最新成就，掌握了大量的英文、法文和德文资料。他研究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以及国外的狄更斯、贝朗瑞、海涅、拜伦、乔治·桑等著名作家。
他在1855～1856年间，陆续在《现代人》上发表的《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一书，在他的论著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可说是一部权威的俄国文学评论史。它概述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文学评论思想的发展，批判了这一时期一些反动评论家的文艺思想，特别阐述了别林斯基的美学观点，及其文学评论对俄国文学发展的重大作用。
1856年，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发表了《外省散记》，对俄国社会生活进行了透彻的剖析，对丑恶现象无情鞭笞。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评论称：“《外省散记》不但是出色的文学现象，而且是一本属于俄国生活历史的高贵而卓越的书。”
托尔斯泰发表了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这篇小说描写农民生活和刻画农民心理相当成功，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著文充分肯定。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论中，经常拿西方作家和俄国作家作比较研究，找出俄国和西方文学的差别。他多次指出俄国作家有一个突出特点：对祖国发自本能的热爱。西欧作家则不然，大多数是世界主义者。他们只忠于科学和艺术，却未必考虑给各自的祖国带来什么好处。比如莎士比亚、歌德等等。他写道：
“他们的名字，使人想起的是他们在艺术上的建树，而不是为祖国的利益优先思考的愿望。我们则不是这样：每个俄国伟人的历史作用，是以他对祖国的功绩来估计的，他的人格是由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来估价的。”
还有，比如在1856年写的札记中，他对卢梭和果戈理两位作家作了很精采的比较分析：
“果戈理的性格乃至整个命运和卢梭的性格及命运有许多共同之处。卢梭贫困、受人诽谤，他逃离祖国，但又忧伤地怀恋着祖国。他疑心重重，但有时感到十分自豪。他很不愿外露思想，但却什么也不会隐瞒。他藐视一切，但又有求于所有的人。但他仍然心灵纯洁、质朴和天真，但纯朴中又带点狡黠，而且很识人心。同时代的人觉得他神秘莫测，后代人却非常理解他。他是个天才的、高尚的、对人充满温情的厌世者。”
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祖国文学的首要任务，在于竭尽全力帮助克服俄国生活的落后面。
不仅忙于写作，他作为杂志的领导人，天天坚持不懈地关心《现代人》的利益，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时间，都放在工作上面。他要严格把握杂志的基本方向，又要努力维系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作家的关系。终日心神劳累，于是难免忙中出错。稍不留心就捅出了一个大漏子，惹出了非同小可的后果。
这件事是关于涅克拉索夫的《诗集》因起的。
涅克拉索夫在国外逗留期间，书店里出售了他的一本《诗集》。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直高度评价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当他在1856年秋天看到这本书时，便认定这是“俄国文学上未曾有过的好书”，想写一篇长文加以评论。但又觉得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似乎不大妥当；因为涅格拉索夫是这份杂志的主编，恐有吹捧之嫌。于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决定，在《现代人》上刊登一则小消息。只报道诗集出版了，不作任何评价，甚至不谈读者的热烈反映。
于是，《现代人》第十一期《新书》栏里，刊出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一篇简讯：《涅克拉索夫诗集》——莫斯科
1865年
读者当然不能期待《现代人》会详细评论编辑之一的《诗集》。我们只能列举收集在这本书里的诗作。
这就是目录读者会发现，许多诗作是以往未曾发表过的。有些虽已发表过，但这次所发表的要比以前的更为完整。从未发表过的作品中，我们举出一些篇目：《诗人与公民》、《被遗忘的乡村》、《加兰斯基伯爵笔记片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