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西是个生性沉静而腼腆的人。他总是让他那活泼的太太与来访的客人打交道，自己却退到一旁。然而他却是一个极端聪明的人。他在宇宙射线的研究上声誉卓著。为了研究宇宙辐射，他曾历尽千辛万苦，跋涉了无数山川，放了许多探测气球到天空去，因为宇宙射线来自星际空间，进入地球大气层的距离愈近时则射线愈强。但到了洛斯·亚拉莫斯后，洛西进行研究的地点却是在他们高丘边沿峡谷的谷底。这是洛斯·亚拉莫斯让人琢磨不透的神秘处之一。
每天中午，赛格勒和洛西都到“技术区”的中部去，轮流替加蓬到那里的邮局去取信，直到费米出差回来为止。
还有一位是贝德。
贝德是第一个到罗马大学物理系的外国学生。在科尔比诺罗致了一批物理学者到来后，罗马大学物理学就对外国学生有了很大的吸引力。贝德就是在1931年从德国慕名而来的。他来拜访费米时，态度非常谦逊。他说话很少也很慢，沉思的时候比说话的时候多。他常常不停地眨着眼，一头浓密的栗发直竖着。吃饭也吃得很慢，但不停地吃。一大盆意大利通心粉渐渐地让他用红酒送了下去。
他以为他思考的步骤太慢，想向费米学习思考得快些的方法。他所学得的思考方法是把一个问题一口气解决，就如一口气吃下一大盆意大利通心粉一样。他把问题的所有资料列成各种复杂的公式，钻研不休。费米却告诉他如何将问题浓缩成一些要点，怎样先寻求局部的解答，怎样用一般的推理来代替严格的数学式的演绎。
贝德和许多德国人一样，对希特勒势力的扩张怀着疑惧。1933年便离开了德国，先到英国，接着又到了美国，在康纳尔大学任教。1943年春天来到洛斯·亚拉莫斯，在这里他担任了理论物理组的主任。应该说，原子研究计划的成功，贝德研究小组的贡献特大。原子弹的制造并无经验可资参考。所有有关材料的选择，原料纯度的测定，构造的设计，临界体积的设定等等，都得凭实验的结果来作理论上的分析决定，尽管有时可资凭借的材料极为有限。
还有一位是爱德华·泰勒。他是匈牙利人，浓浓的眉毛下面一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看不出和其他民族的人有什么区别。1935年和1937年他和费米都曾应邀到美国讲学，两人交情日深。费米很赏识泰勒对一些老问题的新见解和无数的新观念。他们在科学上许多见解相投。但是，泰勒当年在罗马短暂的停留期间，两人并没有讨论多少物理学上的问题。两人只是打打乒乓球，聊聊天。泰勒的球打得很好，使费米碰到对手。
“这位青年人很有想象力。”费米常这样说：“要是能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他真会前途无量。”
铀分裂的发现使有想象力的科学家有了一个施展他们才智的机遇。泰勒便殚精竭虑地在这上面从事开垦。他思考的问题远在已知事实的前头。1939到1940年间他总是把他的想法与费米剖析，两人展望着未来的原子时代。费米喜欢用类比的方法来思考。他还不能想象原子弹是个怎样的东西。除非有一样东西可以比拟一下。但世界上哪里存在着可以比拟的东西呢？一个铀原子在分裂时所产生的能量是那么的无比巨大，只需少量的铀就可以产生巨大的爆炸力。难道宇宙间或地球上还有其他这样前景更广阔的能源吗？
“殒石也许有。”泰勒说。他和费米曾在一起旅行时参观过亚利桑那的殒石坑，那些来自太空的殒石，在沙漠里爆炸而形成了又大又深的坑洼。也许，这两种现象大体上可以拿来作一比较。他们还讨论到热核子反应的可能性，这也就是氢弹所依据的原理了。
泰勒的手并不像他的脑子那样灵活。有一年的感恩节，他自己要求到费米家里来吃晚餐。由于桌子太小，费米便跑到地下室去赶紧做一块可以加上去的活动板。泰勒也去帮忙。但是不一会儿，他便心不在焉地和费米热烈地讨论起问题来了，还不停地挥舞着铁锤和螺丝刀来加强语气。结果是把一只手指搁到了费米的锯路上。加蓬替他包扎好后，费米对他说，他最大的帮忙是静静地坐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尽管泰勒和费米研讨各种问题，但他最初总有一个疑团：把科学研究的成果用于战争，到底对还是不对。直到1940年5月10日，他在华盛顿泛美科学家协会举行的第八届代表大会上听了罗斯福总统的演说之后，才彻底解除了留在心里的疑虑。
罗斯福总统说：“科学上伟大的成就只成为某些人想达到某项目的的工具我们还能继续我们和平的建设吗？不，我以为不能。现在显然是用我们所有的知识，所有的科学成就在必要时，终需共同用所有的方法来保卫我们的科学，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文明。”
泰勒一旦参与了有关战争的科学研究，就在铀原子理论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是跟奥本海默来到此地的第一批人之一。他的太太和一岁的孩子跟着他四处搬迁，并且带着他那笨重的大钢琴。白天紧张工作之后，一到晚上，泰勒总是坐到钢琴前一直弹到深夜。这使他的邻居们不知所措：是该感谢他那美妙的独奏呢？还是该因他的影响不能入睡而提抗议？
泰勒每天都要与夫人和儿子一起消磨点时光。他喜欢给儿子读卡洛尔的诗和小说，不管孩子懂不懂得。他还为儿子编了一首以英文字母排列的歌，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
A代表原子，极小的一颗，
从来就没有人见过。
B代表炸弹，它相当的大，
因此你不要随便使它爆炸。
S代表秘密，你可以保守着它，
只要海外的人智力都很差
3 “大家庭”中小人物
在提到熟悉的朋友们时，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到。他就是鲁道夫·白野尔斯。他又引出了一个特殊人物。
费米他们刚刚搬进新的公寓，正忙着打开箱子取出东西时，有人在敲门。
进来的是一男一女。女的身材高大，脸上充满自信的表情；男的则很矮小，脸色苍白，除了双目炯炯之外，别无可以引人注目之处。女的说话时，外国腔调特别明显。
“你不记得我们了吗？我叫白野尔斯。1933年时我们在罗马见过的。现在我们住在第二号公寓，同一栋房子。”他的英语说得很流畅，只是把冠词都省了。
加蓬记起来了。这位当年移居英国的德国人，到罗马大学物理系来做过几个月的研究生。那时加蓬和他的太太珍尼亚很熟识。
白野尔斯解释说，他是英国派来洛斯·亚拉莫斯帮助美国同行进行研究工作的一批科学家之一。他们早到了几天，他们的两个孩子在伦敦开始被轰炸时曾撤到加拿大会，现在已来和他们住在一起了。
命运把这两家人安排在一栋房子里，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孩子们也有了友伴。费米们时常听到珍尼亚大声斥责儿女，她仍然用严格的英国方式来教养儿女而不从儿女那里学习美国的生活方式。
不久以后的一天，珍尼亚提议两家一起到弗里佐斯峡谷去野餐。
加蓬很踌躇。弗里佐斯峡谷有些最古老的印第安人的村落和一些原始人的洞穴，都是她所没有见过的。但在另一方面，她又从未在崎岖的山道上驾驶过车，有点害怕。
“罗拉，听我说，有人会替你开车的。他们都有驾驶证。”珍尼亚热心地说。
驾车的是个很漂亮的青年，圆脸孔，黑头发，瘦长身材，圆形眼镜下射出来沉静的眼光，年纪三十左右，少言寡语。加蓬试着和他打交道，问他一些话，他都只简单地回答。也许是在全神开车吧。
从对话中，多少知道一点他的情况：他生于德国，逃难到英国，已取得了英国国籍。他是英国派来的科学家之一，最近才到这里来。此人举止文雅，对人极有礼貌，但对加蓬的友善表示却反应冷淡。当他们野餐后回来，在加蓬门前道别时，她请他把名字再说一遍。他叫克劳斯·福煦。
在洛斯·亚拉莫斯，大家都很信任他。他也经常参加各种晚会。因为在洛斯·亚拉莫斯，晚上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男人们不能和妻子们谈工作方面的事，他们惟一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因此他们常聚在一起，福煦也常来参加。他和大家做各种游戏，好像很高兴，但说话不多。他们都觉得这人很可爱，虽然对他毫无所知。
其实，这时的福煦，是个过着双重生活的人——一方面，是一个很能干很受器重的物理学家，另一方面，他又是个间谍。他把关于原子弹的秘密情报提供给苏联，并未引起猜疑。
直到1950年，在极轻微的压力之下，福煦便将他的间谍活动完全坦白出来。他的间谍活动并没有任何被揭露的迹象，可能是他对自己的信仰有了怀疑。费米和加蓬从报章上读到了关于他的案子的调查和审讯的经过。他自己供述他具有双重人格：他既能保持对朋友的情谊，又能够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
他在德国时就从事地下工作。其后到了英国，他时常听到对反对希特勒者的赞美。可是，英国政府也曾使福煦受到过很深的伤害：1940年5月，英国政府曾将所有的敌侨，不论其政治信仰如何，统统看管起来严格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福煦纵然是受纳粹迫害的难民，也被送到“人岛”集中营里去呆过，其后又被送到加拿大。1941年1月，福煦从加拿大集中营被释放出来，返回英国。这时英国已于半年前和苏联签订了以20年为期的互助条约。第二年6月，希特勒发动了对苏联的突然进攻。此时，人们都寄希望于共产主义的保卫者会使纳粹失败。在这样的历史关头，福煦便依照自己的判断行事，为苏联服务。在他的脑子里，尽管他违犯了那个给他以政治庇护的政府的法律，但在道义上，他却认为无所亏欠。
尼可拉斯·巴克是这个新市镇人所熟识的人物。在这里的一脸沉思的人物当中，巴克最为突出。他无时不沉静在严肃的冥思苦想之中，似乎他只为理想而活着，人世间别的事情都与他无关。他常常显得心不在焉，目光散乱，并不在意身边的任何事情，说话好像在耳语，或是在自言自语，好像说不说都没关系。
当他在小镇里行走的时候，他似乎不管自己在往哪里走，而只让他那不离左右的儿子带着他。他儿子也是个物理学者。这时他已年近60，是那群物理学家中年纪最大的人，无论和他有无交情的人都对他怀有敬意，称他叫“尼克叔叔”。
他从哥本哈根到洛斯·亚拉莫斯来，有着一段离奇的经历。
在哥本哈根时，丹麦的警察通知他说，德国人在找他。他便乘一条小船渡过松德海峡到了瑞典，由英国政府帮助他飞到伦敦。他带着他同是物理学者的儿子辗转到了美国。他的太太和其他的儿子仍留在瑞典。其后，他便被称为“巴克先生”。德国占领丹麦时，他把他的诺贝尔金质奖章浸在一瓶硝酸里，战争结束后，他又找到了它重新铸过。所有这些故事，都是很有戏剧性的。
“尼克叔叔”并非一直住在洛斯·亚拉莫斯，但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他时常到费米家楼下的白野尔斯家吃饭。只要听到阵阵清脆的笑声就可以知道，珍尼亚在请客了。尽管“尼克叔叔”说笑话时那耳语一样的声音传不到楼上，但哄笑的声音显然发自珍尼亚。要不，就是大名鼎鼎的玻尔说了许多有趣的笑话。
闻名全球的原子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之来洛斯·亚拉莫斯，是保守得最好的秘密之一。但是，他在研究工作之余，对爬山、滑雪之类的兴致和能耐，却令人叹服。
玻尔总是为欧洲的命运担心。他在和费米一家人野游时，所谈的也是关于战争的话题和纳粹所造成的苦难。不过，在洛斯·亚拉莫斯，他已不像1939年在纽约时那样的紧张和恐惧了。那时，他最感恐惧的是丹麦被德国占领，现在已然成为现实。任何可怕的既成事实，都没有在想象它发生时那样可怕了。玻尔现在的悲痛已没有那么深沉了。
1944年秋天的那个星期日，玻尔已经可以时不时地忘却他惯常的烦忧，来欣赏片刻自然的奇景了。他轻快矫健的脚步，使同伴们感到惊异。一路上碰到细流时，他从不停下来审度一下宽窄，而是只看便当的地方，一跃而过。
路上，他们曾停下来看一只鼬鼠，那是欧洲没有的一种肉食动物。它的美丽的外表使“尼克叔叔”非常高兴。他蹲了下来，对那只小动物蓬松翘起的尾巴、深褐夹白纹的体毛以及那灵巧转动着的小脑袋都大加赞美，却不知道那样做的危险。同伴们花了许多工夫才把他劝开。
到了该往回走的时候，玻尔毫无疲乏的感觉，他仍兴致勃勃健步如飞，同伴们都跑不到他前头。他一路走一路又滔滔不绝地谈起了战争和德国，说话声时时被涧水声所淹没。
滑雪也是玻尔喜爱的运动。冬天来了，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费米、玻尔和其他几个朋友一道，来到白雪皑皑的疏野山。大概是看见玻尔的眼里流露出一试的愿望吧，几位年轻的科学家自愿把雪屐借给他。他在雪山坡上大显身手，灵活地转弯，巧妙地飞跃，在速度最高时突然停住，玩出的各种花样都非在场的人所能做到的。他一直不停地滑下去，既不休息，也没有想到该把雪屐还给主人，直到太阳已经下山，夜幕将垂时才不得不罢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