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时15分，从瑟堡城中开出两辆小车，瑟堡市长和警察局长面见隆美尔，要求他保证不再攻击城市和无辜平民，并表示愿意劝说守军最高指挥官放下武器投降。隆美尔给了他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13时15分到了，守军仍然没有回音。隆美尔下令恢复攻击。德军的炮火准确地瞄准中央要塞和海军码头射击，坦克和步兵从多个方向突入了市区，边肃清残敌，边向码头方向挤压。14点，已被炸得面目全非的中央要塞被迫悬起了白旗。
17点，正式受降仪式在瑟堡海军基地司令部举行。装甲师全体军官列队站在广场上，对面是瑟堡的所有英法守军。隆美尔在副官陪同下步入广场。他突然发现，法军最高指挥官瑟堡要塞司令和舰队司令都不在场，于是马上下令去寻找。德军在一幢别墅里发现了他们，并把他们带到了隆美尔面前。法国北方舰队司令阿布莱尔海军上将回答说，投降并未征得他的同意。然而，一切已经晚矣！战斗结束了，隆美尔征服了瑟堡。这也是他在法国战场上所经历的最后一场比较大的战斗。
隆美尔的“闪电战”取得了巨大胜利。他的“魔鬼之师”从比利时长驱直入法国西海岸，以损失42辆坦克、官兵阵亡682人、伤1646人的代价，俘获97468名英法比军俘虏，缴获大炮277门，高射炮64门，坦克和装甲车458辆，汽车近5000辆。
面对如此辉煌的战果，霍特军长在一次晚宴上当众赞扬了隆美尔。但许多德军将领显然对隆美尔赢得的荣誉感到嫉妒。霍特私下也表达了保留意见，他在一份机密报告中告诫说，这位将军太容易凭一时冲动行事，要是隆美尔能获得“更多的经验和更多的战术判断能力”，或许是一名军长的合适人选。他同时指责隆美尔对别人在他所赢得的胜利里作出的贡献表现得过于心胸狭窄。
集团军司令克鲁格上将也有共鸣。当隆美尔邀请克鲁格为自己写的有关法兰西战役的手稿撰写序言时，克鲁格委婉地指出：书中有许多图表和资料被篡改为是第7装甲师的功绩；而空军的作用是绝对不能忽视的；隆美尔左翼第32步兵师实际进展速度要比书上提到的快得多；他也不同意隆美尔在书中对自己的右翼友军哈特利伯中将指挥的第5装甲师所表露的冷嘲热讽。
哈特利伯则正式向柏林告发了隆美尔。他指出，他的装甲师行动迟缓是因为隆美尔借用他的装备在马斯河上架桥不归还。施特莱彻也深有感触：“隆美尔还抓住这个机会偷用我的重型坦克，以便让他的师得以向前推进。这样做的结果使我们的步兵遭到了重大伤亡。”他曾与隆美尔发生过激烈的争吵，但隆美尔在给人事部长鲍德温·凯特尔的信中却道貌岸然地宣称：“我并不认为有什么粗暴的地方。”
另外，隆美尔偏袒纳粹要员的行为也成为同事们议论的话题。在向圣瓦勒雷发起最后冲击的时候，隆美尔让汉克中尉指挥一个坦克连，尽管汉克本人也认为自己不能胜任而加以反对，但他仍然坚持这样做。不久，一枚炮弹的碎片打进汉克的坦克炮塔里，汉克惊慌失措，下令暂时停止前进，挡住了全团的前进路线。团长卢森堡上校只好派自己的副官前去叫汉克让开道路。
隆美尔却建议授予汉克“骑士十字勋章”。他绕过正常渠道，由特别信使直接把推荐信送给了希特勒。大伙都认为，这是隆美尔心术不正的极为明显的标志。就在这时，汉克冒犯了隆美尔，他无意间提及自己身为宣传部高级要员，权势要比隆美尔少将的管辖权大得多。隆美尔闻听后气急败坏，立即又派一名副官到元首大本营索回了自己刚送上去的推荐信。“这种做法成了全师官兵的话柄，它使全体将士心目中那个勇敢无畏、才华横溢的领袖偶像顿时变得黯然失色。”
朋友们都由衷地钦佩隆美尔，“他的魔语是速度；英勇无畏是他的资本”。戈培尔手下那帮纳粹宣传家们更是欣喜若狂，隆美尔在1940年夏天的功绩好比是一件极好的礼品，他们恨不得将所有赞美之辞都堆到他身上。对他们来说，隆美尔就像是《启示录》中的一名骑士，他的装甲师“就像一支魔鬼的舰队”。
法兰西战役结束了，德国部队占领了法国。不久，戈培尔邀请隆美尔协助拍摄关于法兰西战役的大型影片《西线的胜利》。他把整个8月都用于布置“魔鬼之师”抢渡索姆河的场景，并亲自担任导演，训练士兵们的表演技巧。然而，这场战役的场景实在大得惊人，以致许多人在拍摄过程中丧失了生命。
为增强效果，他从战俘营里挑选出一批法军黑人士兵，扮演从村庄里走出来投降的情景。他告诉他们，脸上要带着恐惧的表情，举着双手走出来迎向坦克。可他们表演得太过分了，翻着白眼，发出惊恐的尖叫声。隆美尔只好卡断镜头，通过翻译耐心地向“演员”说戏，告诉他们，感情应该表现得更逼真一些。这时，他简直比真正的电影导演还要认真。
这一时期，他和部属的关系十分融洽，不时关心他们的妻子和家庭，关心他们的假期和功勋。纳粹报刊也加紧宣传他的战功。年轻军官中崇拜隆美尔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从四面八方跑来看望隆美尔。但这一切也给他在德国最高统帅部里树立了更多的仇敌。他的朋友海斯这时已受命主管军队报纸，他私下去信提醒注意这种正在增长的敌意。但隆美尔并不以为然。空暇之余，隆美尔不是和亲德派法国地主一块打猎，就是躲在指挥所里撰写自己的战役史。
1940年夏天，隆美尔一直在为入侵英国而紧张地训练他的装甲师。他仍旧渴望新的荣誉，在这一点上，他似乎永远感觉不到满足。7月19日，希特勒在国会大厦发表演说时威胁说，如果温斯顿·丘吉尔不停止对柏林的夜间空袭，他就要“摧毁”英国的全部城市。许多高级将领都参加了会议，但师长一级却谁也不知道。
8月，隆美尔的两位朋友弗雷德西里·保卢斯和卡尔克里·艾培尔晋升中将，这使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轻视。但令他最痛苦的是，这两位都是在最高统帅部任职。“看来我们这些作战的军人照例只能当炮灰”，他在一封信中抱怨道，“只要这个派系把持着高位，情况就不可能有什么改变”。
时过不久，隆美尔突然接到电报，命令他于9月9日前赶往总理府，这令他心情万分激动。隆美尔非常自信，他自认为自己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希特勒一定会授予他“橡树叶勋章”，他还为佩带这枚勋章预先买了一根缓带。然而，希特勒只打算和他的将军作一次礼节性的会见。为此，他曾沮丧地写信告诉露西：“我不计较这些。”不过，他又享受了一次非常待遇：坐在希特勒的左边共进午宴，站在希特勒的右边列席军事会议。
1941年2月，在柏林，人们潮水般地涌向电影院观看《西线的胜利》首映式。15日，隆美尔回到了家中，希望能弥补一下被打断的圣诞假期。然而，就在他到家的当天晚上，希特勒的一名副官带着一份命令也赶来了，通知他立即飞往柏林面见希特勒和布劳希奇元帅。显然有什么重大的使命在等着他。第二天清晨，他便又吻别了妻儿，匆匆赶往柏林。
几天后，邮递员给露西送来了一封信：
飞机12点40分在施塔根机场降落。我首先乘车去见总司令，他简单地向我介绍了一下新的任务。然后我又去见元首。会见十分仓促。我的日常用具也到了，我只能带上这些最低限度的必需品。你可以想象此刻我脑海里的一切是怎样翻腾的。……这一来我们的假期又得再次缩短。无论是你或我都不应该烦躁，这是形势使然。新的任务十分艰巨和重大。
他究竟去了哪儿？到底在干什么？作为妻子，露西十分关心。她猜测命运将把丈夫带向何方，却又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丈夫又从柏林来了封信：“昨晚在新的地方睡觉。它将是治疗我的风湿病的一个好地方……”她蓦地想起了一件事。有位法国医生曾为隆美尔治疗风湿病，他善意地劝告：“您需要阳光。将军，您应该到非洲去！”难道这个建议真成了现实吗？
