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学生在考试之前情绪紧张地议论说：“费米和拉赛谛对谁都毫不留情，不及格就不及格。”“他们不懂得通融。”“他们对学生的要求是以他们自己的水平为标准的。”但是，费米又很善于寓教于乐。
有时，费米会邀请他的学生们去做“非正式交谈”，实际是做做游戏之类。
“不要怕，”费米对他的学生说，“我们只是做一种游戏。这种游戏叫做‘两个钱币’：任何人都可以向别人提问题，答不对的要拿出一个钱币来，但提问题者如果自己也解答不出，也得拿出一个钱币来。就这么简单。我们开始吧。谁有问题问这位小姐？”他指向女学生金妮。
亚马尔第用从他老师那里学来的半严肃半嬉笑的态度说，他有一个问题，最适合问女士的：“你知道的，橄榄油的沸点比锡的熔点高。那么，你如何能够用橄榄油在涂锡的锅里煮东西？”——意大利最好的长柄锅是铜质镀锡的。
这个问题可不像费米所说那么简单。要解答这种问题并不是会做菜就行的。金妮虽然有点紧张，却回答得很对，她说：“煎食物的时候，油并没有沸，沸的是食物里的水分！”他们就是这样互相启发，将书本知识穿插在游戏之中进行传授。费米也提出问题，还把答案写在黑板上，教学生如何推理，如何摒除不重要的因素，以及如何凭已知的条件来探究未知的知识。
有时，这种不依常规的研究，也会出现战斗硝烟。从费米一张旧桌子上的一个洞可以看出来。那个洞是赛格勒在一次讨论中发脾气，用拳头打穿的。赛格勒很容易发脾气，大家戏称他为传说中眼里能射火焰的大蛇“巴西里克”。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费米从不计较。
费米还和心算高手马佐拉诺搞过比赛。有人问：“请你告诉我们，1538的对数是多少？”“243乘以578的立方根是多少？”费米用铅笔、纸和计算尺，马佐拉诺则什么也不用，只用他的脑子。结果两人都准确无误，胜负不分。
对于别人的研究成果，费米总是积极支持。性格十分内向的马佐拉诺，早上搭乘电车到大学去时，常常随车子摇晃而想到一些新的见解。这时他就会从口袋里掏出铅笔来，在卷烟盒子上记下一点什么。下车走向物理大厦时，他仍沉浸在沉思之中，旁若无人地走到老师面前，拿着卷烟盒子，陈述他的见解。
“好极了，写下来，拿去发表！”费米曾欣喜地对他说。
“噢，不，这不过是小孩子的玩意罢了。”他抽完最后一根卷烟就把盒子抛到字纸篓里去。其实，马佐拉诺在海森堡的核子理论发表之前，便已想出同样的道理，但他从未写出来。
费米周围那班人，常常觉得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与平常的推理方法不同，让人极难理解。费米对量子论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人们深为折服。对比来说，“物质和能是由电波构成的”。这种理论，在人们看来，无疑是一种教条，而不是可以证明的事实。教条是信仰上的问题。在信仰问题上，教皇是永无错误的。而在量子论的问题上，费米是永无错误的。那么，费米也是教皇了。从此以后，费米便被他们称为“教皇”。这种称呼使新来的人大为惊异，但不久之后，连国际上年轻的物理学家都知道费米这个尊号了。
与此同时，拉赛谛被同行们尊为“红衣主教”；马佐拉诺则被称为教廷的“大裁判官”。
后来有一天，柏西柯自都灵来到物理学大厦。他说，在都灵，没有一个人相信量子论，认为这种理论和既成的真理相反。
“教皇”费米对此事很关切，立即派柏西柯为“宣传红衣主教”，责令他去向“邪教徒”们传播“福音”。
柏西柯不辱使命。不久之后，他就以长诗形式寄回一篇详细报告，最后两节写道：
他们终于认识了真理，
现在深深地相信，
光是光波和物质，
电子也是物质和电波。
这是他教给邪教徒
众多的教条之一，
从《神圣福音》的例子中，
他使他们心悦诚服。
3 27岁的院士
科尔比诺打算在罗马大学设立理论物理讲座的想法，一开始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当费米应聘，一批年轻的物理学家进入物理大厦，干得兴高采烈之时，这种反对就升级为仇怨了。一位高级物理学教授愤慨地说这是侵犯了他的领域，是认为他不会教他所担任的课程，是对他个人的侮辱。这位教授就是人称的“北先生”。
1928年发生的一件事，人们普遍认为是“北先生”的报复行动，而牺牲者是费米，尽管费米不介意这种恶作剧。
事情是这样的：意大利科学院一年一度的年会，可以提名新院士。这年6月，科尔比诺准备推荐费米为院士。但因他自己要去一趟美国，不能出席会议，便准备了提名信，而“北先生”则答应在会上代为宣读。
当科尔比诺回来时，费米却并未成为院士。他问“北先生”为什么，“北先生”摸摸自己的前额说：“我的记忆力糟透了！我忘了你的信。它还在我的口袋里呢。”
机会还是有的。
早在1926年1月，意大利内阁曾批准成立一个新的“意大利学院”。在墨索里尼心目中，这将是一个最高的学术机构。它超乎现有的各种学术组织，以便使之为意大利在国际上争取荣誉，配合法西斯主义的集权需要。
首批30名院士定于1929年3月选派。根据条例，参议员不能任院士，科尔比诺也就未被列入。要是第一批院士中必须有一名物理学家，那就得另找他人。“北先生”认为自己大有希望了。“北先生”对于法西斯党的忠诚，是人所共知的，但其他许多有声望的物理学家并不如此。然而，他的希望落空了。
有一天，一个青年直奔“北先生”的办事处方向，一面高声嚷嚷：“第一批院士已经选定了！其中有一位物理学家”“北先生”张大了镜片后面的眼睛，涨红了脸听着。
亚马尔第却兴高采烈地继续叫道：
“是费米！”接着便跑开了。他瞥见“北先生”的脸变成了紫色。
费米对这意外来到的荣誉，当然感到欣慰和兴奋。他才刚满27岁。然而他从来没有刻意追逐这种荣誉，他宁可回避。
新院士的地位，给他带来颇为可观的薪金，使他可以更好地从事研究和著述。这份薪水比大学所得还高50%，还可以兼职。金钱可以消除收支不抵之忧，可以带来安全感。这是非常实际的潜在价值。“金钱，总是自己跑到那些不去找他的人那里。我不曾去找它，它自己却来了。”费米曾经对他的妻子这样说。
当上院士，必须缝制院士礼服。为这，花费了7000里拉，折合美金350元，等于他大学三个半月的薪水。学法兰西的样子，意大利新院士的礼服绣有银纹，裤子也镶银纹，粲然有光。此外还有一顶斜插羽毛的卷边礼帽、一柄短剑和一件黑色的长外套。
费米不喜欢招摇，对这套服装非常讨厌。他只是在10月28日学院宣布正式成立那天，也即是法西斯进军罗马七周年那天才穿戴起来。这一天，正好有漆匠在家里干活。费米觉得让人看见他穿着得那么古怪，有点难为情，他叫妻子把所有面向走廊的门都关起来，好让他出去。
接着的问题就是他该叫一辆街车呢还是自己开那部“小宝”轿车？“小宝”轿车和这个庄严场合是不相称的。但他还是依自己的脾气，用黑外套把羽毛和银绣掩盖起来，不自在地开着自己的汽车上路了。
另一件使费米感觉不习惯的，是院士的尊称——“大人阁下”。有一次去到一家曾经住过的旅馆，经理问他：“您是费米大人的亲戚吗？”
“远房亲戚。”费米说。
“费米大人时常到这里来。”经理郑重而自豪地说。
费米这样把自己开脱后，感到自在得多。
费米在科技学术界的声誉越来越大。1930年夏季，美国的密西根大学举行理论物理研讨会，邀请费米就“辐射量子论”发表演讲。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美国。
密西根大学物理系主任朗道尔教授热情地接待了他。费米用他那不正确的美语发音和不准确的翻译术语讲他的量子理论。有两位来自荷兰的物理学家在每次听完讲以后，自告奋勇地把他说错和误用的词语列成一张表交给他。费米一经明白，他的错误就不会重犯。夏季将尽时，费米演讲中的用词和语法错误已明显减少。后来这两位朋友也认为没必要再给他列举错误了。
此后，从1933—1937年，每年的夏季，费米都要到美国去讲学或从事研究工作。初到美国，处处感觉到它与欧洲的许多不同。纽约，无论什么东西都体现出现代化都市的特色：到处是摩天大楼和高架桥，孩子手上的污垢，到处扔的是废纸、纸袋、纸巾和包装纸他们相信金钱就是一切，包括象征公平与尊严的法律在内，都能够用金钱来收买。例如出巨资来悬赏捉拿犯罪的人或通风报信的人。这种带有原始残忍性的事情在意大利早已不复存在了。他认为美国人的生活中缺乏欧洲人的那种文雅，他们的自发精神和缺乏节制的行为是一种不成熟
但是，随着接触的增多，他对美国的了解就更深入一层。他看到美国人因为接受了人人生而平等和人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原则，他们已经放弃了旧世界的许多特权。他也有机会从外面来看意大利和法西斯主义。
此后每次回国，他在家里总要谈起要移居到美国的意向。要逃离独裁统治。但他的妻子这时还总不以为然，她不相信这种变化会有什么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