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编《军事文集》
自从1857年杜勃罗留波夫加入《现代人》，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有可能抽出时间干点更重要的事情。1858年机会来了，军事科学院邀请他主编《军事文集》。
我们记得，车尔尼雪夫斯基去萨拉托夫中学任教之前，曾在彼得堡第二武备中学教了几个月的文学理论课。他能够到武备中学任职，全凭韦津斯基的帮助。韦津斯基早在1852年，已经是军事学校俄语和文学课的教学组长，在军校教员中声望很高。从萨拉托夫返回彼得堡后，再次来到第二武备中学，接替韦津斯基的课程。但在这里任职不久——总共只有几个月时间。
他之所以离开这所学校，是因为这样一件事情造成的。
那天课间休息时，一个班里的学生不知为了什么吵闹起来。值日军官还没来得及把这个班的秩序弄好，另一个班又吵了起来。这时休息时间已过，教师陆续走进教室到各班上课。车尔尼雪夫斯基拿着课本已经走进教室，可这个班的喧哗仍未停息。这时候值日军官跟在他后面走进来，要斥责学员维持秩序。车尔尼雪夫斯基转过身来阻止军官，说道：
“现在您不能进来！”
值日军官感到受了委屈，课后向领导提出申诉，要求这位教员向他赔礼道歉。车尔尼雪夫斯基断然拒绝这个要求，马上提出辞呈。接着便参加了《现代人》杂志的编辑工作。
不过他在教书这段时间，结识许多军内人士；离开武备中学后仍然和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后来的客人中，经常能够碰到军人：有军官，有总参谋学院的教师和学员。随着政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影响的增长，他对俄国军官中先进人物的吸引力，也就越来越大了。再后来，杜勃罗留波夫通过他的介绍，也和军人建立起了联系。他曾经打算通过各种关系，把自己的好朋友洛博多夫斯基和米哈伊尔，安排到武备中学去教书。
且说车尔尼雪夫斯基认识的军人中，有一个近卫军团的军需官卡尔采夫将军。此人还是位军事作家兼军事学院战术教授。正是这位卡尔采夫将军，推荐车尔尼雪夫斯基出任主编，办一份军事专业杂志《军事文集》。
出版这么一份杂志的设想，是参谋学院教授米柳京在1856年就提出来的。克里米亚战争失利后，形势迫使沙皇政府考虑进行某些改革。其中军队改革的问题占有显著的位置。米柳京在报告中指出：军官们养成了轻视科学的习惯，认为科学只对考试有用，在实际工作中根本用不上。他们逐渐迟钝，变得不善于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的知识因此有必要出版一份面向广大军官阶层的军事杂志，提高他们的军事水平，并有助于在他们中间传播文化。
米柳京的想法当时未获实现；因为不久他被指派到高加索集团军，离开了彼得堡。但他设想的这份杂志，1857年底独立近卫军团司令部重新提了出来，自然就水到渠成。为了最后落实出版《军事文集》的计划，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委员会上报的意见书年初获得皇上“恩准”。该计划最后决定，杂志内容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一、官方文件（沙皇诏书和军方的命令）；二、军事科学论著（战术，战史，军事统计学，军事行政，筑城学和炮兵学）；三、文艺（军队生活故事，回忆录，游记，传记）；四、综合类（包括书刊评论）。
时任近卫军总参谋部军需总长的卡尔采夫将军，希望吸收有经验、有声望的文学家参加新杂志的编辑工作。于是便邀请车尔尼雪夫斯基。可以肯定地说，委员会当时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毫不了解，否则决不会走这一步。
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委任为《军事文集》主编，主要是负责给文章润色。因为大部分来稿的文字很糟糕，不加工达不到发表水平。全部稿件由他最后审阅，看是否言之有理，文笔是否通顺，最后决定取舍。此外还负责管理杂志的庶务工作。派给他的两名助手都是军事学院的教师，一位阿尼奇科夫中校，另一位是奥布鲁切夫大尉。他们只负责纯军事内容的文章，从军事角度评价它们的价值。
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说，这是一个在军界广交朋友、宣传进步思想的好机会，就认认真真担任起《军事文集》的主编来。
他本人并不想在《军事文集》上发表东西，而是沙里淘金，挑选投到编辑部来的稿件。为了在军官中培养写作的志趣，编辑部往军队各单位发布了消息。又在《俄国残废军人报》上刊登征集稿件通知，邀请军官们支持新杂志的工作。这个通告由车尔尼雪夫斯基起草，通告的结束部分写道：
“许多非常有经验、非常优秀而又深谙业务的人，难于通过报刊将他们的成果公之于众，只因为他们被所谓标准语言的要求吓住了。但是，精通专业以及正确的观点，比华丽的词藻更为重要。假如文章出自这样人士之手，又能清楚地表达思想，那么这种文章将会因其内在的优点而受到重视”
一开始编辑部就遇到来自书报检查机关的干扰，第一期拖到5月份才出版。不过杂志出版后在军队中很受欢迎，《军事文集》的周围形成了几十名军官组成的创作积极分子。第一年，发行量达到了6000份，而且仍在不断增加。这个数字在当时大大出乎意料之外，所以《军事文集》第三期上刊出了这样一则通知：
“订户数目超过了编辑部的预料，因此第一期杂志已重印。但第一次印刷本和重印本俱已订完，本年度恕不再接受新订户。”
车尔尼雪夫斯基虽是《军事文集》主编，但他没有军籍，属于编外的职务。这样他可以少受约束，不依附于将军们。好在他的助手阿尼奇科夫中校和奥布鲁切夫大尉，都是他的知交，思想比较一致。他们尽量贯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编辑方针。奥布鲁切夫大尉写的《克里米亚战争的背景》、《论武装力量及其体制》两篇论文，就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下写成的。文章中有这样的阐述：
“国与国发生冲突，它们之间的斗争从实质上讲，与其说靠军队解决，不如说靠有关民族本身的相对力量来解决，国家的主要力量在于人民；靠人民能办到的事，单靠军队就远不能办到；今后，只有那些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善于发挥人民的潜在力量并用之于使国家变得伟大的政府才是强有力的。”瞧，简直就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如出一辙！
《军事文集》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主持下，发表了大量文章研究彼得一世、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等俄国军事家的优秀传统。同时大胆正视军队的阴暗面，揭露了军事当局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暴露出的问题。编辑部从来稿中选择一些重要问题供人们讨论：如像废除体罚尊重士兵的人格、改革兵役义务减轻百姓的负担、反对“兵窃”（军官克扣、偷盗士兵的给养）、提高军官素质等等。
编辑部抱有一个善良的目的，想解决军队中自古就存在的、根深蒂固的腐败舞弊行为。可惜根本行不通，尖锐的揭露捅了马蜂窝。
《军事文集》的这一倾向，肯定要引起上层军官的敌视。有的人立刻大喊大叫起来，说军队纪律被破坏了，说《军事文集》在军队中宣传革命。参谋副官苏马罗科夫伯爵和勒热武斯基伯爵，公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反对《军事文集》。而且其中的一位直接指责《军事文集》编辑部在散布“有害的错误观点”。
军内书报检查官施蒂默尔上校早就紧紧盯住这份杂志，他给上面写了一个反映《军事文集》问题的情况报告。
武装部长接到报告后，叫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一份检查呈报沙皇。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了一份说明书，驳斥了施蒂默尔的指责：他“对荣誉的理解，和俄国军队大多数军官的理解不一样”。“《军事文集》的这个方向不是编辑部，不是近卫军团的领导，而是俄国军队的军官们自己所赋予的。”
尽管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见，将书报检查官的指控一一驳倒，尽管卡尔采夫抱怨军队书报检查官吹毛求疵，埋怨武装部长本人对这个刊物采取敌视态度；但那些反对《军事文集》的大人物寸步不让。结果是《军事文集》只出了7期，杂志被迫暂时停刊。编辑们受到申斥，全部被撤换；卡尔采夫本人气得生了一场大病。
1858年底，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辞职。他离开之后杂志再度复刊，完全置于武装部长的控制之下。这个部长任命一名少将为杂志的新主编，《军事文集》便成了一份纯官方性质的刊物了。
由于《军事文集》事件，加上在《现代人》上发表的《论农村生活的新条件》，沙皇政府简直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视为眼中之钉，必欲除之而后快。第三厅已将他列入危险人物黑名单，派出大批密探随时加以监视。
一副罪恶的黑网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周围悄然张开。
2 衔命伦敦行
1859年夏天，伦敦出版的《钟声》杂志突然反对起《现代人》杂志来。老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和《现代人》编辑部同仁之间，发生了一场内部大混战。
导火线是杜勃罗留波夫写的一些评论文章。
在这之前几个月，杜勃罗留波夫提了个倡议，《现代人》新开辟一个名为《口哨》的栏目，借助嬉笑怒骂抨击社会的弊病，鞭挞丑恶与奸诈。
按照杜勃罗留波夫的想法，《口哨》栏的矛头不仅是要对准露骨的反动派，也可以适当批评批评那些“抱残守缺者”和所谓的“进步分子”。进步而冠以“所谓”，是特指当时某些也在高唱暴露文学、实则“小骂大帮忙”的文人。
当时确有一批很时髦的“暴露”作家，他们只热衷于在“上面”允许的范围内批评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不仅不会动摇专制政权，相反，它把社会的注意力引离事情的本质，让人们忽视“这台某些人竭力加以修复的机器已经是破烂不堪”。而且，这类对旧制度毫毛无损的时髦作品，还能营造出一种民主的假像。似乎允许人们自由说话，文学作品可以干预社会生活。
对这种人幽他一默又有何妨？
杜勃罗留波夫不仅在《口哨》栏，而且还在自己的长篇评论中无情地揭露这类所谓的“暴露文学”。他在《现代人》4月号上发了一篇《去年文学琐事》，尖刻地嘲笑了暴露派小说家们的那套雕虫小技：
“倒霉的是那些录事、区警察局局长、市议会秘书、区监督。遭殃的还有警士和乡村警察。即便有时触及省一级的官吏，这样的暴露文章大部分也是用以下公式炮制的：突出一个极为高尚的省长，这是省内上下的大恩人，他主张一切按法律公开办事。他身边总有两三名心地善良的官吏，由他们来惩处有各种舞弊行为的人。但是请仔细听听这种暴露文章的腔调吧，每个作者都异口同声地说，俄国一切丑恶现象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区警察局长狡诈，警士们粗暴。”
这一新的栏目果然博得了读者的赞许，但贵族自由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大为恼火。
流亡在国外的赫尔岑，1859年突然在《钟声》杂志第44期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非常危险！》。文章对《现代人》编辑部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似乎《口哨》的方向大错特错，是在扼杀刚刚起步的言论自由。并把《口哨》栏目的撰稿人，和扼杀言论自由的反动政府混为一谈。他在文章的末尾作了侮辱性的暗示：
“我们这些可爱的小丑们忘了，沿着这条危险的道路吹口哨，不仅可能滑到希尔加林和格列奇那里，而且还可能（但愿千万不要）滑到斯坦尼斯拉夫那里”
希尔加林和格列奇都是办反动杂志的俄国作家。用他们来类比《现代人》杂志的同仁，必然会挑起一场文坛大论战。
其实，这场争论并不是突如其来，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除了文艺观点上的分歧之外，赫尔岑与《现代人》杂志的革命策略也格格不入。就思想倾向而言，赫尔岑更接近于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当中的自由派。此时他仍然相信，可以凭借沙皇和贵族的仁慈，使俄国人民的状况得到改善。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直生活在俄罗斯的现实之中，对社会各阶层的生存处境、政治态度，以及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他相信人民，号召人民觉醒起来。而赫尔岑呢，按列宁的话说，则“是地主贵族中的人。他在1847年离开俄国，没有看见革命的人民，也就不能相信革命的人民”。
6月5日清早，情绪激动的涅克拉索夫来找杜勃罗留波夫，告诉他流亡在伦敦的赫尔岑突然反对起《现代人》来。涅克拉索夫本人还没有见到那期《钟声》杂志上的原文，但在俱乐部里别人跟他说，《钟声》杂志的那篇文章，暗示《现代人》已被当局所收买。当天杜勃罗留波夫在日记中写道：
“如果这事属实，那么赫尔岑根本就不是一个严肃的人；在报刊上如此轻率地评论别人，太蛮横了。我越是琢磨这个消息，就越相信这仅仅是涅克拉索夫的感觉，事实上根本没有这种暗示。必须尽快弄到《钟声》杂志看看那篇文章，然后才好决定怎么办。至少应当给赫尔岑写封信，把问题解释清楚。今天一整天我都在想着这件事，老是忐忑不安，仿佛在我口袋里找到了莫名其妙地落在里头的别人的钱我个人并不因为赫尔岑的刻薄而感到很失望。不得已时，我可以和他论战一番；但涅克拉索夫却焦躁不安，因为赫尔岑在我们社会的优秀分子中影响很大。暗示被当局收买这件事特别使他感到受侮辱，他几乎下决心要亲自到伦敦去做一番解释，说这种事完全可以导致决斗。我不明白，也不赞成这样做，不过我也觉得必须进行解释，为此我愿意前往”
涅克拉索夫和杜勃罗留波夫都认为，同赫尔岑见面时应力争使他收回那篇文章。伦敦是非去不可了，但不是他俩，而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去。涅克拉索夫觉得选杜勃罗留波夫去不合适。他担心杜勃罗留波夫心直口快，话语尖锐，谈判容易弄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